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改變二噁英命運的貨運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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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10日，在美國密蘇里州境內，一列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Norfolk and Western）的貨運列車正在向西行駛，目的地是華盛頓州的塔科馬。車上裝載的是孟山都公司克魯姆裡奇（Krummrich）化工廠的貨物——2萬加侖八氯酚，收貨人是位於塔科馬的一家生產木材防腐劑（如五氯酚）的企業，名為雷可德化學公司（Reichold Chemical Company）。不幸的是，當列車駛入布恩縣（Boone County）斯特金市（Sturgeon City）的農村地區後，發生了嚴重的脫軌事故，致使車載化學品罐破損，數千加侖氯酚原料很快洩漏到了周圍的環境中。敏感的媒體迅速捕捉到了這一新聞，並向公眾透露，洩漏到環境中的汙染物可能含有二噁英。但孟山都公司卻不以為然，沒有對事故進行特別的處理。[1]
孟山都公司logo
在受到來自媒體的警告後，住在事故現場周圍的65位居民很快行動起來，於1月12日對孟山都公司和其他關聯方提起了民事訴訟。接到訴狀後，孟山都立即否認其生產的八氯酚含有二噁英成分。但是，就在事故發生1個月後，居民從美國環保署工作人員那裡瞭解到，該署環境監測人員在被洩漏的化學品中檢出了高濃度的 2,3,7,8-TCDD，達到 45 ppb（10億分之一）的水平。之後，孟山都雖不得不承認斯特金列車事故產生了二噁英汙染，但堅稱該公司管理人員從不知曉其產品中可能含有該物質，因此沒有采取特別措施是可理解的。[2]
2,3,7,8-TCDD
一位律師與兩個“經典”流行病學調查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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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控辯雙方圍繞二噁英汙染事故的性質、程度、責任等問題開始艱苦的證據蒐集和論辯之後，原告即汙染受害者一方的律師雷克斯福特·卡爾（Rexford Carr）罕見地成功說服法官下令調取並公開孟山都所有可能和二噁英有關的內部檔案，使得原告一方有機會求證該公司是否事前已經知曉二噁英問題。結果，體量足以填滿 1 個小型倉庫的孟山都公司資料不僅揭示出該企業管理者從 20 世紀 50 年代就清楚氯酚產品二噁英雜質的存在及其檢測技術，還“意外地”提供了可以質疑孟山都 20 世紀 80 年代初公佈的所謂“經典”流行病學調查的證據。[3]
卡爾在審閱孟山都公司資料時發現，在1949年尼特羅（Nitro）工廠二噁英汙染事故發生後的 4 年間，孟山都聘請的科學顧問蘇斯金德（Raymond Suskind）博士對 37名有嚴重暴露經歷的工人進行過健康檢查。但在1980至1984年孟山都發表的該事故流行病學研究報告中，這 37 名工人卻沒有出現在暴露組中，代之以該工廠的其他數百名工人。而即便在已“縮水”的暴露組中，被蘇斯金德記錄的癌症病例數僅為 14，實際則為 28。如此一來，暴露組工人的患癌率被嚴重低估。[4]
對於沒有被納入孟山都報告的那 37 名工人的情況，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後來又進行了跟進調查。1994年，該組織從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凱特琳研究中心（Kettering Institute）[5]獲取了這些工人的醫療檔案，發現 37 名工人中，除了 1 名以外，都得了氯痤瘡。同時，他們還有“疼痛、疲勞、焦慮、無性慾、激動易怒”等不良反應，以及自發性皮膚潰爛、固定型態心理異常等嚴重症狀。這說明，蘇斯金德在孟山都研究中作出的二噁英健康影響“主要限於皮膚”的結論過於草率，除氯痤瘡外的其他健康問題並沒有得到全面的報告。[6]然而，正是根據如此草率的結論，化工產業才有理由對外宣稱：“二噁英暴露的長期健康影響只有氯痤瘡而已。”
其實，卡爾從孟山都資料中發現基礎數據有問題的情況還不止發生在上述蘇斯金德的研究中，另一類似研究也出現了群組前後不一致、疾病統計不完整的錯誤。在該項研究中，同一批工人出現過兩次分組，前一次被歸為二噁英暴露者的人在後一次中卻被無理由地歸為無暴露者。兩次分組中工人的個人背景，包括聘僱日期、出生年、死亡年、死亡原因及吸菸史等還出現前後無法吻合的情況。經過調查，其原因就是孟山都公司科學家從暴露組中去除了 5 位死者，並將 4 位有暴露經歷的工人歸到了無暴露組中。如此改變，導致暴露組死亡率下降，無暴露組死亡率反而上升。就是根據這種錯誤的分組資料，研究者及孟山都公司才斷言二噁英暴露與人類患癌與否沒有關係。[7]
經過卡爾的重新計算，上述孟山都研究中的二噁英暴露組的死亡率實際比預期高出 65%，且由某些疾病造成的死亡率也有顯著增加，例如，相比預期水平，肺癌死亡率高出 143%，泌尿生殖系統癌症死亡率高出 188%，膀胱癌死亡率高出 809%，淋巴癌死亡率高出 92%，心臟病死亡率高出 37%。[8]
巴斯夫公司“經典”的流行病學研究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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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末，另一被二噁英危害懷疑論者視為“經典”的流行病學研究，即巴斯夫公司（BASF）關於 1953 年路德維希港氯酚工廠爆炸事故的健康影響調查，也被揭露存在很大的科學瑕疵。這一次提出質疑的是事故受害工人，他們不相信巴斯夫科學家此前的聲明——“除了氯痤瘡之外，並沒有任何與二噁英暴露有關的健康問題。”工人們聘請了自己的科學家去審查相關資料，結果發現巴斯夫研究犯了和孟山都研究同樣的錯誤：竟把一些得了氯痤瘡的工人，即那些曾受過高濃度二噁英暴露的人歸到了低暴露或無暴露組，並且在暴露組中納入了 20 位顯然不會有暴露經歷的基層主管員工；當這 20 位人員從暴露組中移除後，暴露組工人的癌症罹患率隨即大為提高。[9]
