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1902～1964年），原名柯维翰，生于广南县莲城镇小南街。维翰父柯锡光在外为官多年，并在思茅另立家室，几至音书断绝。母高崇乃名门闺秀，粗通诗文。祖母信佛，断字识文，儿歌、山歌知之甚多。维翰儿时，祖母与母亲即以儿歌、山歌及民间传说作为启蒙知识传授。加之广南城附近多为壮族村寨，维翰耳濡目染，深受民族风情熏陶，以至渐而能出口成歌。
柯氏一家向为名门，至维翰出世，家道中落，仅有薄田数亩，颇难维持生计。维翰六七岁时，已略知家事艰难而刻苦勤读。
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1916年．维翰考取省立第一中学，远离家乡赴昆明就读。因才识过人、勇于任事而被选任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9年5月中旬，北京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昆明。柯维翰等各校学生会负责人即组织同学积极响应，开展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演话剧、砸日本洋行等爱国行动。维翰首次创作并登台演出了话剧《劳工神圣》。不久，维翰即成为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省一中杨青田、柯维翰等21人秘密成立“大同社”，成为云南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群众组织。同年，维翰首次创作的抒情诗《白马与宝剑》发表。民国l0年（1921年）末，维翰向往民主运动的摇篮——北京，与相爱多年但尚未公开关系的女同学丁桂媛自昆明出走，取道越南而后抵达北京，寄宿于云南会馆。维翰自此更名柯仲平。
北京当时虽经五四学生运动的冲击，但并不像柯仲平所想的那样，政治空气依然十分沉闷，柯仲平常单身到什刹海对天吟唱直到深夜。民国13年(1924年），他写出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同年考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攻读法律专业，
1925年，柯仲平在北京结识鲁迅。他在鲁迅家中旁若无人的高声朗诵曾吓着鲁迅的母亲，把他看做一个怪人。鲁迅却看出柯仲平有诗人气质而给予鼓励，并期望他能终身成为“孺子牛”。同年，柯仲平又结识小说家郁达夫。一次柯仲平深夜2点才从什刹海淋着倾盆大雨回到会馆住处，以致高烧住院。郁达夫闻讯赶来，除给予解决住院费用外，并以兄长身份告诫他今后浪漫得有个边儿，不能把身体搞垮。
1926年，郭沫若、郁达夫等在上海集资创办《创造月刊》。5月，柯仲平离京赴沪被邀至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在出版部，柯仲平与潘汉年因志趣相投，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此时，在出版部内的文学青年中，由于柯仲平的诗作犀利豪放，因而大家戏称其为“狂飙诗人”。“狂飙诗人”的雅号即自此叫开。8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被搜查后，柯仲平等4人被抓入狱，后得胡愈之、叶圣陶大力帮助，保释出狱。柯仲平出狱后，正准备找潘汉年为他寻求革命道路时，丁桂媛（已改名丁月秋）自北平来信说，已有四五月身孕，且经友人介绍，已在陕北榆林中学谋到教书的差事，需他护送到校上课。他们到榆林后，因地方闭塞，几与内地声息断绝。初时，柯仲平尚能伏案写作，渐而为国家命运、个人前途而忧心，以至再无法保持平静；加之出生才2月的小漠林夭折，使他决然离开榆林。
1927年4月，徒步跋涉18日，行程千余里，抵达西安。孰料此时西北国民革命军已出潼关。柯仲平投奔无门，加之盘费殆尽，只得暂住在“鸡鸣早看天”的小店，等待友人介绍的一所中学开学后再去任课。离开榆林前，柯仲平曾发信到上海、北平与潘汉年等友人联系。播汉年因到南昌革命军中没有回音，北京友人刘开渠却传来噩耗，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这无异是给“狂飙诗人”“愤懑”的胸中填上“炸药”，只等待着时机“引爆”。7月，西安市学联举办暑期讲习会，邀请柯仲平主讲文学。开讲时，许多人认为蓄着满头长发，只会吟诗饮酒，不修边幅的柯仲平肚子里不会有什么好材料，以致空位很多。他并不气馁，上台后惊人的开场白，以及针砭时弊、妙趣横生的新颖见解使听众大为倾倒。第二讲时，人们奔走相告，结伙而来，廊檐走道尽为堵塞。他手中虽有讲稿，但却不以此为序，而是即兴发挥，时而呐喊，时而低吟，听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起伏而起伏。这位青年诗人就这样通过讲台这块阵地把革命的红色种子，播撒在古城长安的土地上。由于他非凡的才华，学生们纷纷要求学校请他任课，他原来只任省一中3个班的国文，后来又增加了第一师范2个班和女子师范1个班的国文。
1928年初，西安市亦踩着“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鼓点大肆清党，连一些进步学生亦不放过。柯仲平自料难逃魔掌，便离校出走。途中与两个回乡的山西学生结伴而行。到了黄河渡口，他等不及渡船到来，“扑通”一声，跳下滔滔黄河，奋臂向彼岸游去。
