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baiqiang
伍子胥是愛國者是“自古以來”的定論，而且現代社會如果把伍子胥繼續承認為愛國者也絕對沒毛病。
崑曲《浣紗記•寄子》中伍子胥在受到吳王懷疑後將兒子託給齊國的友人。這在當時也沒有人認為他這是“裡通外國”
愛國者的前提是對國家的溫情與敬意，而不是盲目的服從於公權力，甚至助紂為虐。也就是說成為一個愛國者的充要條件是人格的獨立和明智的判斷。狂熱而愚蠢的人是沒有資格被稱之為愛國者的。
傳說中，伍子胥父兄皆仕於楚平王，無罪而見戮，伍子胥奔吳。後平王卒，楚昭王立，伍子胥率吳師攻入郢都，發平王屍而鞭之。對於這段傳說的內容的真偽或是如何累計形成的我們今天先不討論，先看看太史公司馬遷對伍子胥，尤其是他“覆楚”、“鞭屍”等復仇行為的評價，那就是高度肯定，並稱之為“烈丈夫”，並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做出了這樣的分析：
“令伍子胥從（伍）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近現代社會的人有不少非難伍子胥的所為，尤其是率吳師覆楚的行為，認為這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對國家的反攻倒算，擱到現在就是“賣國賊”。
現代人有這種想法不足為奇，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愛國主義雖然出現的很晚(19世紀後期)，但在文化動員力上足以和中世紀的宗教相匹敵的。用這種思維思考伍子胥的傳說，當然會得出反對伍子胥的觀點。
但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即使在楚人眼中，這個曾經對自己故國進行過血腥報復的人，也是一位英雄。《楚辭》中就有很多讚賞肯定伍子胥為“忠臣”的言論，如《涉江》中的“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將伍子胥與比干並論在戰國已經是共識。《莊子.盜蹠》有這樣的話:“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惜往日》中有云:“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悲回風》甚至說到:“浮江湘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於是現代又有人認為屈原是楚國的愛國詩人，而伍子胥不愛國，所以屈原不可能讚美伍子胥。或者又認為屈原太史公所本是虛構的理想人物，而《楚辭》為西漢楚人所撰云云。但是，在《郭店楚簡》這些真正楚國時代的文獻中也記錄了：“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衰也”；《戰國楚竹書》亦云：“及五子胥者，天下之聖人也。”可知楚人對伍子胥一直是都承認的。
楚人的國家觀和道德觀在當時是主流，並非是一種地方特色。因為在當時“孝”乃是成為一個君子的根本品質。而國家利益和“孝”發生衝突時，人們要首先會本能的維護“孝”。
儒家經典《禮記》。
不僅僅是“孝”高於國家利益，在當時兄弟(夫妻屬於兄弟關係)朋友(君臣屬於朋友關係)之間的羈絆也高於國家利益。儒家的經典《禮記》 有兩條把這種情況解釋的很清楚
——《禮記·檀弓上》: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禮記·曲禮》上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重視個人的權益和家庭責任，併為守護這所珍視的一切，即使是面對公權力強大和時代洪流也無所畏懼，這種精神氣質是我們偉大先民的一大特徵。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有如此的精神氣質，朝廷壞不到哪兒去，社會更壞不到哪兒去。
