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開始，伴隨著貝魯特、特里波利併入黎巴嫩，原本的“黎巴嫩山”終於有了連貫且狹長的海岸線，而且也成為託管國——法國心儀的勢力範圍。當然，相應的就是黎巴嫩人開始萌生黎巴嫩的國家意識。因為法國雖然把黎巴嫩視為一個重要的託管區域，但依然把其劃入法屬敘利亞的範圍之內，這引發黎巴嫩各教派精英的憂慮。
法屬敘利亞的旗幟，沿襲了謝哈布王朝的國旗
在法國主導下1920年代大黎巴嫩會議，大主教與伊瑪目坐在總督兩旁
很顯然經歷1860年代兩次整頓（瓊卜拉特的賽義德貝伊被捕，卡拉姆的優素福貝伊被驅逐），舊貴族的勢力大不如前，但被打擊不意味著這些世襲望族就此退出黎巴嫩的政治舞臺。尤其是到了法國單獨託管黎巴嫩、貝魯特取代德爾-阿爾卡馬爾成為新的黎巴嫩首府之後，他們就更加熱衷於發展社會事務，以期更好地完善他們心目中的“新黎巴嫩”。
因此，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提到兩位作為兒女親家的德魯茲派穆斯林貴族——沙基卜·阿爾斯蘭（Shakib Arslan，1869~1946）與娜茲拉·瓊卜拉特（Nazira Jumbulatt，1890~1951），前者以人文社科的角度去思考阿拉伯民族的前路，在第一篇有簡單詮釋；而後者則以一位遺孀的身份，帶領一個家族，使佔黎巴嫩人口不到5%的德魯茲派穆斯林在黎巴嫩政治上擁有了重要的一席。
（一）面紗背後的雄心——娜茲拉與她的家族、她的兒子
1921年，35歲的福阿德·瓊卜拉特貝伊在一次出行的路上，遭遇政敵沙基卜·瓦哈布的襲擊，不幸遇難，然而禍不單行的是，第二年他的伯父納西姆也遭遇政敵襲擊，也不幸遇難，終年67歲。
1890年代的納西姆·瓊卜拉特
1910年代的福阿德·瓊卜拉特
這個時候整個瓊卜拉特家族具備合法繼承權的男性只有兩個人——福阿德的獨生子卡邁勒，時年5歲（1922年），以及福阿德的胞弟，時年32歲的阿里。當時家族女長輩巴德爾夫人剛剛去世沒多久，家族沒有長輩具備足夠的話事權，因此族人為了誰當貝伊爭執不休。在此之前，納西姆在世時，由於其沒有子嗣，所以已經認定親侄福阿德為繼承人，結果貝伊與繼承人在同一時間段慘遭不測，因此家族內部形成兩派意見：
穆克塔拉本地的德魯茲派穆斯林支持卡邁勒接任，畢竟卡邁勒在法理上屬於納西姆的嫡孫；而喬福地區其他隸屬於瓊卜拉特家族的德魯茲派穆斯林則希望阿里接任，因為阿里年富力強，而且有一個年紀不小的兒子——希克馬特（Hikmet，1914~1943）。
這個時候福阿德的遺孀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女，來到祖母巴德爾夫人一生奉獻的宮殿，向族人宣佈一件事情：
“瓊卜拉特家族由我帶領，如果我的兒子卡邁勒成年成才，他將繼承瓊卜拉特家族。”
德魯茲派穆斯林向來有敬重已故領導人遺孀的傳統，巴德爾夫人在丈夫死於獄中之後就以族長的身份協助家族六十年，因此大眾對於娜茲拉夫人的提議沒有異議，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當然，出於阿拉伯人的傳統，以及希望阿里能夠真心支持侄子，娜茲拉在女兒成年以後，推介女兒萊拉與丈夫的侄子希克馬特結婚，並於1930年代末育有一子穆尼爾（Mounir）。
娜茲拉執權期間，也算是德魯茲派穆斯林重新回到黎巴嫩核心政治舞臺的時間段。基於娜茲拉外祖父賽義德貝伊的動亂，加上德魯茲派穆斯林人口比例越來越低，這個傳統居於黎巴嫩政治核心的教派一度遭遇嚴重的邊緣化。
娜茲拉利用祖母、舅舅的政治積蓄，一方面大力支持埃米爾沙基卜·阿爾斯蘭的事業，把他的學術著作大批量地在貝魯特刊行，因此娜茲拉夫人結交不少黎巴嫩基督徒朋友，例如印刷鉅子蘇萊曼·布斯塔尼（Sulyman Bustani，1856~1927）與騎手出身的商人貝沙拉·弗朗西斯（Bishara Francis），值得一提的是貝沙拉的兒子瓦迪·薩菲（Wadih Al-Safi，1921~2013）是黎巴嫩國寶級歌手，瓦迪對於娜茲拉老夫人非常敬重。
2001年瓦迪·薩菲在回憶已故父親與娜茲拉的交情
