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困顿,贫穷,愚昧,却活的尊严——侯登科和他的42000张底片

他们困顿,贫穷,愚昧,却活的尊严——侯登科和他的42000张底片

烟火人间中的家国细节

摄影自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记录的使命。在摄影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艺术与否”的界定始终纠缠不休,而照相机记录下来的日常化,市井化的影像清晰地印证了摄影在中国社会功能的变迁,以及变迁背后的深层推动力。

当年,李鸿章的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仅昭示了一个开端,却也未曾料到在他身后的整整一个世纪,这变局来的如此迅猛、彻底、惊天动地、沧海桑田,以至今天的我们,仍身处在这远未终结的发展和变革的大潮中,奋力前行。

回顾中华百年巨变,我试图寻找一种平视的视角,从百姓生活的角度真实再现一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惊天动地,一日千里的变化,追溯荡气回肠,又扑朔迷离的时代历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并整理资料,最终完成了这个系列的阅读笔记。从民国初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从危局中的上下求索到日新月异的中国奇迹,从抗战时期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直到当今社会的纪实摄影家,以他们的镜头为线索,逐步还原民族变革、复兴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所表现出的喜悦、挫折与彷徨。每一幅影像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照和影响,而当这些影像足够丰富之时,再以一种合适的距离观看,不同作者的材料之间互相印证,便会呈现出一种大局与细节的并重,最大程度重现出历史的原貌。

也许,这样拼凑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影像轮廓仍然显得过于单薄,好在今天摄影普及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摄影当作娱乐和消费的工具,而是在认真的,执着的去拍摄,这种理念上的蜕变才是让人振奋的。我也相信,无尽岁月之后,今时今日的很多影像也将成为感动几代人的珍贵记忆。

今天,我们面对一个高度视觉化的时代,坚持传统还是积极变革,拥抱市场还是恪守底线,太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我始终相信,那些能穿越浩瀚时空流传下去的影像,绝非取悦眼睛的点缀之物,抑或曲高和寡的自斟自饮。正因如此,审视一个并不久远的年代影像和它背后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摄影,回归它的本源:一种日常化,大众化的真实记录,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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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困顿,贫穷,愚昧,却活的尊严

——侯登科和他的42000张底片

影像中的国(06期)

中国农民,这个数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乃至核心地位的群体,却始终缺乏书写者,他们总是在由统治者撰写的历史中被遗忘,被排除,直到侯登科的出现。他终其一生,都致力于用摄影的方式,将中国农民的尊严和他们的生活哲学记录下来

在那个中国经济尚未腾飞的年代,中国农民仍然深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他们贫穷、疲惫、愚昧,被人低看,他们是无名者,被裹挟在历史的车轮中难于抽身。但侯登科的照片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有自己的生活智慧,他们并不是国民“劣根性”的代名词,正相反,他们面对苦难与困境时的姿态有时会令我们肃然起敬

今天,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看到很多人拍的那种浑身绷着劲儿的劳作者,追根溯源,都在侯登科的照片里,因为在侯登科之前,除了国外的摄影师,国内很少有人这样拍。侯登科所有的摄影尝试都是在极其封闭的文化环境下“摸着石头过河”闯出来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北一隅,侯登科孜孜不倦地行走和拍摄,践行着摄影的真实性与社会性,他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讲述着一个农民眼中的中国。这个中国有着历史和传统,它们在西北麦客的眼神、动作和衣服的褶皱里;这个中国也处于激变的浪潮中,甚至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农民进入城市,建设城市,却又被这个时代无情地吞噬。

侯登科作品:《麦客》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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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侯登科《麦客》系列的代表作:走镰的汉子,1997年摄于陕西关中。

改革开放初,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中国纪实摄影的一个黄金时期。而说起那个时代中国的纪实摄影,侯登科的名字是如雷贯耳的。有人说侯登科是在“用生命拍照”,这句话今天显得很廉价,但却是对侯登科最准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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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侯登科的作品并不一定会有温暖的,充满同情心的感受,反而会感受到作者那种冷静,甚至残酷的目光,亦或者是嬉笑怒骂的口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仅仅把他定义成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因为他的摄影早已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纠结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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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客》的照片大部分拍摄于1995年前,1997年后进行了一轮补拍。麦客的路线一般都是随着麦子成熟的早晚,由东往西走的,他们大多活跃在陕西,甘肃一带。每到麦熟时节,麦客们便外出替别人收割麦子,他们自称“下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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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的照片以历史的眼光记录了这样一个将要被时代变革所消亡的社会群体,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轨迹的一次追踪,一次完整的视觉呈现。随着中国农民生活的好转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已经很少见了,今天的麦客更多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代名词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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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自小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农村家庭,父亲是大烟鬼,父母离异,小时候他要过饭,可以说他一直在一个胶着,矛盾,分裂的环境中成长,所以他对痛苦有特别深层次的敏感和领悟。一个知道痛感的人,必定善良,细腻。

源于这种对痛感的理解,侯登科在摄影上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出口,当摄影全面的参与到一个人生命里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东西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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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么深刻的思考,都没有让侯登科成为摆弄腔调和姿态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站在农民中间,与这个群体同吃同住同行同思考,历经数年,用自然、平朴和踏实的方式,追踪观察麦客的生存、劳动和命运,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视角为历史留下了20世纪最后20年即将消逝的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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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关中麦收时节,大批麦客登上西安至宝鸡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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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麦客》系列里,一张给人印象很深的照片。

