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說的是一部反思二戰的電影，可笑的是大多數二戰題材優秀作品都是德國拍攝的，這部也是。
奧斯威辛”在我們的時代幾乎成為二戰中納粹惡行的代名詞。一提到它，所有人都會記起歷史課本中關於大屠殺的章節，人類歷史上最“非人”的章節之一。因為它婦孺皆知的惡名，很難想象奧斯威辛曾在戰後的十幾年中被人們遺忘。一九四五到四六年間的紐倫堡審判只觸及盟軍眼中最主要的戰犯，波蘭當局於奧斯威辛當地進行的審判也只處理了不過幾十人，而當年集中營中的黨衛軍官兵共有七千餘人。更重要的是，這些審判不是盟軍控制下的政治表演，就是外國權威（如波蘭）的清算，沒有在德國人的心裡掀起任何漣漪，沒有揭露、沒有反思。在奧斯威辛作惡無數的黨衛軍成員，戰後都悄悄隱匿在人群中，幹著普通人的職業，過著平靜的生活。直到六十年代初由黑森州總檢察長、前猶太逃亡人士弗裡茨•鮑爾主導的法蘭克福審判，二戰戰犯才第一次受到德國法律制裁，集中營的歷史才開始拷問德國人的靈魂，奧斯威辛才進入史冊，成為德國乃至全人類記憶中永遠隱痛的一塊傷疤。
影片《沉默迷宮》講述的便是這段“揭傷疤”的歷史。一九五八年的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倖存者西門•科爾什（約翰內斯•科爾什飾）無意間發現當年折磨他的集中營看守不但逍遙法外，還在一所學校教書。在記者托馬斯•格尼爾卡的幫助下，他向州司法部揭發求助，但沒有人願意接這樣一個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出於好奇，新入職的年輕檢察官約翰•拉德曼（亞歷山大•斐林飾）接過科爾什的線索著手調查。沒曾想，調查過程面對層層阻力，從司法部同僚的不解到警方的不配合。昔日的劊子手如今過著太平日子，他們的資料靜靜地堆積在美軍檔案中心，人們看到的只是戰後經濟騰飛、歌舞生平——對歷史的冷漠築成詭黠的迷宮，把探求真相的人困在其中。
這裡插一句，其實二戰後的德國人民有相當一段時間在否定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在龍應臺的《親愛的安德烈》中提到過，一支美國橄欖球隊勝利後會歡呼“美國萬歲”，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當發生在一支德國球隊上，就不一樣了，他們不敢歡呼，因為歡呼之後其他國家的人會用異樣驚恐的眼光看向他們。
意大利裔德國導演裡奇亞萊利沒有把《沉默迷宮》拍成弗裡茨•鮑爾的傳記片，關於以色列摩薩德的內容也只是一個背景。影片並不完全忠實於歷史，虛構出了略帶浪漫色彩的人物約翰•拉德曼，而把這個金髮帥哥放在敘事中心，並不僅僅是戲劇化的需要，也是一種歷史觀的角度微調。主流敘事一般比較關注鮑爾與摩薩德合作擒獲“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的史實，而片中主角苦苦追捕的則是另一大戰犯“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他在奧斯威辛主導的醫學“研究”以猶太囚犯的身體為試驗品，堪稱大屠殺史中最恐怖的一頁。拉德曼並沒有成功，他只好將注意力放在其他次級戰犯身上。片尾的字幕告訴我們，歷史上的門格勒始終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是在南美度過餘生，死於意外。正義並非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始終被伸張，罪惡有時真能逍遙法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沉默迷宮》的歷史觀實際上更加殘酷、現實、冷靜，藝術手法或許浪漫而戲劇化，傳遞出來的信息卻令人不寒而慄。
裡奇亞萊利揭示出，法蘭克福審判的最大意義，不是復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於戰後繁榮的德國社會驚醒。調查中順藤摸瓜牽連出來的每一個黨衛軍中級軍官都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慄的歷史，而將其公之於眾，便是用洪亮、清晰、不容質疑的聲音拷問德國人的良心，讓整個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宮。
作為去年多倫多電影節的競賽片，《沉默迷宮》於今年五月才在德國之外的歐洲各國陸續上映，無疑是踩著納粹德國投降七十週年的紀念日。這不是一部直接反思戰爭和屠殺的影片，而是對於反思的反思。它讓我們看到，關於暴力和罪行的記憶一直在不斷被修改和重塑，而對這些記憶的話語爭奪，也是一個險惡的戰場，敵人的武器是謊言、拖延、隱藏。每一個努力找出真相、留住記憶的人，都是這場戰鬥中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狡猾的戰犯，而是我們的沉默和遺忘。
或許是巧合，男主角亞歷山大•斐林八年前的一部舊作也許是《沉默迷宮》的最佳註腳：《過客》中的斐林飾演一位當代德國青年，在奧斯威辛進行公共服務的時候遇到一位集中營倖存者。今天的奧斯威辛，正如該片片面原文所說，戰事過後、遊人如織，歷史似乎決絕地翻過了一頁、不再回頭。所幸的是，這些包括電影在內的文藝作品，也將那段歷史一錐一斧地刻在了德意志的記憶中，在每一次反思時拷問每一個靈魂。所以，歷史不再沉默，我們不再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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