柯仲平辗转到了北平后，眼见大革命惨遭失败，痛定思痛，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质的飞跃。从1924年仅是痛恨旧世界，憧憬新世界创作的《海夜歌声》，到1928年取材于大革命时代工农武装斗争创作的诗剧《风火山》相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境界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创作《风火山》过程中，由于他倾注了全部激情，以至几乎进人疯癫状态。喜怒无常，昼夜颠倒，错把月亮当太阳，深夜万籁俱寂之时，他边写边弹边唱，闹得四邻哭笑不得。这段时间，由于穷得生不起炉火，完全靠炽热的情感支撑着他熬过了北平的严寒。1929年1月21日诗稿脱稿后，他又为成堆的稿子犯愁，不知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
1929年，柯仲平偕丁月秋到上海，在“狂飙社”出版部工作。此时丁月秋又生下女儿莉莉，柯仲平为了养家活口，受聘到建设大学讲课，丁月秋则在三友实业社当缝纫工人。同年冬，柯仲平被扣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再次被捕人狱，幸得友人朱静涛从中斡旋，不久即被释放出狱。
1930年3月，柯仲平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派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兼上海总工会联合纠察队秘书。5月，柯仲平揣了年余的《风火山》稿件，终于由新兴书店出版问世。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在上海诞生后，柯仲平作为采访记者奔走于沪上，通讯、诗歌、散文陆续化名见诸报端。12月初，《红旗报》为了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发表了《大家起来纪念广州暴动》的社论后，上海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又落到柯仲平身上。为了筹划11日的游行，他担任了南京路游行示威的总指挥。此时，国民党已是剑拔弩张。9日，柯仲平按时到英租界武陵旅馆商定游行事宜，发现旅馆门前已有暗探，他本可抽身返回，但考虑到先到同志的安危，便高声暗示“不要倒水，不要倒水！”柯仲平边喊边跑，急登四楼，便被预伏在楼上的特务截获，与其他先到的同志一齐被捕。被捕后，柯仲平自称系一木工，化名柯桂生。几经拷问，仍一字不变，后被判刑11个月。民国20年（1931年）冬，柯仲平自上海龙华监狱转到苏州反省院。次年夏，在一次狱中会上，因一中间派记者颠倒黑白的忏悔发言，以图取媚监狱官方，激起柯仲平针锋相对的斥责，以致暴露了身份，被列为重犯。此时，又幸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差的友人朱静涛以表兄弟的名义，走通了反省院主管上司的关系，柯仲平于民国22年（1933年）8月被保释出狱。获释后，柯仲平即赴开封找到在北仓女中任教的丁月秋，遗憾的是丁月秋已另组家庭。
1935年，苦于找不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他东渡日本。抵东京后，化名柯冬山，到一家私立汽车学校学习，除为日后能开坦克打下基础外，他还深居简出，研读马列著作，并组织一些旅日的进步青年成立“理践社”。在日期间，他曾应上海《中报》之约写了30余篇文章，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得失。
1937年8月，柯仲平启程回国，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留下他作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因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露面而被盯梢。11月，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同月，边区文化协会成立。成仿吾、周扬、柯仲平被推为负责人。1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吴玉章任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同月下旬，边区文协遵照毛泽东要把诗歌推向街头的指示，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任社长。自此，延安地区的诗歌大众化活动蓬勃开展，诗歌朗诵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表达形式广泛出现在人民大众中间，成为摧毁敌人心理防线的文艺战斗武器——“投枪”。这时，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常到柯仲平处求教诗歌的创作方法，柯仲平答“古诗是父，民歌是母，写诗不能忘掉父母”。
1938年，柯仲平写出了长达2000行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毛泽东在一次晚会上听完了他的长诗，当即要去手稿。第二天看完后即批“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 41, 42两期破例连载了《边区自卫军》。民国29年（1940年），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边区自卫军》和他的叙事长诗《平汉工人破坏大队》。柯仲平的作品正如他早年在西安文学讲座上讲的那样：“艺术是时代的、生命力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1938年，毛泽东要柯仲平针对京戏、秦腔，更新戏剧内容，扩大宣传面。柯仲平立即四方奔走，物色剧改人选。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柯仲平任团长。毛泽东为了支持剧团开展演出，从他的稿费中提出200元光洋作为剧团经费。剧团演现代人、现代事，高举“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红旗，所到之处深受农民欢迎。