巴斯夫公司logo
堅持不懈的哈德爾與埃裡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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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除證明化工業所謂的“經典”研究存在嚴重問題外，還不斷沉澱著更多關於二噁英可導致多種嚴重人類疾病的科學證據。到了21世紀10年代，即自美國拜奧奈提克斯實驗室（Bionetics Research Laboratories）首次發現二噁英可使實驗鼠致畸近半個世紀之後，相關結論已經變得較為清晰。
雷納爾特·哈德爾（Lennart Hardell）
在癌症研究領域，長期遭受化工業及與化工業有緊密關聯的科學家質疑、甚至詆譭的瑞典科學家雷納爾特·哈德爾（Lennart Hardell）及其同事，通過不斷的自我辯護及客觀的同行評價，重新獲得了聲譽。2012年哈德爾與邁克爾·埃裡克森（Mikael Eriksson）聯名發表了一篇綜述性論文，系統總結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於二噁英與人類癌症關係的研究。兩人在介紹他們自己關於瑞典林業工人軟組織肉瘤高發與二噁英暴露之關係的研究時，對外界主要詬病的兩方面問題進行了回應。
首先，有人批評哈德爾等在工人問卷調查或訪談時存在被研究者的“回憶偏倚”或研究者的“觀察偏倚”，可能誇大病例組工人的暴露經歷，因為這些工人可能比對照組人群更在意二噁英暴露與其疾病之間的關係。對此，哈德爾和埃裡克森表示，批評者應該注意，在同等情況下、用同等方法開展的關於結腸炎的流行病學調查中，未出現任何病例組癌症風險增高的結果。因此，相關指責並無根據。而對於可能出現的研究者“觀察偏倚”，哈德爾和埃裡克森承認最初的幾次調查的確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因此沒有刻意防止電話調查員獲取病例組與對照組的信息，但即便如此，後來一項針對問卷調查的分析並沒有發現存在觀察者偏倚的情況。不過，在後面更嚴謹的調查中，哈德爾等人採取了符合社會調查規範的規避偏倚的措施，因此其結果仍是可信的。[10]
其次，還有人稱哈德爾等人的研究存在“混雜偏倚”。所謂“混雜偏倚”是流行病學中常用的一個概念，是指暴露因素與疾病發生的相關（關聯）程度受到其他因素，如性別或年齡的歪曲或干擾。[11]對此，哈德爾和埃裡克森表示，儘管此問題被爭論多年，但反覆的檢查並未發現氯代苯氧基農藥或氯酚類暴露與軟組織肉瘤的聯繫中存在強混雜因素，因此觀察到的相關關係極不可能是由混雜偏倚所導致的。[12]
然而，不論哈德爾和埃裡克森本人如何反覆解釋，批評和爭論恐怕不會平息。對這樣的爭議，美國國家科學院曾作出過一段較為客觀的評價，也可證明瑞典科學家的研究方法並無失當之處：“儘管這些（哈德爾等人的）研究曾受到批評，但科學院的相關委員會感到沒有充分理據可以否定其所得出的前後始終一致的（二噁英致癌）高風險結果，以及研究中所應用的得到清晰表述且恰當的方法。”[13]
哈德爾和埃裡克森在論文中用很大的篇幅回顧總結了其他關於二噁英與人類癌症關係的研究成果，其中雖不乏“沒有發現二者關聯”的流行病學調查，但更多的則得出了肯定性的結果，尤其是一些樣本量很大、很有影響力的定群研究（cohort study）。例如，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於1991年發表的對 12 座涉及二噁英汙染的化工廠工人的健康調查顯示，在包含 5172 位工人的群組中，癌症死亡病例數為 265，其標準化死亡率比[14]為 1.15，表明該群癌症死亡率僅略高於美國普通人群。但是當群組縮小到 1520 名暴露時間超過一年且癌症潛伏期超過 20 年的工人時，癌症標準化死亡率比上升到了 1.46，表明二噁英暴露可能使該群癌症死亡率上升。同時，在整個群組（所有 5172 名工人）中，之前就被學界重點關注的軟組織肉瘤的標準化死亡率比為 3.38，而在上述含1520 名工人的群組和氯痤瘡患者群組中，該指標數值分別達到 9.22 和 11.32，說明軟組織肉瘤高發與二噁英暴露程度有明顯的相關性。調查還發現，在整個群組中，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標準化死亡率比為 1.37，說明與二噁英暴露也有一定的關聯，符合之前一些研究的推測。[15]
上述研究還採集了整個群組中 253 名工人的血液樣本，檢測了其中的二噁英負荷水平。經統計發現，這一群組的癌症標準化死亡率比為 1.13，說明該群組癌症死亡率僅略微比一般人群高，但對於那些二噁英負荷水平偏高的工人來說，癌症標準化死亡率比卻達到了 1.6，同樣提示二噁英暴露與癌症高發具有相關性。[16]
哈德爾和埃裡克森繼續介紹，國際癌症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同在1991年發表了 1 項樣本規模更大的定群研究結果。該研究建立的群組包含丹麥、美國、德國、荷蘭等 10 個國家、共 18910 位有氯代苯氧基農藥或氯酚產品潛在暴露可能的化工工人或農藥噴灑工人。工人被分為“暴露”（13482人）、“可能暴露”（416人）、“無暴露”（3951）和“未知暴露”（541）4 個組。經統計，暴露組所有惡性腫瘤的發病率與一般人群幾乎無異，但觀察到 4 例因患軟組織肉瘤致死的病例，使相應的標準化死亡率比為 1.96。而在整個群組中，所有暴露史長達 10 至 19 年的工人和所有農藥噴灑工的軟組織肉瘤標準化死亡率比分別為 6.06 和 8.82。另外，此研究還發現群組中其他癌症，如睪丸癌、甲狀腺癌、其他內分泌腺體癌、鼻咽癌等有高發的跡象，但相關的死亡病例則較少。[17]
