孔子曾講過人生的“三段式”：少年人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人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老年人血氣已衰，戒之在得。簡單回溯一下曾國藩61個年輪的人生歷程，他對人生有一個非常深的體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話來概括就是：
少年經不得順境，
中年經不得閒境，
晚年經不得逆境。
曾國藩61歲的人生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他從孩童時到28歲這個年齡時段，標誌性的基礎或成就有兩點最為重要。
一是曾國藩在28歲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 1838年 ）考中了進士，並留在翰林院繼續深造，從而拿到了傳統社會的敲門磚，打破了曾氏家族幾百年“寒籍”的歷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為曾國藩寫年譜時感嘆道：“曾氏自佔籍衡陽以來，無以科名顯者，星岡公始督課子姓受學，賓禮文士，公遂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湖南人將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稱為“出湖”。曾國藩在“出湖”改寫個人和曾氏家族歷史的同時，也為他改變時代的歷史創造了必要條件。
二是在這一時段中，曾國藩還練就了一種經世致用的本領，尤以在嶽麓書院學習時受到湖南經世思潮的影響最為顯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據學極為盛行時期，嶽麓書院仍以程朱理學為依歸，以經世致用相勉勵。乾隆時，嶽麓書院的一條學規寫道：
“立志。心之所之謂之志。志，氣之帥也。志在南轅者必不肯北轍，則立志要矣。歷觀古聖先賢，未有不先立志者。諸生遠來肄業，口誦先儒之書，已有年矣，試觀此心，其果定志於聖賢之學乎？則宜加精進，益加涵養，以求至於其極。如尚未有定志，則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趨向，往可不諫，來猶可追。須知古來聖賢豪傑，人人可為。”
從後來的種種跡象看，儘管曾國藩在這裡讀書的時間不長，但他恰恰在這裡受到湖南理學經世學風的薰陶。曾國藩在翰林院及早期為自己立下的諸多“立志箴”、“課程”等，明顯受到書院學規、學箴的影響。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儒家文化為依歸，以捍衛傳統的道統，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但他同時是一個博學的人，他沒有走入腐儒一途，而養成的經世致用本領，使他能夠通權達變，以適應時代的需要。這就是他平生經常講的人要立得住，還要行得通。
第二個階段是曾國藩在京城從政為官的十五年。這十五年特別是最初的九年間，是曾國藩步步高昇的一段時間。用張愛玲的一句話來說：成名要趁早。
道光二十七年，曾國藩在37歲的時候，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 ），是一個與地方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級官員。所以他信心滿滿，給當時還健在的祖父寫信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他說孫兒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來一百多年的“升官紀錄”。的確，在40歲以前就做了一個部級的領導，九年連升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從山坳裡走出來的農家子弟曾國藩來說，仕途如此順遂，連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的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骯髒之貌，不特僕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第三個階段是他從領兵出征，到成為鎮壓太平天國的第一號功臣。這個過程大體經過了十年。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這十多年就是打脫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巔峰的一段路程。
《易經》告訴我們，人在什麼時候做什麼樣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國藩恰好在他50歲左右的時候完成了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清朝賦予他的最大的一個使命。曾國藩完成這項使命，是非常的艱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經一樣，經歷了太多的磨難。他自己經常講打脫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這是因為他打造了跟清朝體制不相容的東西。八旗兵和綠營兵是清朝賴以安身立命、保家衛國的傳統武裝力量。但曾國藩打造的是一個體制外的湘軍，跟傳統的體制有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當曾國藩把武昌打下來的時候，咸豐皇帝最初特別高興，一掃幾年來節節敗退的陰影：沒想到他（曾國藩）一個書生還能建立這樣的奇功，硃筆一揮，任命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一省之長，封疆大吏。但是，旁邊一個大學士——漢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說：
曾國藩他是個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沒有什麼差別，但是他登高一呼，從者數萬，恐非國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沒有本質區別的這樣一個人，登高一呼，追隨他的人有幾萬人，言外之意是什麼？他今天能夠把武昌城打下來，明天把安慶打下來，後天把南京城打下來，他又何嘗不能把北京打下來！
咸豐皇帝聽到旁邊這位大學士的提醒，硃筆嚇得都掉到了地下。咸豐帝從此以後牢牢記住了這一點——絕對不能給曾國藩、這個手中有兵的人封疆大吏的權力。所以說，曾國藩在地方帶兵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裡，一直沒有得到封疆大吏的權力。這也是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路途當中，顯得步履維艱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但是從他的視角來看，他成功了。因為在他54歲的時候，他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了，把金陵城拿下來了，還封了侯爵，做了大學士、宰相，等於爬到了大清帝國中臣僚所能攀登的最高位階——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說，他的事業也處於一個巔峰。
他人生的第四個階段是最後的八年。這最後的八年，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老年人經不得逆境。他經歷了逆境——天津教案。這是曾國藩處理的第一起對外交涉事件。
處理這起交涉的案件使他由原來拯救帝國的中興名臣一下子威信掃地，所以他後來在日記當中，給友人的信裡，也一再講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外慚清議”就是指全國的輿論都不容他，罵他是賣國賊。“內疚神明”就是說我自己的良心也覺得過意不去，為什麼要我承擔這樣大的歷史罪名呢？他晚年的時候受到很大的打擊，處理天津教案前，他給兒子寫了遺囑，最後沒有處理完，他就重新回到了兩江總督任上。這是他第三次到兩江總督去上任。但是到任一年多，他就去世了。
本文摘自《曾國藩用人智慧全鑑》（作者林乾，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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