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 煙 說 與 後 人 知
———專訪101歲老紅軍張佔琳
□特約記者 王 堅
閩西大山深處的上杭縣通賢鎮文坑村，四望群峰高聳，滿眼青松翠竹，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穿村而過，在安詳靜謐的時光中滋養著千百年來勤勞耕耘的田園農家。臨溪的一座普通民房內，住著現年101歲的老紅軍、原中央蘇區時期福建軍區政治部宣傳員張佔琳。
佩戴著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紀念章和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的張佔琳
感謝命運之神的安排，讓我們得遇百歲高齡依然精神矍鑠、目光銳利的張佔琳。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老人十分健談，不但思維清晰，而且表情豐富，聲音宏亮。我們的到來，撩起了久遠潛藏的紅色記憶。傾聽老人繪聲繪色的深情敘說，我們的內心也情不自禁為之跌宕起伏，一同感受歲月風塵中的苦難與悲壯、沉痛與喜悅……
譚震林勉強收下的“小鬼”
“我是1918年出生，從小生長在文坑，因為生父很早去世，後來母親把我過房給張興云為子。1928年前後，朱德、毛澤東率領紅軍進入閩西之前，中共長汀地下黨支部汀南片的負責人張赤男、羅化成等人以教書先生的身份為掩護，在通賢、才溪一帶發動革命，組織秘密農會。張赤男是我們汀州張氏的宗親，他是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大知識分子，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又參加過北伐戰爭、廣州起義。有一次，張赤男坐著轎子來到文坑，在村裡張祝軒先生的家裡住了三天。那時候我還小，只知道村裡來了位很年輕的‘叔公大佬’，人來人往挺熱鬧，哪裡知道是地下黨搞活動呀。客家人愛宗親、敬先生，張赤男利用這些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和個人身份做掩護，傳播革命火種。
“1929年汀南暴動後，地方建立了區、鄉蘇維埃政權。後來又開辦了列寧小學，我在列寧小學讀了年把書，認得不少字，教我們的先生叫張佔梅，是一個老知識分子。我的繼父張興雲是文坑鄉的第一任農會主任、鄉蘇維埃政府主席。1932年4月紅軍攻打漳州國民黨張貞部隊時，繼父在戰鬥中負傷，送到南陽（當時屬長汀縣管轄）黃臘坑的紅軍醫院治療。傷勢稍好後，繼父回家看望母親，沒想到當夜就被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的人抓走，押送到白砂，後來又被押到永定的虎崗冤殺了。我的姑丈當時擔任紅12軍34師的宣傳科科長，姑姑和姑丈去裁判部要求保釋繼父，可是連他們夫妻也被扣押了，關了幾天才放出來。1931年至1932年間，閩西蘇區天天搞肅清‘社會民主黨’，不知道冤殺了多少革命骨幹。文坑村最早起來帶頭革命的張祝軒等7人，全部被當作‘社會民主黨’殺害了，實在令人痛心啊！
“受到繼父的影響，我13歲就擔任了文坑鄉兒童團的負責人。當時通賢屬於杭武第七區，上級還任命我為巡視員，經常要走路去回龍、濯田一帶開會、檢查工作。15歲那年，蘇區擴大紅軍，我和才溪的王香雄、林攀階等人一起來到駐紮在上杭白砂的福建軍區機關駐地。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看我個子瘦小，本來不要我參加紅軍的。我急了眼，大聲哭著說‘那不行啊！鄉蘇維埃政府敲鑼打鼓送我來參軍的，我要是回家了多沒面子啊！’譚震林司令看我態度這麼堅決，哈哈一笑，算是勉強收下了我。在新兵補充團，沒有軍裝穿，只是戴上了一頂有紅布五角星的軍帽。記得當時白砂的新兵為第一支隊，才溪的新兵為第二支隊。新兵團兩個多月的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很多大領導給我們講課，我們學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和軍事知識，為以後參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礎。”