1941年，云南石屏籍女青年王琳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因与柯仲平同为滇南老乡而格外亲密，由亲密而生恋情。
1942年，王琳与柯仲平结为伉俪。
1946年，柯仲平谱出《自卫战争进行曲》。这首歌唱遍了西北战场，激昂的歌声鼓舞了西北野战军的士气。
1947年3月17日，延安落入敌手。当时柯仲平带着一个土改工作团在离延安6天路程的镇川堡开展土地改革。上级为了保护他们，强令转移再转移，到了绥德。他因不知党中央战略转移的意图，得知延安沦人敌手后再也按捺不住，强烈要求参军上前线与来犯敌人厮拼。最后他终于加人独立第五旅参加了攻打波罗堡的战斗。不久，柯仲平即随西北代表团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全国的土地会议。会议结束后，柯仲平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留下编辑《人民文艺丛书》。后来，这套丛书在杨思仲、康濯、赵树理等的协助下，于1949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前出版。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柯仲平，问他丛书完成后将作何打算，柯仲平答：到主席住过13年的地方去，写那个地方的革命斗争史。毛泽东很赞成他的这一打算。同年冬，丛书大体就绪，柯仲平即随贺龙乘专车返回延安。途中，贺龙见他的棉衣破烂不堪，便送他棉衣和大衣御寒，柯仲平又将大衣给了他的勤务员张发来。以后，贺龙又送给他一件羊皮统子。全国解放进入城市后，别人都换了装束，惟有他仍然穿着这件只不过配了灰面布子的羊皮统子登观礼台，出入大会堂。
1949年5月20日，柯仲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会后，柯仲平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7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柯仲平被选为副主席，继而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1950年，柯仲平奉命到西安筹备、主持西北文代会的召开，并出任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7月，文代会结束，柯仲平被选任西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这时，工作秩序已趋正常，他迁人西安“止园”居住后，原想可以减少一些行政事务，埋头写作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史诗，但因身兼二职，送往迎来的应酬事务不断，并且还常应青年团、工会、妇联之请写应时的纪念诗，以至原计划完成的史诗，迟迟未能税稿。他的应时纪念诗中以《母亲颂》为杰作，发表在《中国妇女》1954年3月号上，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短诗中的一首名篇。其中：“……儿还在她怀中睡，她早梦见儿能跑能飞。她像山来不自高，她像地来不自卑！……儿成英雄英雄归，英雄还有奶香味，英雄创造新社会，母亲们创造英雄一辈连一辈。”他不仅写尽了天下母亲的艰辛，而且写出了母亲的伟大胸襟。柯仲平离家30多年，何尝不想飞回母亲的怀抱，但正如他所说：“做了母亲的儿子，就难做人民的儿子；做得人民的儿子，就难做母亲的儿子。”《母亲颂》不仅是献给天下的母亲，也是他对亲生母亲愧疚的心声。
1953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柯仲平仍当选为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原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柯仲平继任副主席。
1954年4月，柯仲平奉命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副团长，一行38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后，阳翰笙、张光年、周小燕、柯仲平4人又被派往波兰。访问回国后，他仍锲而不舍地倾心于革命史诗的创作。同年9月，柯仲平当选为江苏省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党和人民给予他荣誉，更激起他的创作热情，以致数次晕倒在写字桌旁。病情迫使他停止写作，住院治疗。出院后又碰上反右斗争，丁玲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柯仲平又险受牵连。尽管如此，他仍甘冒风险向上级力保已被点名批判的《延河》主编、副主编投人正常工作，免使刊物停刊。由于身心交瘁，柯仲平被转陕西省的高级干部休养院治疗。休养期间，柯仲平仍一如既往，与院外生产队农民频繁交往，水乳交融。一次某社员的小孩子急性吐泻不止，已呈休克状态，其父找到柯仲平，柯仲平即说服休养院院长破例为其医治，又倾囊相助，终于使小孩转危为安。