一群人在一个火车站内等车,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约有上百个男人,却只有一个女人。男人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喝水,有的在聊天,只有这个女人注意到了照相机的存在,她的眼睛在注视镜头,尽管她身处于她的同类群体里,她的眼神中仍然流露出了惶恐和不安。

这是典型的属于纪实摄影师的镜头,是一种强烈的,超常的敏感和迅速的直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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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客》中还有很多农民进城的场景:他们在工地上小憩,在现代都市的车流中迷失,在盘桓的山路上歌唱,在广袤的大地上起舞……侯登科用最直接的方式记录下了属于中国农民的无数难忘的瞬间,而在他织就的影像世界中,正是这些决定性瞬间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民更为多元且更接近真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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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其他系列作品

在侯登科留下的42000张底片中,除了像《麦客》这样经年累月拍摄的专题外,还有一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中晚期“散片”,像是《行走的女孩》(1997,陕北),《小卖部女孩》(1993,宝鸡),《西海固的男子和孩子》(1998,西海固),《三位农妇》(1990,陕西凤翔),这些中晚期的作品含义丰富,以至今天我们难以用一种方式解读。

这些照片没有事件背景、没有指向意义、也没有映射太深的哲理。侯登科曾经比喻这些瞬间就像“撒了一把的黄土,落在那儿,自自然然地飘落”。或许,这样的视觉呈现才最终超越了情节本身,消除了一切功利的干扰,从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发出一瞬间的光,投向了被摄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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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陕西凤翔农村,三位正在忙于婚宴准备的妇女。

三位妇女在灶台前为一场婚宴忙碌。侯登科一连按下了十几下快门,最后选了其中一张:左边的女人正在愣神,中间的女人欲言又止,右边的女人皱着双眉,好像马上要抱怨。与同时代照片中人物具有的明确表情不同,她们的神态暧昧不清,和肃穆的构图有种反差、拧巴着的感觉,但是哪儿哪儿都恰到好处,这就是属于摄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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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宁夏西海固。选自《乡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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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1997年,陕西西安,《四方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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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陕西临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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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陕西临潼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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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临潼县行者乡。

1991~1993年,陕西临潼县落实二胎结扎突击。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个专题成为珍贵的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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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陕北农村的麦客。

画面中心,孩子们雀跃着在帮母亲把玉米地里的收获装袋运走,阳光透过玉米秆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形成了视觉中心。很多情况下,侯登科的很多照片中,叙事中心和视觉中心并不是重合的,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摄影语言,并在今天被广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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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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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山东临沂,跳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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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中期,甘肃,相约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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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出征》。

这是一组亲人送第47军官兵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照片,而在当年,这张照片因有军人妻子流泪而引起主流媒体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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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新帽》。

这是侯登科仅存的非常珍贵的原作之一,它是当年侯登科参加《大众摄影》月赛获奖作品的退稿。

侯登科离世后,亲朋为了给他出书筹款,这张照片先后两次想过拍卖,2005年嘉德秋拍,给出了20万的起拍价;2013年,又有藏家出价50万,均未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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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被洪水冲毁的灞桥铁路大桥,这是侯登科拍摄的最后一组照片。

关于侯登科(1950-2003)

农民,是侯登科的一个自我身份,也是中国历史长期的主体。他在他们的身上发现自己,也在他们的身上反思这一群体本身。他用镜头捕捉到了这个社会最底层人的苦难、欢愉、尊严和挣扎,使得这些影像反射出人性的光辉和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照相机对于侯登科不再是外在的观看,而是眼睛的延伸。摄影成了侯登科最后见证自己存在、了解和思考社会生活的方式,摄影将他带入到了更多人的生活中,带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然后他看到了社会现实中更多人的悲喜,更多人的命运,看到了自己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紧密联系。他拍摄西北地区候鸟一般的麦客,自己也像候鸟一样永远追逐着炙热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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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登科工作照。

1985年12月19日,陕西,这是侯登科与潘科正在一起拍摄作品《出征》时的场景,那时的侯登科风华正茂,激情燃烧,满怀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摄影雄心与壮志。摄影/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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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侯登科最后的时间里,在向李媚、于德水移交自己的作品。 摄影/彭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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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登科生前用过的办公桌。摄影/彭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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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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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这是三张侯登科早期的作品,清晰的展现了一个纪实摄影师风格演变的过程:画意风光——形式构成——社会纪实,它们中的任意一张又都渗透着其他两张的影子。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很多纪实摄影人风格演变的路径,今天回头再看,更能领悟到纪实摄影独特的视觉呈现方式和思想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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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登科(1950-2003)

2003年2月3日,侯登科的人生和他所钟爱的摄影画上了句号。15年已经过去,虽然这个名字不再有如当年般鲜活,然而,从他离世到今天,仍然有一群人,在以这个名字的名义,无私的为侯登科未尽的事业而努力。他们都存在某种对摄影、对这个世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根据他的遗愿所设立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今天也成为国内最具分量的纪实摄影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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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扬之音回荡,曲无声,大国时代写画,影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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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北京土著 | 人文纪实摄影师 | 独立撰稿人 | 专栏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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