張佔琳打游擊曾駐紮的上杭通賢障雲嶺
擔任紅軍宣傳員的日子
“新兵集訓結束後，我被分配到上杭南陽黃臘坑的紅軍後方醫院，在這裡工作了大半年。1930年8月，羅化成因為作戰負傷住院治療，傷好後留在醫院擔任院長。他是中醫世家出身，讀過大學，能文能武，本事很大。羅化成和我繼父、張赤男都是老戰友、老親戚，把我當小孩看，見到我就叫‘小鬼’，常常抱住我用他的大鬍子蹭我的臉，我最怕他的大鬍子，扎得臉面生疼。因為革命形勢不穩固，紅軍後方醫院隨時都要轉移搬遷。從黃臘坑遷到長汀塗坊的賴坊村，後來又先後搬到長汀的赤田（今策武鎮）、濯田、水頭、蔡坊等地。
“羅化成讓我在醫院當宣傳員，其實也是勤務員，平時負責傳達上級的命令指示，沒事的時候就幫著伙房的司務長端菜端飯給傷病員吃。因為我識字，有時也提著石灰桶子到處寫宣傳標語，書寫‘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等等。宣傳員的工作政策性很強，醫院有個知識分子寫標語時，順手在‘國民黨’後面畫了一個五角星，被人指控為‘反革命’，後來被處理了。這事情給大家很大的震動，後來我們都更加小心謹慎了。和我一起參軍的王香雄後來也在後方醫院擔任宣傳隊長、軍醫，他比我早入黨，經他的介紹，我在16歲這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福建軍區後方醫院在長汀河田蔡坊駐紮時，我擔任醫院政治處的組織幹事兼宣傳組組長。
“不久，我被上級選派到福建軍區政治部宣傳員培訓班集訓。當時，軍區機關駐紮在長汀城郊區的東街曾屋大祠堂，軍區政治部主任楊英負責我們的培訓工作，培訓的內容有寫標語、唱紅軍歌、跳舞、自由演說等等。我們這些半大小子，愛玩愛鬧，親如兄弟。林攀階和王香雄都比我稍大些，他們倆身體很協調，跳舞跳得好。我年齡小，在排練文明戲的時候，常常被指定扮演壞分子。
“楊英主任工作時很嚴肅認真，平時卻和藹可親，愛和我們開玩笑。他也是叫我‘小鬼’，路上遇到就會攔著掐我的腰，說是看看我有沒有長得更結實。他的一雙手很有勁，掐得我直叫喚。說來我也很幸運，因為年齡小，總被首長們寵著，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教導。不過，我那時確實最怕羅化成和楊英兩位首長，一個鬍子扎人，一個大手掐腰，常常被他們弄得哭笑不得。”
參加松毛嶺側翼防衛作戰
“戰爭年代，革命戰士隨時聽從組織安排，領導安排去哪裡就去哪裡。蘇區時期打仗是家常便飯，我們部隊先後和國民黨中央軍83師、19路軍、武平鍾紹葵保安旅、廣東陳濟棠、蛟洋傅柏翠都打過仗。在一次戰鬥中，福建軍區補充團教導營的一個連長中彈負傷，被敵人抓去殘酷分屍。我也在戰鬥中和部隊失散，在山上藏了幾天幾夜，沒有吃的只能吃野果子樹葉，晚上才能出來趕路找部隊。儘管隨時可能犧牲，但紅軍戰士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934年下半年參加松毛嶺保衛戰的時候，我虛歲不到17歲，為了當紅軍都把自己的年齡往大了說，其實真的還是個半大孩子。這時，楊英主任調紅24師政委，指揮部隊在松毛嶺作戰。松毛嶺戰役前期的溫坊大捷中，紅軍消滅敵人一個旅，繳獲無數。我家隔壁的張佔先在戰鬥中繳獲了一支駁殼槍，他是紅軍的理髮員，比我大4歲。因為作戰表現勇敢，《紅星報》報道了他的英雄事蹟，當時在蘇區非常轟動。
“松毛嶺戰役後期，野戰軍團轉移北上。留在山上堅守陣地的福建軍區進行整編，機關工作人員分配下部隊，我在上杭第二獨立營擔任沒收委員會主任。獨立營駐守在南嶺山區，擔負松毛嶺主戰場的側翼防衛任務。我們的營長是周德富，他之前擔任上杭縣蘇維埃政府的軍事部長。後來林貴林擔任營長，他很會打仗，不怕死。松毛嶺戰役結束後，獨立營決定向西撤退到四都山區，和那裡的福建省委、軍區匯合。1935年正月初一深夜3點來鍾，途經塗坊的扁嶺村時，獨立營拔掉了扁嶺的反動據點，繳獲了一批槍支，把被白軍搶走的六頭牛還給了群眾。部隊在籌款時，發現民團頭子在神龕上‘壓歲’的一筒花邊（光洋），一共有50個。我以沒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全部收走作為部隊經費，部隊好幾頓沒飯吃，供桌上的年糖年餅也分給大家充飢了。扁嶺戰鬥引來周邊國民黨部隊和民團的包圍，獨立營迅速折回筠竹園，而後向水口進發。
