賨人、巴人、虎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賨人是不是巴人，賨人与白虎巴人又是怎样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困扰着无数研究巴文化的学者，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有给出一个定案，令人迷雾重重。
最近，笔者突对巴文化研究有点兴趣，特连续数日对巴文化这块领域的知识进行恶补，但却感觉像是置身于迷魂阵中，历史文献相互打架，莫衷一是。为此，笔者试着以自己的理解，形成拙文一篇，与读者共勉。
渠县汉阙，是2000多年前賨人留下的建筑。
賨人是巴人的延续，虎巴是巴人的衍变
在一些古文献以及今天的不少学者观点中，认为2000多年前生活在渠江两岸的賨民是白虎巴人的后裔，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这首先得从巴人的“巴”字说起。
巴，实则是一个象形字，意思为蛇。故《说书·巴部》解释说：“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蛇），象形。”而我国最早的地理志、诞生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也有“巴蛇食象”的记载。
蛇，是巴的本义，由蛇之形，又产生了巴的引申义。如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在《三巴记》中这样写道：“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这里巴，则指江水如同蛇的身体一般折回多曲。
随着“巴”字含义的进一步引申，今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核心的大片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多是山环水绕，故很早就有了“巴地”之称。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意思是说，到了大禹治水时期，开始有了“巴”“蜀”之地名，两地同属于华夏九州之一的梁州。
生活在巴地的人称之为“巴人”，因为巴地的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巴人与外界几不往来，便常常成为朝廷弱管区，生产生活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与同时期中原汉人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差甚远，故在古文献中，巴人也常被称为“蛮”，如《华阳国志》对巴人是这样介绍的：“（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
巴地建国，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史称“巴方”，这一记载最早出现于甲骨文的殷卜辞中，且在殷卜辞中反复出现，如：“妇好其从沚囗伐巴方，王自东囗伐囗阱于妇好立。”这句古文的意思是，妇好率沚囗讨伐巴国，殷王武丁则亲率大军从东面进攻巴方的驻军，把巴方的溃军灭于妇好与沚囗所设的埋伏中。从殷卜辞的记载可以看出，尽管巴方最终被殷商所灭，但巴人英勇善战，曾一度让殷商大军吃了不少苦头，逼得殷王武丁不得不采取两面夹击战术：一面由其妻子妇好率大将沚囗正面出兵，一面则由武丁亲率大军从巴军后方深入，才最终赢得了对巴方的胜利。
从最初本义为蛇的巴，到巴山、巴水、巴人、巴方、巴国，生活在巴地的人便自古崇蛇，对蛇有着敬畏之心，把蛇视为神灵或先祖的化身。这一点，在2000多年前的賨人身上仍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其典型人物代表便是东汉末年的车骑大将军冯绲。
成语典故“蛇盘绶笥”说的就是冯绲，该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传下‧许曼》: “桓帝时， 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卦成，曼曰: ‘三岁之后，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
其大体意思是，冯绲初任陇西太守时，打开装官印和绶带的箱子，发现里面有两条赤蛇各呈南北走向。冯绲颇为吃惊，叫许曼给他占卦。许曼占卦后说：“三年之后，先生将作东北方向的边塞之官，官名中有个‘东’字；又过五年，又将晋升为大将军，向南出征。”果不其然，冯绲之后的经历全如占卦所言：三年后任辽东太守，又五年后任车骑大将军。后来，“蛇盘绶笥”便用来比喻即将带兵远征。
这里要强调的是，装官印和绶带的箱子里怎么会有两条赤蛇呢？这真是奇也，怪也。然而，冯绲一生似乎也未与二赤蛇脱离干系。接下来的故事，几近神话，但它却偏偏与历史有着高度的暗合。
冯绲多次出征平叛，总有两位女子神秘地伴其左右，以至于冯绲荆州平叛还京后，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意，向皇上告发冯绲的罪状，说他将两名女婢戎服自随（详见《后汉书·冯绲传》）。
冯绲去世后，朝廷为纪念冯绲卓越功绩，特在他的家乡设賨城县，然此时已是东汉末年，随着三国时代的来临，以及成汉时期大量僚人的涌入，賨城县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东汉賨城县在哪里呢？《太平寰宇记》记载，在渠江县（今广安区）北十二里。再结合《水经注》《广安州志》《南充建置沿革》等资料，今协兴园区万春桥附近最有可能是东汉賨城县遗址和冯绲冢所在地。
无独有偶，万春桥下为高滩，滩上有戏仙台古迹，北宋宰相张商英曾过此留诗，名为《咏戏仙台》，诗里描述，戏仙台上，常在夜幕之后，有两仙女在台上翩翩起舞。而据清代《广安州志》记载，清同治年间，因修万春桥而在滩侧凿石，竟从整石里凿出两条赤蛇和一把石剑，二赤蛇被村民放生，向下游流去。
广安万春桥。
二仙女、二赤蛇、石剑，与冯绲及两女婢，这难道不是神一般的巧合么？在这背后，不也说明，賨人对蛇有着神一般亘古不变的情怀么？也就是说，巴人从远古时期的敬蛇为神开始，到东汉末年的渝水賨人，这种敬蛇为神的传统，始终未变。这里为何要单独提渝水賨人呢？因为，賨人最早生活在渝水两岸，汉代以后，因賨钱在巴地的推广使用，使賨人的概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后文将详细表述。