同樣，西方正統價值觀對於復仇也是肯定的。維多•柯里昂在只有在報滅門之仇(父母兄長皆為惡霸所害)，手刃元兇，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當眾將對方開膛破肚之後才有資格成為大家的教父——維多柯里昂老爺。
陳大舍
闡述的內容有點長，所以先表達觀點：合適。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流傳甚廣，然而細細考究起來，其原文是梁啟超在評論顧炎武的家國理念時，總結出來的8個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時的思想家，也是一個反清鬥士，他面臨國破家亡時，對天下與國家這樣的概念做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提出了他的看法。
天下與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顧炎武看來，天下，承載著仁義的內涵，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基本倫理道德，比國傢俱有更高的價值取向。國家實際上是“肉食者謀之”，換而言之，國家是為了這些人的利益而存在。然而，作為普遍的仁義道德，則和我們每一個人有密切關係。
國家在這裡的概念，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憲政國家，而是傳統所說的一家一姓之國，更多的與中國古代的各個朝代相關。對於這樣的國家，他並不直接與“匹夫”有關。所以如何維護一個國家的運作，如收稅、賑災、治安等也不是一般臣民的責任。但是天下的概念全然不同，“亡天下”所要破壞的是維持整個社會運轉的倫理道德，這就跟每個人產生密切和直接的關聯，坐視文化的衰敗，將使每個人成為無君無父之人，將人格降低到禽獸等級。
因此，天下相比於國家，承載了仁義禮教這一傳統的真正內涵，每一個認同這一倫理規範的人，都必須要維護它。
以顧炎武的國家標準來看當時的楚、吳兩國，伍子胥背楚事出有因，而他遵從的仁義道德卻沒有更改，其中一條便是孝道，難道父兄蒙冤身死，伍子胥也要服務楚王嗎？
伍子胥在吳國找到了自己施展才華的地方，愛吳國也無不可。畢竟，在天下的角度來看，楚、吳兩國都是傳統的家國，伍子胥並沒有改宗，也沒有失去作為人的仁義道德。
到了梁啟超時，他對天下和國家的解釋，要超出了顧炎武的的看法，畢竟那個時候，東方傳統王朝第一次面對已強大起來的西方國家，很多人都受到了猛烈的衝擊，人人固守的天下觀也受到質疑，民族中的智者，如梁啟超等，開始對這個時代開始思考和探索。
梁啟超認為西方諸國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已不是一家一姓之私產，是每一個具體成員的國家，其核心內核是國民，重要原則是憲法。憲法，是一國之人，不管他是君主、官吏、國民，共同遵守，國家的一切法度都要依據憲法做出，是萬法之母。
在國家思想方面，梁啟超說存在有盧梭等代表的“民約論”，共和民主制；還有斯賓塞等人的強權派，強調人民必須團結在國家之下，作為整體向外輸出力量。強權派在20世紀中葉大放異彩，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思想理論基礎。而民族主義者，是不使他族侵我，我亦不侵他族，在保留了個體的自由和價值，也強調了國家力量。
梁啟超藉由民族主義，衍伸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民族主義國家，在梁啟超看來，則是如同子女與父母之間的私德關係一般，國家之於國民，猶如父母之於子女，也存在著傳統的仁義道德作為維繫倫理的紐帶。
梁啟超所言的現代國家，即是民族主義國家，中華民族的國家，實為公器，因此在梁啟超的觀點來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與天下的概念是相似的。因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就是可以用“國家興亡，匹夫有則”來表達。
