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廣（笑著歌笑點）
1974年，也就是初中畢業的最後幾天,考完試了，我在家裡等著領取畢業證和升入高中的通知書。
這天早晨,學校突然來電話,讓我和高中畢業，也正在等著領取畢業證的三哥到學校去一趟。連想都沒想,我們哥倆就連跑帶顛地來到六七里遠的學校。
出事了。原來,三哥寫的一封信，被送信的師傅不慎丟在了路上(這要是在現在,非得追糾其瀆職責任不可)，被當時公社的一位幹部撿去了，扔在桌子上好幾天。這天，因為找不到抽菸紙，這位幹部便順手把信給撕了（這更是違法行為，只不過是那個年代的人還沒法律意識）。正待把信紙撕成捲菸紙時，他發現信的內容有“問題”。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是三哥寫給二哥的信，他在信上發了幾句牢騷，比如家裡人口多，又都是上學的，沒有勞動力，年底生產隊不給分糧食或有意分給質量不好的糧食或者少分糧食等。事實也真是這樣，分糧食時，生產隊“頭頭”對我們包括我們這樣家庭的人冷嘲熱諷，說什麼：“不幹活，幹吃飯”、“平時幹活看不見，分糧食時來了一大幫，就應該餓著你們……”等等。
三哥已經是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了，我也十五六歲了，哪受得了那個？父親早逝，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哥哥去當兵，我們在家的兄妹都在上學，沒有人參加生產勞動。在農村，只有勞動才有公分，一般情況下，年底是按公分的多少分糧食。像我們這樣的情況屬於照顧對象，只能分最低標準的。即使這樣，別人也看你不順眼，覺得你是不勞而獲。可是，我們又不能不上學。每年去分糧食時，心裡總有過意不去的感覺。本來已經這樣了，別人再說什麼，心裡的氣就不打一處來。三哥在寫給二哥的信上說：“你還保衛國家呢，家裡人連飯都快吃不上了。”牽涉上我的，是信上的最後一句“弟弟都不想上學了”的話。他們認為，這兩句話有“問題”。
那是什麼年代呀！信，很快被轉到學校。我記得非常清楚，一到學校，教導處高高個子、深深眼窩、滿臉黑皮一樣葫子的姓閻的主任，把我和三哥各放在一間屋子裡，惡狠狠地輪流訓斥我們。他上綱上線，指著我們的鼻子說：“你們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汙衊新中國”等，“大帽子”一頂比一頂嚇人。他說，“要不是看在你們是學生的份上，打上個反革命都不過份。”反革命分子，那是要被遊街批鬥的，要“永不得翻身的”，要“天天勞動改造”的。真的不知道三哥當時是什麼感覺，反正我嚇得夠嗆。
我被嚇哭了。當時，學校連畢業證都不想給我們了。我呢？心裡下決心不念書了，永遠不希望再見到這個惡魔一般的閻主任了（我當時心裡就是這樣形容他的），參加勞動，幫家裡掙公分。
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三年級，我都是班長，初中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無論是學習還是品行上，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都是最高和最好的。信的事件發生後，班主任張老師悄悄對我說：“別聽閻主任咋呼，這叫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你的表現和能力，大家有目共睹。說你們哥倆是壞學生，打死我也不相信。”他翻來覆去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生怕我不念高中了。他動員我說：“無論如何要上高中，國家發展這麼快，沒有文化怎麼行？你基礎這麼好，不要自己把前程斷送了。”他還說：“男子漢，要經受得住挫折！”等等。張老師的話，讓我已近死了的心又燃起了希望。
因為那件事本來就不是什麼問題，所以風波很快就過去了（說心裡話，我非常恨當時的閻主任，他是文革中的一個跳樑小醜，是一個極端的造反派。不過，時間長了，自己也想通了，其實他也是受害者，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全公社5所中學共有300多名學生，中心中學只招收兩個班，共計108名。在張老師的反覆爭取下，我如期升入了高中，並擔任了高（1）班班長兼團支部書記。
高中畢業後，我參軍到部隊，很快提幹、入黨，後來調到部隊報社任編輯記者，一直在部隊工作28年。
想到那段歷史，我就會想起張老師，要不是他的一再“說服、動員和苦勸”，我真不知道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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