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材料是無窮的。但另一方面，好的稿件卻是很少。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是太多了。寫鋤草一定是從下雨開始。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黨外人士補遺。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但有缺點。寫敵後戰爭，一定是掃蕩、反掃蕩、經驗教訓。寫什麼都有什麼一套。有人開玩笑說：如果印好現成文章，寄到各處把人名地名填上去，豈不更省事嗎？這雖是挖苦話，但從此也可看見我們的文字，急需改革到什麼程度了。
新的文風，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凡是動筆之先，腦中先有了一個格式，那一定要寫成“八股”。生動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縛住了。新鮮活潑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畫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的格式，是第一要事。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必須研究它的結構，但任何好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自己的結構，應看每次是說什麼話，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縫師，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寫文章也一樣。不公式化，就可少點“八股”氣。這是使文章寫得新鮮活潑的一個重要條件。
無論什麼文章最要緊的莫過於內容，而內容要有新的東西。幾十字的消息，或幾千字的通訊或論文，都是一樣。既然提筆寫作，那麼必然是有什麼話非告訴別人不可。如無此種必需，那又何必寫作呢？寫文應如給朋友寫信一樣。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語調。給朋友寫信，不能按著別人的信照抄，寫文章也不能抄襲別人的意思或詞句。已經講過的再來重複，就有類於鸚鵡學話，別人是不高興聽的。好在我們生活中新的事情多得很，只要能鑽進生活內部來觀察，來尋找，那麼，新材料是寫不完的。
新的材料是重要的，同時又要寫得具體細緻。我們常喜歡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但這些籠統的空洞的話常使人摸不著頭腦。譬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進步，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樣，現在做工作是怎樣，以前看問題是如何，現在看問題是如何。用抽象的話來說，就好像霧中看人，若見若不見。用具體的事情來說，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聽見人的聲音，使人覺得真切實在。但要寫得具體真切，先要自己懂得具體真切。只有不停留在表面的、輪廓的、漫畫般的觀察，而對於自己所要寫的事情，有仔細的研究，有周密的考察，才能辦到。
要寫得具體深刻，還須要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些。我們常有一種壞習慣，喜歡定大題目。題目大了，側面也就多了，內容也就複雜了。假如自己對於問題沒有真知灼見，自然就要拿別人的舊話來湊數。這樣不就成了萬金油八卦丹之類百病皆醫而又一無所醫的東西嗎？這樣又怎能使文字寫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無生氣呢？如果把題目範圍定得小一些，則自己要說明的問題，既容易使之突出，同時自己的研究，也容易深刻精到。這又是建立新的文風所要注意的。
說話的對象是誰，這也是提筆以前首先要弄清楚的。對一種人，有一種話。上什麼山，唱什麼歌。我們要知道聽話的是什麼人，他們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麼，想著什麼事情，喜歡什麼，討厭什麼，然後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動他的心絃。報紙的讀者一般是固定的。但每篇作品，也還應有其比較特殊的對象。寫作的時候，應當設想好，像自己是在面對著自己的讀者說話，那樣，我們的話說出來，就會親切有味，而不會隔靴搔癢、枯燥無味了。
總結一句：要充實報紙的內容，要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什麼材料，一是用什麼語言來寫。我們還不會從豐富的群眾生活中去發掘材料。我們還沒有認真去接近群眾生活。我們還不善於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去發現群眾生活中的新的事情。我們還不善於蒐集片斷的談話、零星的事實，加以組織、醞釀，變成自己寫作的題材。因此，寫作的材料，是應當而且只有從群眾的生活中去求得的。至於語言，當然不是說堆集使人頭昏的形容詞之類。問題在於我們的語言，常常太單調、太枯澀，難以恰當而有力地表達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而語言的技巧，對於宣傳是有極重要的作用的。要使言語豐富，必須學習民眾語言，必須多讀好的文藝作品。這是作文字活動的人必須致力學習、致力鍛鍊的。
建立新的文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這是長期學習和工作的過程。有些人草率從事，寫作之前，既無仔細研究，寫作之後，又不慎重修改，稿子寫完，萬事大吉。這是不對的。另外有些人因為新文風尚未建立，就擱筆不寫，這也是不應當的。須知利用報紙，為報紙寫稿，是每個黨員和黨外朋友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廢除黨八股，建立新文風，只有在不斷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達到。
（以上為摘選）
力避“文字遊戲”
人們常說: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然而，時下有一些新聞工作者喜歡拽新詞、亂用詞，盲目跟風玩套路，缺乏敬畏之心，缺乏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新聞戰線改文風，永遠在路上。新聞工作者不妨從杜絕“文字遊戲”開始。
一些新鮮名詞出爐，往往最先受到宣傳工作者“寵愛”，於是，不顧詞語的來源，生搬硬套，樂此不疲。
不可否認，跨界詞語、跨界理念是他山之石，借鑑好了，常能推動工作。比如，“安全文化”概念的提出，源於20世紀80年代國際核工業領域的一場災難--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故，至今，“安全文化”理念已被廣泛應用於其他領域。然而，仍有不少宣傳者提到“安全文化”，就等同於安全氛圍營造，著實糟糕。為了所謂新鮮新穎新奇，而把新詞、跨界詞當成文字遊戲來戲謔糟蹋，這不僅是不尊重話語體系的問題，更是文風不正的問題。
一些科技術語也常被濫用。近年來，“大數據”在我國已上升到戰略層面。令人驚訝的是，一些涉及小單位的新聞報道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出現了“大數據”的噱頭。
為啥不少人慣用“大數據”做文章?原因很簡單，用了“大數據”“互聯網+”“分佈式運算”“軟件集成”“雲計算”等看上去很專業很前沿的科技術語，會增加神秘感和關注度，提高宣傳效果。殊不知，此類弄虛作假的賣弄最後變成了掩耳盜鈴的愚弄戲弄。安裝電腦不等同信息化，建立數據庫也稱不上“大數據”，充其量算作是大數據思維。
有些宣傳者連“大數據”是啥都沒弄明白就開始跟風、濫用、曲解，實屬斷章取義。有的明明知道它的概念，卻為了向高大上靠攏，閉門造車，愣是把軟件開發、網頁製作、聯網通信等說成“大數據”工程實踐，實屬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可笑至極。
“大數據”三個字，看似簡單的詞語運用，反映的卻是掛虎皮賣膏藥的文風陋習和文法表現。濫用“大數據”，不是小問題。自以為是的文風反映的是好大喜功、不學無術的作風。
這幾年，各級轉變工作作風，不少單位的“新提法”“新做法”格外吸引宣傳者關注。比如“N會打包”“馬上就辦辦公室”，就曾讓一些新聞工作者跟風，看上去新穎，實則往往是“新提法”沒有配套新辦法，“新做法”只有“三分鐘熱度”，宣傳之後就不再有下文。
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發表《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一文，形象地提到:看報比吃飯更重要。由此來看，新聞工作不僅僅是記錄歷史，還有關照現實，指導實踐，著眼未來，可資鏡鑑之功效。
在有些單位看來，檢驗轉作風成效不看群眾反映，而是文字遊戲玩得到不到位，新聞工作非但沒有促進工作，反而成了形式主義的幫兇。心浮氣躁的轉作風披著宣傳工作的華麗外衣，終跳不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泥潭。
力避“文字遊戲”當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共識共為，更是各級領導幹部的目標追求，這是對歷史負責、對當下負責、對未來負責的職業擔當。
（小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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