广安万春桥下石台，即为戏仙台。
更为具体地讲，渝水賨人是巴人的延续，是真正的土著巴人。故一些学者为区别于虎巴，对渝水賨人便又冠以“蛇巴”之称。实则，蛇巴就是对蛇的敬仰始终未变的巴人。
渠县汉阙龙虎图腾。
万春桥旁边的黄桷树树枝，成天然龙蛇之状。
虎巴则不同，它是巴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衍变。
虎巴，又称白虎巴人，其始祖为廪君，廪君所生活之地，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对此，《后汉书》这样记载：“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从此，廪君及其管辖区巴人的后裔，便以白虎为图腾，名为“白虎巴人”。
从秦汉时期的《世本》及《后汉书》对廪君的记载来看，廪君仅是白虎巴人之始祖，而非巴人之始祖。
《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络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由此可知，廪君务相实乃巴氏之子，即巴姓族人的首领，成为廪君之后，才成为巴郡南郡蛮的共同首领。更为具体地说，廪君姓巴，其作为姓氏的“巴”与地域之“巴”有着天壤之别。其成为廪君之后，也仅是夷城之君，而非巴国之君。
夷城之“夷”，即居住在巴国境内的夷人，是巴国八蛮之一。《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夷城，相对于巴国来说，仅是巴国东部地区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实际上就是早期巴人的衍变，它与蛇巴并非兄弟关系，而是子与母的关系，即：虎巴是蛇巴的分化。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与楚国多次发生战争，因最终不敌楚国，生活在巴国东部的巴人被迫沿长江西迁，把虎巴文化也带到了长江上游地区，故才让今人弄不清虎巴是巴人之源，还是巴人的分化。
渠县汉阙上的图腾。
其实，早在巴楚战争之前的西周开始，巴人因协助武王伐纣取得巨大功劳，而被封为姬姓子国，即为巴子国，建都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从这里也可以说明，重庆很早就是巴地的中心，虎巴文化的影响进入重庆，则是从春秋战国才开始的——虎巴只能是巴人的衍变，而非巴人之源。
白虎复夷原是虎巴后裔，八蛮融合后成新賨人别称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华阳国志·巴志》又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今所谓《巴渝舞》也。”
从以上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古代的少数民族，其实也一直在不断融合。如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是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他们并非賨人，而是居住在朐忍（今重庆云阳）的巴国八蛮（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中的夷人。到了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继续重用夷人，专以射杀白虎为事。但此时，巴地已统一了货币，名为賨钱，于是，原八蛮之分已逐渐弱化，巴人遂皆称为賨民。但最早的賨人，主要生活在渝水两岸，勇猛善战，上战场时常持板楯，前歌后舞，举止怪异，令敌胆寒，号为“神兵”。故统一货币后的巴人虽然已统称为賨人，但由于历史上有射虎为事和持板楯上战场的两大明显特征，故又有“白虎复夷”和“板楯蛮”两个别称。
其实，这两个别称分别强调的是早期的两个民族：“白虎复夷”是指以射白虎为事、免除赋税的夷人，“板楯蛮”则指生活在渝水两岸的早期賨人。巴地八蛮融合成新的賨人后，其先族的光辉历史依然被铭记着，故才有“白虎复夷”与“板楯蛮”两个别号并用于新融合的賨人身上。
这里要强调的是，早期崇尚白虎的白虎巴人属夷人，秦昭襄王时射杀白虎的朐忍人也是夷人，他们的生活区域均属巴地的东部。而在射杀白虎之时，巴国已被秦国所灭，成为秦国的巴郡，此时，黔中郡、蜀郡、巴郡和汉中郡均受白虎之患，秦昭襄王这才开出“邑万家，金帛称之”这样无比优厚的条件，向全国招募“能煞（通“杀”）虎者”，但凡有敢杀虎的国民，哪有不积极响应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白虎的信仰，与国王的重赏相比，又有多少份量呢？作为信仰白虎的夷民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人，哪还顾得上信仰？又有谁能经得住国王重赏的诱惑呢？
因此，巴蛮之夷人崇尚白虎与射杀白虎，在当时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不矛盾的。
同时，笔者要说明的是，“白虎复夷”涉及的事件是夷人，但这个称号流行起来时，它已用在八蛮融合后的新的賨人身上了，而“板楯蛮”的称号也同是如此。总之，从汉朝开始，“白虎复夷”、“板楯蛮”都是对新的賨人的称呼，而且仅是别称，时官方的规范称呼仍是“賨民”。但此时“賨民”概念，与“巴人”的概念，已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
尽管巴国的多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融合，但原有民族的后裔依然不愿忘记其先祖，常常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对自己原有民族身份的纪念。故东汉末年，自原賨民后裔、车骑大将军冯绲之后，便有了短暂的賨城县。几百年后的隋朝，賨城县县名再度出现。由于賨城县是今广安区历史上的一个县，故今天的广安，仍有“賨州”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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