顧炎武的天下觀，在天下之下（仁義道德）所不斷進行的改朝換代，是治世和亂世的不斷更替。王朝可以更替，但是天下卻保持著更強的穩定性、連貫性。當不涉及仁義這一本質時，國家的更替依舊與人民無關，當然這涉及到了政治與道德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也存在合法性的敘事角度問題。
所以，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與古代意義上的國家等同，本身就不是正確看待的態度。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其國民的內涵，具有著天然的人性普遍性，在個人看來具備的仁義道德，廣而施之，則是全體人類命運中的一份子。而之所以出現“伍子胥是否愛國”這一問題的原因，也在於人們對國家這一概念的誤用。
伍子胥是否愛國，是一個簡單的二分法，認定一個，便是排除了另一個，是一個缺乏思考深度的問題，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政治口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政治口號本身就是要取消思想的複雜，將一切具體的狀況摒棄，同時樹立一個明確的敵對形象來保持自身的凝聚力，無論是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懲國賊”都是如此。所有的政治勢力，都極為熟練地使用各種政治口號，煽動人民從而推動政治目的的實現。當政治口號本身與特定的意識形態結盟之後，就會產生更為劇烈的反應，如德意志第三帝國充斥的各種政治口號。戈培爾說，政治口號的目標就是征服群眾，讓群眾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裡。
執政力量反覆使用政治口號的目的，乃是為了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執政地位，並通過政治口號來宣傳意識形態，使政治力量滲入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使其分享國家本身具有的神性。執政力量理所當然地強調國家本身的至高無上，作為自身合法性和正統性的依據。在這樣的一種權利框架下，個人變得無足輕重，甚至不得不承擔沉重的義務。作為一種結果，國家至上主義，就成為了政治口號中最適合的口號了。
伍子胥愛國本身引起的爭論，就體現出了這種思考深度的區別，人云亦云的偏見和誤解，是缺乏思考的表現。
對於國家至上主義而言，它不會承認有任何高於它的概念，任何個人都必須強制性的服從國家的命令，並且時刻為國家所犧牲，這樣一種狀況下，天下就失去了自身的超越性地位，國家本身成為了某種普遍性的象徵。法國大革命時的恐怖政治，是國家至上主義所可能產生的災難性後果。當國家至上主義與特定的意識形態結盟，就會形成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宣稱自身具備超越性與普遍性，認為自己服從於歷史規律或者自然規律，以此宣稱對解放世界的合法性。這樣，傳統天下的道統，就掌握在國家手裡，法律只有在符合國家意志時才具備效力。極權主義進一步壓制了個人思考的空間，處於極權主義統治下的人，反思和批判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關於國家的概念的梳理，實際上反映的是以個人的思想啟蒙來克服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實現每個國民的身份和責任認知。在面臨新概念時，以英國人的保守審慎的態度去看待新生事物，保守主義會穩健的多，而自由主義則是充分尊重人權，解放思想。每個人的思想啟蒙都需要獨立完成，每一個國民都具備成熟的思想，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而言，伍子胥愛國與否問題的討論，將是一個啟蒙的開端。
而知而行
