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心云起丨华研数据
导读：无论你站在左边和右边，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你都有可能站到了文明的对立面。
人人都担心文明的衰弱和野蛮的崛起。
左派认为：特朗普对他们所希望和梦想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社会构成了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他们使用社交标签“#抵抗”，反复呼吁“别让他分裂我们”。那些最激进反对特朗普的人，称自己为“安提法”（注：Antifa，意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实为暴力激进左派），并摆出一副“抵抗”纳粹式野蛮死灰复燃的先锋姿态。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信众把自己当成西方文明的坚定捍卫者，反对门口的野蛮人。他最激进的拥戴者，支持强硬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新反应派等），把自己想象成现代“十字军”。而特朗普本人，特别忧虑“洪水猛兽”般的野蛮人销售给我们平板电视。他在就职演说中说：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免遭他国蹂躏。这些国家抢造了我们的产品，挖走了我们的企业、损害了我们的就业机会。”
究竟哪一方真正在支持文明，哪一方对文明构成了威胁？为了有意义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明。
柏拉图与劳动分工
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最初来源于civitas，代表“城市”的拉丁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市民或城市公民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最独特和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经济层面。
柏拉图探索了共和国中城市的本质特征。他问道，一个城邦的经济基本原理是什么？他回答，最至关紧要的是通过供给满足公民身体机能上的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人类需要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需要住所为他们挡风避雨，需要衣著为他们取暖驱寒。
柏拉图接着提问，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和家人供给这三者吗？在城市以外的世界中，这是典型的供给模式。某些家庭、部族和部落，无论是猎人-采集者、游牧民还是农夫，都生产他们自己使用的一切。这种经济孤立状态被称为“自给自足”。
但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每个公民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只要把工作分开来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实现专业化。一个人可能是农夫，另一个人可能是建筑工，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裁缝。
农夫耕种作物，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建筑工和裁缝。
建筑工建楼盖房，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农夫和裁缝。
裁缝剪布裁衣，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农夫和建筑工。
这种亚当·斯密若干世纪后所称的“劳动分工”，究竟为何出现呢？正如柏拉图和米塞斯所赞成的那样，事出于人类的生产能力是分化多样的。一些人更适合耕种，一些人更适合建造，还有一些人更适合裁剪。如果最好的农夫双手犁地，最好的建筑者留在操作室，最好的裁缝拿起针线（…）这样一来，“奶昔小站”汉堡店的汉堡、时尚的顶层阁楼以及“斯潘克斯”牌子的打底裤，都会比每个人同时从事这三样工作的情况下要丰富许多。
斯潘克斯、奶昔小站
与比较优势
但如果所有这三样工作，恰好干得最好的都是同一人，这时又怎么办呢？即便如此，正如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大卫·李嘉图首先详细说明的比较优势法则所解释的那样，劳动分工仍然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例如，在亚特兰大斯潘克斯总部楼下有一家“奶昔小站”汉堡店。据我所知，“斯潘克斯”品牌创始人萨拉·布雷克里（Sarah Blakely）的烹饪手艺，可能比楼下烤架边上的年轻人要优秀得多。这位亿万富翁可以花时间去探究和烹制自己的奶昔汉堡。但这样做会牺牲她用心照料内衣帝国的时间。如果萨拉在这段时间内专致于“斯潘克斯”品牌业务，她会为顾客创造巨大的价值，顾客付给她的钱，也足以让她购买自己喜爱的奶昔汉堡，还可以买到她想要的其他更多东西。
因此，萨拉专注于她的领域，将食品生产留给“奶昔小站”和其他人士或机构是有意义的：把工作时间花在服装上，渴望一顿汉堡午餐时，就直接下楼。从经济角度说，尽管萨拉可能在生产内衣和汉堡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煎炸厨师在生产汉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回到柏拉图，把专业化逻辑从消费财货的生产领域延伸到资本财货的生产领域。使用耕犁者个人的比较优势在于，不应把他擅长的耕作时间，浪费在制造耕犁上。柏拉图认为，他应该进一步把心思花在农业上，让其他人专注于制造“农业工具”。他继续说，“建筑工也不造自己的工具”，就像孤立状态的农夫，或任何其他生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称“初阶财货”的生产者那样。相反，在城市当中，你会发现数不胜数的工匠在制造门格尔所称的“高阶财货”：木匠制造耕犁、铁匠制造锯子，等等。
分工的效率进一步扩展到专业生产，不仅有工具、部件，还有更高级的产品领域：因此带来亨利·福特装配线惊人的生产率。此外，单个工具或部件的制造，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多个子任务，每个任务都由专门的人来执行，这样效率还要更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他著名的扣针厂为示例：
“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