另一方面，娜茲拉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無論是卡邁勒還是萊拉都接受當時黎巴嫩人很少接觸到的大學教育，卡邁勒本科就讀於黎巴嫩當時最高學府——聖約瑟夫大學，碩士就讀於法國索邦大學。而萊拉也就讀於聖約瑟夫大學，並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字——Linda，不過自始至終萊拉也沒有因為學校氛圍改宗基督教，而是保持德魯茲派信仰。
娜茲拉在兒女讀大學之前與他們合影，1930年代中葉
1943年，當時在瓊卜拉特家族擔任重要事務的希克馬特猝然去世，年僅29歲，由於希克馬特與萊拉的兒子穆尼爾年紀很小，因此阿里只能默許娜茲拉把貝伊職位完完全全交給卡邁勒，也是這一年開始，卡邁勒正式參與黎巴嫩的政治事務。萊拉後來與阿特拉斯家族自由戀愛並再婚的時候，娜茲拉給予了支持。
穆尼爾回憶舅舅卡邁勒在黨派政治中得到的支持，2001年
也是這一年，黎巴嫩進入轟轟烈烈的獨立運動，原本的世襲貴族紛紛加入獨立運動的浪潮之中，例如沙基卜的侄孫馬吉德·阿爾斯蘭（Majid Arslan，1908~1983）、馬吉德的岳父哈立德·謝哈布（Khalid Chehab，1892~1978，來自遜尼派謝哈布支系）、將領福阿德·阿卜杜拉·謝哈布（Fuad Abduallah Chehab，1900~1973，來自基督徒謝哈布支系）與貝沙拉·扈利（Bishara Khoury，1890~1963），所以年輕的卡邁勒一上位，就馬上加入黎巴嫩獨立運動，並且成為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領導人。
而作為新貝伊的母親，娜茲拉也沒有停歇自己的政治參與，她積極參與黎巴嫩的政治事務，戴著面紗出去主持會議，以至於歐洲國家的參與者都向她鞠躬致敬，稱呼她為“宮廷女士”——同一時期的黎巴嫩，女性參與政治並不多，而且就1950年代之前的情況來看，女性參與政治最為活躍的是穆斯林，例如遜尼派索勒赫家族（Solh）與薩拉姆家族（Al-Salam）。
娜茲拉出席會議，1940年代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卡邁勒積累了大量的政治人脈，贏得跨越教派各世襲貴族的支持，年邁的沙基卜·阿爾斯蘭也非常讚賞這個年輕人，以至於他的小女兒梅伊與卡邁勒談戀愛，沙基卜·阿爾斯蘭也沒有反對，而是給予鼓勵。沙基卜1946年罹患重病，在彌留之際，沙基卜親自為18歲的女兒訂婚，以承認2年後兩人婚姻的合法——畢竟脫胎於什葉派的德魯茲派，婚姻大事還是要取得家族長輩的承認（傳統什葉派傾向於規定婚姻合法與否必須取決於長輩的態度，遜尼派則無此限制）。沙基卜去世以後，由於沒有兒子，侄孫馬吉德繼承埃米爾爵位。
卡邁勒與梅伊，1948年
而黎巴嫩獨立前後，傳統貴族的政治立場因為一些事情出現非常奇特的轉變——大多數傳統貴族親近阿拉伯文化圈，而且支持左翼運動，反對歐美對於黎巴嫩事務的干涉。無論是出身遜尼派穆斯林的哈立德·謝哈布，出身什葉派的哈馬德家族與侯賽尼家族（Husaini），出身德魯茲派的瓊卜拉特家族、阿爾斯蘭家族、雅茲別克家族（Yazbik），還是基督徒的福阿德·謝哈布、貝沙拉·扈利以及哈米德·弗朗基亞（Hamid Bey Frangieh，1908~1981），都是地地道道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他們能夠跨越教派站在“左翼”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是在黎巴嫩獨立後他們遭遇三方面的衝擊：基督教新貴、沿海遜尼派，以及後來聲勢浩大的巴勒斯坦難民潮。
（二）謝赫、貝伊與同志：獨立至內戰期間的貴族後裔
黎巴嫩獨立伊始，政府內部就出現嚴重的內訌。貝魯特、特里波利傳統是遜尼派聚集區，尤其是特里波利遜尼派比例一直在九成以上，因此有一些具有敘利亞背景的遜尼派名門望族，例如索勒赫與薩拉姆。相比起有一定“黎巴嫩”根基的謝哈布家族（哈斯巴亞分支），索勒赫家族與薩拉姆家族影響力集中在沿海，不僅僅有一定的巴勒斯坦與敘利亞認同，而且文化上傾向於西方體制。
薩拉姆家族與費薩爾國王會晤，1926年