國際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還包含關於軟組織肉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與氯代苯氧基農藥、氯酚類及二噁英暴露關係的病例-對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經統計發現軟組織肉瘤與暴露於任何一種氯代苯氧基農藥、任何一種二噁英或呋喃、及 TCDD 暴露都有關聯，優勢比[18]分別達到 10.13、5.6和5.2，但與氯酚類暴露的關聯程度則較低，優勢比僅為 1.3。[19]
對於一度被化工業界及二噁英危害懷疑論者視為可證明其觀點的1976年意大利塞維索二噁英汙染事件，其長達 25 年的癌症問題研究同樣在哈德爾和埃裡克森的論文中得到了介紹。
1989年，研究者首先發表了事件滿 10 年的死亡病例調查結果，發現在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個 5 年間，受害人群所有惡性腫瘤發病率並未異常升高，但並不十分精確的統計顯示，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軟組織肉瘤死亡率可能有所增加。幾年後，事件滿 15 年的死亡病例調查顯示受害人群的多種癌症發病率都較普通人群有所增加，包括軟組織肉瘤、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多發性骨髓瘤、骨髓性白血病。[20]
事件滿 20 年的死亡病例調查報告發表於2001年，進一步揭示出在受汙染程度較高的 A 區和 B 區[21]生活的居民所有癌症發病率都較一般人群高，比較突出的類型是淋巴造血系統惡性腫瘤，包括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骨髓性白血病。同一年發佈的另一項疾病調查報告也顯示，受害人群存在淋巴腫瘤、造血組織腫瘤及乳腺癌高發的情況。這些發現隨後在事件滿 25 年的死亡病例調查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22]
哈德爾和埃裡克森在論文中最後總結，過去幾十年間，可以證明二噁英是一種人類致癌物的科學研究與日俱增，流行病學證據顯示二噁英會導致受害人群所有類型癌症增加的風險。如今，國際癌症研究所已將 TCDD 列為一種確定的人類致癌物，其依據就是人類流行病學研究和動物致癌實驗研究。在多種惡性腫瘤中，軟組織肉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與氯代苯氧基農藥及氯酚類的關聯得到了最有力的證實。對於軟組織肉瘤，多個國家的不同研究都顯示該癌症與二噁英暴露有關。對於非霍奇金淋巴瘤，除流行病學研究證據充分外，毒理、病理學研究也給予了相當的支持。相關領域學者推測，二噁英對人體免疫系統的損害以及與一些病毒，如愛潑斯坦-巴爾病毒的相互作用是導致淋巴瘤形成的原因。所以，國際癌症研究所1991年發表的定群研究報告顯示二噁英暴露人群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軟組織肉瘤癌症高發的情況，應該不是“偶然”所致。[23]
官方認可與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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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近些年科學界對二噁英人類致癌性有了較為肯定的結論，一些國家的政府才敢於據此制定相關政策。如前文所述，美國國會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介入越戰退伍軍人的橙劑（Agent Orange）傷害索賠問題，並要求聯邦政府相關部門對退伍軍人的橙劑暴露程度和健康狀況進行調查，以此才能夠作出是否對他們進行賠償或應該怎樣賠償的決定。此後，跟隨科學界對二噁英健康效應研究的進展，美國聯邦政府退伍軍人事務主管部門在國會的授權下不定期地更新發布越戰退伍軍人可申請賠償及醫療保健福利的疾病清單。
下表是2010年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更新公佈的上述疾病清單的部分內容。它區分了與橙劑或二噁英暴露有“充分關聯證據”和“有限或帶有建議性關聯證據”的兩類疾病，前者包含了上文提到的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軟組織肉瘤及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這也從另一角度確定了這些癌症與二噁英暴露的相關性已是十分確定的。[24]
來源：Susan Hammond, and Arnold Schecter, “Agent Orang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506.
[1] Eric Francis, “The Kemner Brief,” 1999, [online] http://www.planetwaves.net/kemner.html (cited on 28 January 2014).
[2] Eric Francis, “The Kemner Brief,” 1999, [online] http://www.planetwaves.net/kemner.html (cited on 28 January 2014).