先大致介紹下伍子胥的事蹟。伍子胥是春秋末期楚國人，家中幾代都是楚國的重臣，父親是楚國太子熊建的老師。楚平王因為聽信奸臣費無極的讒言，派人去殺太子，太子逃出國。楚平王就殺了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而伍子胥則逃出國去，幾經波折後到達東邊的吳國。他投靠吳國公子姬光，幫助姬光殺死堂弟吳王姬僚，政變上位，即吳王闔閭。之後，伍子胥輔佐吳王闔閭，先是擾襲楚國邊境，隨後長驅直入，攻佔楚國首都，把當時已經去世的楚平王屍體挖出來鞭打。此後楚國在秦國軍隊幫助下趕走吳軍，伍子胥回國後，又投身到吳越戰爭，輔佐吳王闔閭的兒子吳王夫差大破越國。然而最後，因為夫差昏庸，聽信了越國的反間計，伍子胥被迫自殺。
由此可見，伍子胥的一生，既是快意恩仇的一生，也是悲劇的一生。他的命運當然有值得嘆惋的地方，他的才能非常突出，他為了報父兄之仇而進行的努力掙扎也使人敬佩。然而，把這樣一個人物冠以愛國的頭銜，卻實在是自己抽嘴巴。
很簡單，說伍子胥愛國，他愛的是哪一國呢？
伍子胥自己的祖國楚國，他顯然是不愛的（當然，楚國先不愛他）。因為父兄之仇，他發誓要攻滅楚國，乃至煽動楚國的宿敵吳國，發動大舉入侵戰爭，使得楚國軍民死傷無數，首都慘遭焚燬，更對先王掘墓鞭屍，連好友申包胥都看不下去，這對楚國有一絲的情感麼？
那麼，伍子胥愛吳國麼？顯然也不是。吳國只是他報仇的工具而已。伍子胥跑到吳國，最初投靠吳王姬僚。但當公子姬光勸阻姬僚出兵報仇時，伍子胥就改投靠姬光，發動政變殺死姬僚奪取王位。此後，伍子胥率領吳軍長驅進攻楚國，確實成就了吳國的霸權。但在秦國出兵，吳國已經處於不利格局後，伍子胥還試圖繼續留在楚國燒殺搶掠。顯然，在伍子胥心中，吳國的安危，是遠不如自己報仇的大業來得重要。而且伍子胥對吳國的這種操控，實際上引出了吳國的窮兵黷武，最終反而促進了吳國的滅亡。
再看看伍子胥的學生——白公熊勝。熊勝後來回到楚國，受到楚國宰相重用。但他卻為了奪取大權，擅自發動叛亂，殺害三位德高望重的叔父，最後死於楚國軍民的怒火之下。伍子胥能帶出這樣野心勃勃而全無原則的學生，他自己的愛國精神又能有多麼純潔呢？
因此可見，說伍子胥愛國，那是貽笑大方的。
巴山夜雨涮鍋
非常的不合適！
理由如下：伍子胥是楚國貴族，在楚國高層的權力鬥爭失敗後，移民到了楚國的敵國吳國，成為了吳國人。然後他趁楚平王去世，楚國政局不穩的時候，帶領吳國軍隊打回了自己的祖國。
因為和楚國王室的私人恩怨，讓無辜的楚國人民遭受了幾乎亡國滅種的傷害！（其實吳國早就想幹楚國了，伍子胥真是雪中送炭）在楚國人看來，伍子胥是一個背叛了自己祖國的人，降禍於血肉同胞的人！
看來伍子胥不愛他的祖國，楚國！
那麼，他愛吳國嗎？
當吳王夫差不聽從伍子胥的建議，反而賜死伍子胥的時候，伍子胥要家人在他死後把眼睛挖出，掛在東門上。他要親眼看著越國軍隊滅掉吳國！
通過伍子胥的遺囑可以看出此時的伍子胥對吳王夫差之恨！也表明他對吳國並沒有感情可言：吳國被滅，竟然成了他的死後遺願！（辜負你的人是吳王夫差，可不是吳國的人民）
可見他愛的也不是吳國。
所以，不能把伍子胥稱為一個愛國者！把他稱為恨國者好像更貼切些！他投奔敵國成為楚奸，領兵滅亡自己的祖國讓我鄙視！因為個人恩怨，詛咒自己的國家更讓我鄙視！
看真正的愛國者崇禎死前是怎麼說的！“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伍子胥：“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歷史風暴
本人認為不合適。歷史上愛國的英雄數不勝數，近代和現代的愛國英雄更是層出不窮。愛國的英雄千千萬，伍子胥算個篹？叛國投敵，為了報私仇，引狼入室，滅了自己國家的君主，直至上演了鞭屍一幕。我認為伍子胥在歷史的長河裡是小人一個，狹隘的個人英雄，不值一提，如果以他為楷模，只會讓人學會報私仇。
周文革1
得看從哪個角度去看。伍子胥楚國人，因楚懷王殺了他全家而逃到吳國，並且當了大官，所以他也算吳國人。忠於吳國，是我對他的印象。我想廣告裡說他愛國，大概是指的他愛吳國吧。我想也是合適的。
我是一片雲179098918
第一，愛國首先是指愛祖國。第二，關於國的概念不可和現代等同。那時君主就是國，而他對祖國君主是恨多於愛。為解自己的心頭之恨，他對祖國做了什麼？可以查歷史。第三，不可以說他多麼愛他做客卿的國，自我實現，利用報仇成分很高。第四，不能因此非議他。那時的道德與現代不同，而那時天下名義上是統一於周的。他並沒有到周朝之外去做官，這一點在評論時要考慮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