“我隨一支20多人的挺進隊出發，在水口渡河時，河水很深，我個子小，是被三個戰友牽著過河的。河對面的敵人追來，我們又被衝散。我怕身上帶的50塊大洋不安全，要上交給部隊首長。首長說我是沒收委員會主任，業務熟悉，就由我保管。後來，這些大洋陸續花掉了40多塊，部隊要吃飯，買米買菜都要錢。到最後，我身上還留著8塊大洋。全國解放後，我在土改整頓報告裡主動向組織作了交代。”
高山密林中的遊擊歲月
“獨立營是地方武裝，武器彈藥十分有限，多數人還用的是大刀、梭標，只能跟隨留在蘇區的紅24 師行動。從1934年底到1935年正月，部隊在上杭紫金山、通賢、南嶺、筠竹園一帶高山密林中來來去去，部隊減員十分嚴重。1934年，楊英政委帶領部隊轉移到長汀濯田的水口，準備渡過汀江時，在河東中了敵人的埋伏。部隊又餓又累，倉促應戰。戰鬥中，林貴林營長扛著木梯爬上敵人防守的屋頂攻擊，沒想到情急出亂，炸彈的拉環掛住了，林營長下鄂部被炸開，當場犧牲了。
“那時候紅24師、各個縣區的游擊隊、獨立營都打亂編制了，被敵人衝散的部隊湊在一起推選幾個負責人，繼續堅持戰鬥。我們跟隨楊英政委迴轉筠竹園、障雲嶺老蘇區，可是障雲村也被國民黨反動派燒掉了，村裡
不能住，我們只能在山上躲。我在山上一棵大樹下住了一夜，第二天肚子餓沒東西吃，只好吃冰冷的山泉水。喝水的時候，遇上了上杭縣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闕瑞珍。我叫了一聲‘闕部長’，他拍拍我身上的馬刀，鼓勵我堅持鬥爭。交談中得知原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張思垣也在障雲嶺附近的燕子塔活動。
“由於部隊遭到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民團的重重包圍，傷病員增多，彈藥、糧食無法保障，紅軍游擊隊生存非常艱難。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楊英政委，不顧生命危險，親自從游擊隊駐地到各地採購藥品、糧食等物資。有一次，部隊駐紮在紫金山，楊英政委單獨一人化裝去上杭‘辦貨’，回來的時候，我正好在逕美村的一個路口站崗。看到遠處有人和馬過來，我大聲問：‘誰？口令？’走近了一看是楊政委，我還是習慣性地稱他‘楊主任’。楊政委急忙讓我不要這樣叫，會洩漏秘密。又問我怎麼會認識他，我回答說在東街軍區機關時天天向他敬禮呢。到現在我也難以想像，當時的情況下，楊政委經常獨自去上杭縣城、長汀四都、連城新泉等地‘辦貨’，面對隨時可能遇到的不測，要有多大的膽略和勇氣。
“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後，羅化成回到南陽、通賢老區，告訴我們共產黨、紅軍還會再回來的，囑咐我們高舉紅旗堅持鬥爭。這個堅定的革命領導人為了中國革命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但他胸懷大局，意志堅定。1938年閩西紅軍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二支隊北上抗日後，按照羅化成的指示，通賢一帶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地下鬥爭。1949年3月初三，文坑村的張新柱、張維新等人在文坑山上吃血酒，成立秘密游擊隊，立誓和反動分子鬥爭到底。直到解放大軍南下，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們這一代人的奮鬥目標終於實現了！”
創業艱難百戰多，初心不忘血脈紅。期頤之年的張佔琳老人仍舊性格剛烈，脾氣耿直，極富正義感。他前後生育了五子三女八個孩子，如今已是子孫滿堂，生活富足和美幸福。但老人晚年卻喜歡獨自居住在溪邊的老平房裡，日常生活完全自理。他常常默默端坐，凝眸眺望四周雲煙繚繞的山山嶺嶺，也許大山深處的崢嶸歲月是他最刻骨銘心的生命記憶，那裡有他和戰友們浴血廝殺的沖霄吶喊，有滾滾硝煙中挺立招展的鮮紅戰旗，有生死兄弟含笑離去的偉岸身影……□
（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原標題：《烽煙說與後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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