與此同時，基督教馬龍派內部也出現另外一股力量，上文已提到，由於大規模的移民潮，他們把對奧斯曼帝國的怨恨移植到對於穆斯林的不信任感，從而不願意認同自己是阿拉伯人。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基督徒”僅限馬龍派天主教徒，不包括阿拉伯認同感極其強烈的東正教徒。在這個過程中，來自天主教徒的學者薩義德·阿克爾（1911—2014）甚至編訂出拉丁字母的“黎巴嫩語”，以消除阿拉伯文化在黎巴嫩的痕跡。
薩義德·阿克爾的“拉丁字母黎巴嫩語”
然而基督徒傳統貴族由於近現代的政治參與，他們與支持者的立場是傾向於與阿拉伯人“團結協作”，因此不僅僅在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關係，即使是馬龍派天主教內部，傾向與阿拉伯合作的傳統貴族與通過組建武裝壯大力量的新貴（例如傑馬耶勒家族與夏蒙家族），支持者們也產生嚴重的分化。
所以立場不穩的貝沙拉，很快就遭遇立場極為親西方的馬龍派的挑戰。他任滿之後，接任的是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1900~1987），卡米勒堅定反對黎巴嫩參與援助巴勒斯坦，而且公開支持以色列，引發黎巴嫩除他們這一派系各派的強烈反感；然而夏蒙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他的盟友傑馬耶勒家族還有極為雄厚的海外資金，這使得黎巴嫩各派系對他敢怒不敢言。
卡米勒·夏蒙
卡米勒後來因為涉嫌謀殺一位遜尼派記者，而且引入美軍干涉內政，在任滿之後遭遇強烈的抗議，無法得到議會信任而連任，新上任的總統便是傳統貴族出身的福阿德·阿卜杜拉·謝哈布。
在這裡需要說明白一個問題，黎巴嫩1943年獨立之後，對於國家領導人的教派有了一個規定：作為三軍總司令的總統必須由基督教馬龍派信徒擔任，原本東正教徒可以擔任此職務，1943年之後不再允許；作為國家事務總領事的總理必須由遜尼派穆斯林擔任；作為議會首領的議長必須由什葉派穆斯林擔任；軍隊參謀長則由德魯茲派穆斯林與東正教徒輪流擔任。
作為傳統貴族的福阿德·謝哈布雖然是虔誠的基督徒，但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與穆斯林政客關係也非常良好，因此他規定黎巴嫩軍隊必須“永遠保持絕對中立”，以制衡迅速擴張的基督教民兵勢力。
然而黎巴嫩不僅僅是教派衝突那麼簡單，黎巴嫩內部矛盾背後，包含著另外一個因素——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參與。
事實上黎巴嫩政府並不信任阿拉伯社會主義者，並且於1949年鎮壓了一個由敘利亞東正教徒組成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組織，處死了領導人安東尼·薩達赫（Antonie Saddah，1904~1949），這引發黎巴嫩歷史上第一次針對領導人的謀殺案——1951年黎巴嫩總理喋血約旦。
1951年7月17日，約旦安曼的馬爾卡機場。
57歲的黎巴嫩總理利雅得·索勒赫（Riad Solh），在飛機上看著5歲女兒萊拉·索勒赫的照片，心想早日回到黎巴嫩與妻子女兒團聚。
他只是沒想到，這個是他對女兒最後一眼。等待在機場的不僅僅是約旦老國王阿卜杜拉一世，還有好幾個來自敘利亞的槍手，在他們的衣袋裡，放著1949年被黎巴嫩政府宣判死刑然後被絞死的敘利亞社會主義者安東尼·薩達赫的照片。
老國王還沒有來得及與利雅得總理握手，槍手噼裡啪啦就朝著這個總理開槍，利雅得瞪大了雙眼，念著“真主寬恕他們”，倒地身亡。
四天後，老國王在耶路撒冷為這個來自遜尼派家庭的總理舉辦葬禮，然而就在葬禮現場，又一批敘利亞社會主義者朝老國王祖孫開槍，老國王當場身亡，他16歲的孫子侯賽因因為勳章擋住子彈而倖免於難。
黎巴嫩與約旦，短短四天就死了兩個國家元首，這個震動了整個中東。敘利亞元老哈希姆·阿塔希（Hashim Atasi，1875~1961）與法里斯·扈利（Faris Khoury，1872~1962）緊急聯繫敘利亞的老派革命者，德魯茲派大貴族蘇爾坦·阿特拉斯（Sultan Al-Atlas，1890~1982），希望他出面制止敘利亞革命者到處輸出革命——然而蘇爾坦自己就是新時代革命者想要“專政”的對象，他自己都自身難保，因此只能回覆敘利亞政府“靜觀其變”。
