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位於邱縣西北部漳河故道東岸，該村地多人少，交通閉塞。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的兵工廠、供給處、聯絡站、軍醫院等均設在大寨村。當時全村地下共產黨員已發展到四十餘人，黨組織力量不斷壯大，並先後成立了武委會、自衛隊、青抗先等群眾抗日組織，隊員達一百餘人，是抗日時期的一個堅固堡壘村。
1940年，八路軍兵工廠先遷到大寨村，設在張富春家。兵工廠有30餘名工人，主要生產手榴彈，這是當時對敵作戰的主要武器。大寨村群眾對兵工廠給予了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他們主動為兵工廠做些雜活，不取分文報酬。八路軍供給處設在李夢月家，為八路軍供應糧食、衣物、槍支彈藥。聯絡站設在趙錫嶺家。武工隊隊部設在張自房家，隊長叫郝運昌。張自房家屋內有地道，可防敵人突襲，武工隊員白天深入群眾宣傳抗日救國，天黑外出偵察敵情，尋機打擊敵人。
1941年，八路軍後方醫院設在大寨，二百多名傷病員分住在群眾家中，每戶少則住一兩個，多則四五個。群眾對傷病員照顧得非常周到，還幫助醫院做些護理工作。群眾把僅有的一點細糧節省下來讓傷病員吃，軍民關係親如一家。部隊領導非常關心傷病員的生活和治療，經常來看望慰問他們。當時，由於交通不便，再加上日偽軍的嚴密封鎖，造成藥品嚴重緊缺，醫務人員常用大鹽水代替消毒液為傷員沖洗傷口，傷員咬著牙，忍著疼痛配合醫生治療。
後來曲周縣龍堂村修築的日偽炮樓距大寨很近，為防止敵人偷襲，八路軍兵工廠、供給處、武工隊先後撤離大寨，只留下軍醫院。為了保證傷病員的安全，軍醫院在村南方圓七八里沒有村莊的南大窪挖了一些地窖，窯頂用柴草和土覆蓋，並種上莊稼。一般情況下，敵人發現不了。但在一九四二年“四•二九”日軍大掃蕩時，敵人的馬隊路過南大窪時，踩蹋了傷病員的窯頂，暴露了目標，百餘名傷病員雖經頑強拼搏，最終還是慘遭日軍屠殺。此後，駐龍堂炮樓的日偽軍受命盯上大寨。敵人對大寨群眾是又恨又怕，早有襲擊大寨的圖謀。
1943年，邱縣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旱災，出現了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大寨由災前的六百口人死逃得只剩下二百多人。天一黑，整個村子鴉雀無聲。1944年3月18日，黎明前曲周龍堂炮樓出動40多名日偽軍，由漢奸帶路突然將大寨包圍，八路軍傷病員負責人老羅剛跑到村邊被日軍機槍打死，還有一位叫大包的群眾在逃跑中也被日軍打死，日偽軍進村後沿街叫喊，讓群眾到村後大廟集合開會，群眾有的關門躲在家不去。日軍見叫不出群眾，就端著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戶搜查，把全村在家的群眾逼到村後的大廟裡。日軍讓男青年站在臺上，讓婦女、兒童和老人站在臺下，並在某一高地架起機槍防止群眾逃跑。日軍對站在臺上的男青年逐一審問了姓名後，開始訓話：“大家都聽著，哪個說出誰是八路軍，誰是共產黨員，誰是村長，皇軍有賞，知情不報者恪殺勿論”。日軍連喊子多次沒有一個群眾吱聲，於是日軍就逐一查驗每一個的手，手上有老繭的回家，手上沒有老繭的留下，共計十一人留下，他們是農會主任張文華，武委會主任邢書軒，村長張文生，自衛隊長郭廷棟，青抗隊長張雲鵬，模範班長張雲鶴，張壽春，他們七位都是共產黨員。還有群眾張雲蘭、張子坤、張子房和蘇銀堂，日軍將這11人帶到龍堂據點後，對他們進行嚴刑拷打，用木梯壓身坐人，灌辣椒水，皮鞭、棍子打，把他們折磨的死去活來，可是他們誰也不招供，就這樣敵人對他們折磨的有十天之久，許多人被打成了重傷，奄奄一息，不能動彈，敵人怕他們死在炮樓裡，就把張壽春、張雲蘭、張子坤、張子房、蘇銀堂等五名同志扔到炮樓外邊的防護溝裡。半夜醒來，他們咬牙堅持，一步步爬回家裡，揀了一條命，但他們的心靈受到極大創傷，身心受到極度摧殘，對以後的生產和生活影響很大。其他六位同志被送到了曲周監獄繼續遭受敵人酷刑折磨，至今六十多年仍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毫無蹤跡。當時監獄不管飯，讓家屬送飯，親屬們必須每天往返八十里路為親人送飯，受害人張雲鶴的媳婦張桂氏一提到給丈夫送飯之事就滿含傷心之淚，現在想起仍心有餘悸，她說：“當時雲鶴才20多歲，是家裡的頂樑柱，兩個孩子尚幼，災荒年剛過，家裡缺吃少穿，我們一家全靠雲鶴生活，雲鶴被抓對我們打擊太大，整日以淚洗面，傷心欲絕，為了孩子和丈夫我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為了給丈夫送飯，我每天半夜起來求親訪鄰為雲鶴尋找食物，黎明上路為他送飯，我腳小，走路不方便，有時一天回不來，就住在半路親屬家。”回想起當年送飯的情景和失去親人後的生活艱難，張桂氏仍悲傷不已，強忍失去丈夫的悲痛，攜6歲獨子貴春艱難度日。含辛茹苦撫子成家，至90歲時，已有3孫4重孫。臨終仍不相信丈夫已死。盼望能活著歸來。
六位壯士都是共產黨員，在獄中他們忍飢挨餓，受盡酷刑，仍與敵人堅持鬥爭。結果被日軍殘害或被運往日本做勞工，至今仍是個謎，連屍體也不知流落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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