通过分工，十个工人“一人一日可成扣针四千八百枚”，而如果他们孤立地工作，每个工人都很少能够制成一枚。
更高级的需求
这一切好像听起来过于物质化？没错，然而人类的生理需求是生命的现实。你固然不能用钱买到真爱，但冻毙之时，真爱也不归你享受。当你正因饥饿而神智错乱时，也难以思考宇宙、探索灵魂或欣赏高雅的艺术作品。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登上马斯洛金字塔的顶部，倘若不首先爬入它的底层。
劳动分工效率带来的解放，使财富成为可能，文明人因此可以负担起不那么紧迫的需要，如精神、智力和审美的需求。如果一个社会变得足够富有，那么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连这些更高级目的的供给，也能得到提升。正如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所写：
“在城市里，有些人摆脱了物质生产，而专事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生产。”
想要享受生活，没有任何过错，还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分工的效率，提供给市民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舒适、便利、享乐和奢侈的设施。
社会的起源
米塞斯认识到比较优势法则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更名为协作法则。他认为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能够认识到与他人劳动分工的好处，因此这样行动。这造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建筑工和裁缝依靠农夫为他们提供食物。
农夫和裁缝依靠建筑工为他们提供住所。
农夫和建筑工依靠裁缝为他们提供服装。
这种相互依存极大增加了冲突的代价，增进了和平共处的愿望。建筑工可能有气力谋杀农夫及盗窃他的作物。但是，他今后要获取食物，就必须自己耕种，这再次带来远低于出售房屋及用这笔收入购买食物的效率。
因此，劳动分工培育了文化修养，这是文明的另一个特征标志：减少冲突的规范，从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到礼貌修养。而这种文明进一步反哺了经济合作。
现在我们有了一幅文明的图景：劳动分工、繁荣昌盛与文化修养。这幅图景被一个理想的、蓬勃发展的城市，那里有繁忙的工商业、智力追求、活跃言论、艺术创作和城市生活的乐趣，最为生动地描绘出来。
贸易让世界变得文明
但是要实现这一图景，光有城市内部的商业和劳动分工还不够。正如柏拉图所说，“要找到一个地方，那里没有进口商品的必要，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较优势的法则，不会停留在城市的边缘，甚至不会止步于海岸线。外国人一样也有与我们不同的比较优势，不仅在能力方面，而且在自然资源的获得方面。
因此，不仅与邻居通商，而且与遥远地方的人民通商，都具有了经济意义。为什么要在马萨诸塞州的温室里种植香蕉？比起寒冷的新英格兰所能种出的，你捕捉龙虾换来的钱，足够从温暖的拉美购买多得多的香蕉。
通过促进这种跨境贸易，商人在全世界扩大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正如在城市内部一样，国际劳动分工创造了国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国际和平。如果货物跨过边界，就不太可能让军队跨过边界。炸毁你的国外市场或你的供应链，都没有丝毫意义。
贸易是“世界性的”（cosmopolitan），而cosmopolis在希腊语中代表“世界城市”，意指它扩展了城市的文明（劳动分工、繁荣昌盛和文化教养)，使之席卷整个世界。
国际商贸也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把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获得经济利益，刺激跨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增加傲慢偏见的代价。伏尔泰在18世纪写道：
“走进伦敦证券交易所…你会看到所有国家的代表汇聚一堂，为人类服务。在那里，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待彼此就好像他们同属一个宗教。不虔诚者的称呼只留给那些破产的人。”
再一次，劳动分工促进了文化教养。
文明及其反叛者
现在我们更加了解文明的含义，我们终于能够对支持特朗普的右派和反对特朗普的左派——他们全都摆出文明捍卫者的姿态——下一个判断。
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及其拥趸喜爱的教义，瓦解了全球劳动分工。它同时妨碍贸易壁垒两边的生产者，使他们无法再专注于自己最大的比较优势。双方效率都因此极大下降，两国消费者也从而滑向贫困。每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是向原始自给自足的匮乏倒退一步。
这也是走向战争的一步。正如劳动分工培育了文化修养，经济民族主义导致退回部落战争（现代国家是更大部落的代称）的野蛮残暴。如果货物不跨越边界，军队就更有可能跨越边界。
对世界文明来说，比门口的野蛮人更危险的，是占住这些“门”（设置国际商贸障碍）的野蛮人。
特朗普也对他造成国内分裂不和的政策和论调负有责任。然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发出的“别让他分裂我们”的呼吁，同样十足虚伪。
左派痴迷于阶级战争和身份政治。这些关注绝不是愈合社会中的裂痕，只会造成和加剧分裂，威胁到劳动分工产生的国民和谐。
阶级战争瓦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卖家和买家、雇主和雇员、资本家和工人、富人和平民等等之间的自然和谐利益，手段是让这些群体互相仇视。它也通过阻碍国内分工而令所有人滑向贫困。
如上所述，商业打破偏见，不仅在文化和宗教之间，而且在性别之间和种族之间，促进了世界性的文明。“社会正义斗士”以他们一触即发的敏感、对思想犯的政治迫害、基于身份制造不满情绪和受害人情结的倾向，播散内乱的种子，威胁着要消除这种真正的进步。这样过激的行为绝不能有效地阻挡偏见，似乎反在驱使人们出于厌恶和蔑视而加入“另类右翼”。
由于“安提法”和“另类右翼”都升级了他们的言论，加剧了他们的吵闹，甚至达到了像魏玛德国晚期“红衫队”和“褐衫队”（注：纳粹上台前德国左、右派的群众武装组织）那种街头定期斗殴的地步。然而，我们应该谨记，两者都不是文明的朋友，两者都不配得到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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