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和袁枚都是清乾隆年間南京文壇領袖，按理他們倆多少有些交集，然而我們從現存的歷史文獻和他倆各自的著作中都找不到他們相關的文字。估計兩人曾有齟齬，以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兩位“文壇領袖”為啥沒有交集
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晚年又稱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01）出生在全椒一個“簪纓世家”。雍正十一年（1733）移家江寧府（今南京），寓居秦淮河畔，自稱“秦淮寓客”，40歲後，“閒居日對鐘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乾隆十九年（1754）客逝揚州，歸殯江寧。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隨園老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於浙江錢塘（今杭州）曾任江寧等地知縣，後辭官僑居江寧府（今南京市）小倉山隨園，著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和筆記小說《子不語》等。
據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四《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的“（乾隆）十年（1745）予調江寧，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1748）予乞病，君丁內憂”的文字來看，袁枚於1745年-1748年任江寧知縣，此後一直寓居南京小倉山隨園，而其時吳敬梓正在江寧府（今南京市）創作《儒林外史》。吳敬梓的許多朋友，如程廷祚即程錦莊（《儒林外史》中莊徵君的原型）、樊聖謨（《儒林外史》中遲衡山的原型）、盧見曾（《儒林外史》 中荀玫的原型）、李嘯村（《儒林外史》中季葦蕭的原型）、朱草衣（《儒林外史》 中牛布衣的原型）、楊凱（《儒林外史》中湯奏的原型），以及程晉芳即程魚門（《文木先生傳》的作者）等都與袁枚有過交往，但在吳敬梓和袁枚這兩位當日江寧府文壇領袖各自的著作中都見不到對方的名字，估計兩人曾有齟齬。
袁枚在一些詩文中似曾透露出吳敬梓、袁枚齟齬的一些緣由。他在《答某山人書》開首即說：“書來，責僕不相見，詞甚煩，氣甚盛。僕敢不復一函以開足下！”又說：“況足下世宦之家”，其曾祖吳國對中進探花。且他在《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借武書之口說：“這杜少卿（原型即吳敬梓自己）是此間詩壇祭酒”，這就是袁枚所指的“文人自命者乎”。不僅如此，袁枚還在《再答某山人書》開首則說：“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慚，有叱叱氣。”袁枚所答的“某山人”，筆者認為即是吳敬梓。又《徵士程綿莊先生墓誌銘》中有銘說：“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而在《寄程魚門》第五首中則更露端倪：“儒林與文苑，古無鴻溝界。一史偶作俑，千秋竟分派。”袁枚所說的“儒林”、“一史”，顯然是指《儒林外史》，而“文苑”即袁枚之自況。這就不難看出，袁枚認為《儒林外史》乃是“儒林”與“文苑”“分派”的“作俑”者，也是構成吳敬梓與袁枚齟齬的原因。這種態度自然也引起了吳敬梓大為不快，以致後來兩人“雞犬之聲相聞，（袁枚時居隨園，而吳敬梓常遊於隨園比鄰之烏龍潭和清涼山）老死不相往來”，而成為當日文壇上的一大憾事。
緣由可能出自《外史》“江寧知縣”
那末，袁枚認為，《儒林外史》 乃是“儒林”與“文苑”“分派”的“作俑”者何指呢？筆者認為這大概與《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中有關江寧知縣之審“才女”沈瓊枝一事有關。
《儒林外史》寫到毗陵（今常州）女沈瓊枝，被淮北鹽商宋為富強納為妾，後逃來江寧縣（今南京市區南部區域），賣文刺繡為生。杜少卿前往造訪，並邀其到自己家中做客。豈料，宋鹽商得知沈在江寧縣的消息後，就向江都縣遞了帖子。縣衙即派兩個差人將沈瓊枝逮至江寧縣衙（今南京市長樂路西）。知縣升堂問沈：“既是女流，為什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為富強佔良人為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題。”知縣指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此為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即寫了一封信給同年相好的江都知縣，託他開釋沈瓊枝。
有學者考證出，當時江寧知縣乃是大名鼎鼎的袁枚。而沈瓊枝即是《隨園詩話》卷四所稱松江張宛玉。
關於張宛玉事，袁子才《隨園詩話》是這樣記述的：“餘宰江寧時，有松江女張娣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姐名宛玉，嫁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山陽（這裡指淮安）令行文關提，餘提解時，宛玉堂上獻詩云：‘五湖深處素馨花，誤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餘疑其倩人作，女請面試。予指庭前枯樹為題，女曰：‘明府既許婢子吟詩，詩人無跪禮，請假筆立吟，可乎？’餘許之，乃倚幾疾書曰：‘獨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陽；何人能手植，移作後庭芳？’未幾，山陽馮令來，餘問：‘張女事作何辦？’曰：‘此事不能斷離，然才女嫁俗商，不稱，故釋其背逃之罪，且放歸矣’！”
袁枚可能認為《儒林外史》中“江寧知縣”有損於他的“形象”，兩人的“交惡”由此而生。其實這只是由頭而已，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文人相輕”的原故吧。
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在《文木（吳敬梓的字號）先生傳》中有這樣一段話：“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餘恆以為過，然莫能之禁。緣此，所遇益窮。”這就是說，吳敬梓的一生中，見到“才士”（與吳敬梓相類者）唯恐提攜不及。而對“文士”（袁枚及其相類者）則嫉之如仇。特別是對“文士”中的佼佼者，如袁枚，更是嫉之。對此，程晉芳經常批評吳敬梓有些過分，但都未能改變吳的態度。這樣，吳所結交的朋友就愈少。這恐怕就是吳敬梓和袁枚“交惡”的主要原因吧。不知方家們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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