1962年11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几天后，他应召到省委开会。会上，省委某领导径直向他说，省外有人问，你这些年写西北革命史诗，情况如何应当让大家知道知道。语气颇近指责。第二天，全省文艺界十七级以上中共党员集中组成一个临时支部，讨论全会精神。全会所指“反党集团”的三个头目都是由西北出去的，学习的核心是“反党集团”在西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柯仲平。经过近一个月的批判、检查交代，虽没有对他下任何结论，但已折腾得他形容憔悴，骨瘦如柴。风浪过去后，暂时的平静使他又回复到创作的天地。当想到已年逾花甲时，更是追星赶月似的写作革命史诗《刘志丹》。孰想前浪过去，后浪又铺天盖地。田汉、夏衍、阳翰笙成为中国戏剧界搞封、资、修的祖师爷，柯仲平与马健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而遭批判。当时西北的某负责人为了向康生、江青交差，又拉上一个年轻人黄俊耀，合称其为“柯、马、黄反党集团”，刊登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上。王琳为了不再使他受到刺激，一直将此事隐而不露，期望他争取时间完成未竟的诗稿。
1964年10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知他当选为第三届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正当他准备进京开会之际，不料，同月20日的支部会要大家找出话剧《卧虎镇》中的“反党毒素”。不言自明，批判《卧虎镇》实是指向他所写的《刘志丹》。临近下午休会时，他由于激愤，要求发言5分钟，但因心中有话，急欲一吐为快，一直讲到6点40分。经主持人提示后，他要求再讲5分钟，乃至讲话完后，头即向沙发背上倒去。大家初时尚以为他是因过度激动而晕倒，孰料经医生检查，心脏已停止跳动。
柯仲平的丧事虽按同级干部规格，走完了应走的程序，但不许送挽联，意在抹煞人们对他的评价。致悼词人临上台致词，又接到通知将悼词中“在诗歌的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一句删去，于是，所谓的悼词竟是一张纯粹的履历表。当时，他的夫人王琳怒火中烧，借致答词的机会只说了三句话：“柯仲平同志是盖棺而没有定论！感谢党！感谢同志们！”
1979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柯仲平悼念会”上为他平反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对他的一生作出正确评价：‘’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文艺与群众结合，走大众化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柯仲平同志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用自己的笔，终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柯仲平同志由于写（作）长诗《刘志丹》而受到严重迫害，使这部长篇史诗未能完成，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大憾事。”
1985年元月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盛赞柯仲平是“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联、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
柯仲平一生发表过很多诗文，由王琳整理为《柯仲平诗文集》，分4卷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柯仲平：延安与中国青年（节选）
一、问延安
青年！中国青年！
延安吃的小米饭，
延安穿的麻草鞋，
为什么你爱延安？
二、青年答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
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
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
不能到前方抗战，
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
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哪怕我们的课堂在露天，
我们的凳子——一块砖，
我们的桌子——两腿上面搭着一块小木板；
我们学的多么乐，多么欢：
我们的教员是英雄，
曾毕业在草地雪山。
我们也学种菜，学背柴，
还到乡村里宣传：
多流一滴汗，
多学得一点马列，
多到群众里工作，
多学得一些群众观点。
深更半夜，工作归来，
头顶明月，脚踩沙滩，
哼着歌子，绕过延水边——
呵！唱不尽的是革命，
看不厌的是明月，
我们年青人的热情，
好比流不尽的水，
留连，留连，
夜深了，还在延水边留连。
忽见中央机关那一面，
还有星星大的灯光三五点，
那分明是老干部还在窑洞里埋头苦干，
又才警觉到战斗的明天。
明天，明天同样是战斗的学习，战斗的工作，
战斗的生产；
战斗的青年，
要带着毛主席给的战斗法宝，
到前线，
到广大的民间。
三、延安做总结
啊！青年！青年！
勇敢的中国青年！
多情的中国青年！
你穿破了延安的草鞋，
你取得了一些活生生的革命经典，
你吃饱了延安的小米饭，
你有了一个能思想的脑袋。
你呀你，你前进！
你将开花在华北华南，
结满在鸭绿江边，
青年！你可爱的中国青年！
（1939年秋在延安）
文章综合于网络
青春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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