[3] Eric Francis, “The Kemner Brief,” 1999, [online] http://www.planetwaves.net/kemner.html (cited on 28 January 2014).
[4] Lois Marie Gibbs, Dying from Dioxin: A Citizen’s Guide to Reclaiming Our Health and Rebuilding Democracy and the Citizen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 p. 5.
[5] 這也是蘇斯金德工作的地方。
[6] Greenpeace, “Fraudulent and/or Invalid Human Studies on Effects of TCDD,” Petition before the Administrator, USEPA 28 U.S.C. 2620.
[7] Kemner et al. V. Monsanto, Appeal, Fifth Appellable Court, Illinois, No. 5, pp. 88-420.
[8] Kemner et al. V. Monsanto, Appeal, Fifth Appellable Court, Illinois, No. 5, pp. 88-420.
[9] S. Yanchinski, “New Analysis Links Dioxin to Cancer,” New Scientist, No. 24, October 28, 1989; R. Rohleder, “Dioxins and Cancer Mortality--Reanalysis of the BASF Cohort,” Paper presented at Dioxin’ 89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lorinated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Toronto, Ontario, Canada, September 12-22, 1989.
[10]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2, p. 308.
[11] [互聯網]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069.htm（2014年3月1日引用）。
[12]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08.
[13]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08.
[14] 標準化死亡率比是在研究人群中觀察死亡數與以標準人口死亡率計算的預期死亡率之比。標準化死亡率比是一有用指標。它可以在不受被調查人的年齡，性別分佈的影響條件下表示某地區疾病死亡頻率的強度。參見：中國百科網：《標準化死亡率比》，[互聯網]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baike/1000/2008/200805111455543.html（2014年3月1日引用）。
[15]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p. 320-321.
[16]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21.
[17]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25.
[18] 優勢比又稱比值比或交叉乘積比，是分析疾病與暴露因素聯繫程度的指標。在病例-對照研究中優勢比指病例組暴露人數與非暴露族人數的比值（a/b）除以對照組暴露人數與非暴露人數的比值（c/d）,即ad/bc。參見：百度百科：《優勢比》，[互聯網] http://baike.baidu.com/view/1667132.htm（2014年3月1日引用）。
[19]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25.
[20]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29.
[21] 對這兩個區域的劃分，第一章第四節已有所論述。
[22]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29.
[23] Lennart Hardell, and Mikael Eriksso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n Cancer and Exposure to Dioxins and Related Compound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 339.
[24] Susan Hammond, and Arnold Schecter, “Agent Orang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Vietnam, Cambodia, and Laos,” in Arnold Schecter ed., Dioxins and Health: Including Other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and Endocrine Disruptors (Third Edition), pp. 5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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