利雅得·索勒赫，1951年
黎巴嫩總理遇刺也刺激了黎巴嫩社會，一方面左翼媒體明面上發表通告安慰利雅得年輕的遺孀與年幼的女兒，另一方面在媒體上大加報道2年前就被處死的安東·薩勒赫，不少來自各派穆斯林與東正教徒的黎巴嫩年輕人開始嚮往著革命時代。
這個時候卡邁勒·瓊卜拉特再一次發揮其活躍的作用，在1951年母親去世之時，他就通過葬禮集合了各教派的黎巴嫩人，甚至包括馬龍派首席大主教，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的知名盟友，有福阿德·謝哈布將軍，什葉派在黎巴嫩的大阿亞圖拉穆薩·薩德爾（Musa Al-Sadr，1928~1978），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
卡邁勒在支持革命這一步非常出格，以至於人們都懷疑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宗教團體的領導人——他每次演講，身後都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的畫像。而他為德魯茲派政黨設計的黨旗黨徽，稍微懂行的人知道這背後的寓意。
20世紀70年代卡邁勒的演講
卡邁勒演講，背後是穆薩·薩德爾
卡邁勒與阿拉法特
黎巴嫩德魯茲派政黨的黨徽
卡邁勒為母親送葬，1951年
卡邁勒的活躍有一個重要的背景——隨著基督徒民兵不斷擠兌巴勒斯坦難民，順帶擠兌遜尼派與東正教徒，因此遜尼派穆斯林與東正教徒一道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革命，而卡邁勒也以自己的影響力，使得在黎巴嫩的德魯茲派穆斯林徹底倒向阿拉伯這一邊，宣佈“以色列是全體黎巴嫩德魯茲派的敵人”，這也使得居於以色列佔領區的德魯茲派為了避免以色列的迫害，與黎巴嫩德魯茲派“斷絕關係”——這一點敘利亞德魯茲派都沒有做得那麼徹底，至少蘇爾坦·阿特拉斯還是默許敘利亞德魯茲派與以色列佔領區德魯茲派“是同胞”。
伴隨著巴勒斯坦民兵與馬龍派民兵的血拼在貝魯特發生，1975年黎巴嫩內戰正式打響。與很多人認知有所不同的是，黎巴嫩內戰雙方並不是簡單的“基督教VS穆斯林”，而是親西方-以色列的馬龍派天主教徒與其他宗派的黎巴嫩人。然而前者具備極為雄厚的資金，山地天主教徒又非常能打，美國、以色列與敘利亞都參與其中，使得黎巴嫩內戰難以解決。
卡邁勒在黎巴嫩內戰發生之後即遭遇不測，1976年卡邁勒的妹妹萊拉在看望剛剛生育的女兒（她與後來丈夫所誕下的）之後，在路上遭到馬龍派民兵的槍擊，最終傷重不治，卒年57歲；第二年，即將60歲的卡邁勒在回家路上被馬龍派民兵發射火箭炮炸成重傷，最終在醫院去世，其獨生子瓦利德（Walid Jumblatt，1949~）臨時接替父親在黨派中的職務。
後人為卡邁勒設計的紀念海報
穆薩·薩德爾在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黎巴嫩內戰的過程中，由於譴責卡扎菲支持烏干達的“食人魔王”阿明，最後被卡扎菲綁架並在撒哈拉沙漠中失蹤，至今穆薩的女兒依舊在尋找父親的下落，利比亞新政府也許諾協助。
而基督徒傳統貴族哈米德·弗朗基亞也遭遇了相應的不幸——他的弟弟蘇萊曼·弗朗基亞（Sulaiman Frangieh，1910~1992）是黎巴嫩前總統（1970~1976），其任內就發生了黎巴嫩內戰，而作為基督徒總統的蘇萊曼立場非常明確——支持穆斯林、東正教徒與巴勒斯坦聯合力量，其子託尼·弗朗基亞（Tony Frangieh，1942~1978）則在家鄉扎加爾塔組織了很多立場傾向於他們的天主教徒加入反對馬龍派民兵的隊伍，保護被天主教民兵屠殺的穆斯林、東正教徒與巴勒斯坦人，這在黎巴嫩天主教徒內部引發軒然大波。
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民兵兩大力量之一的長槍黨（Kateab）領導人皮埃爾·傑馬耶勒（Pierre Gemayel，1905~1984）授意其子巴希爾·傑馬耶勒（Bashir Gemayel，1947~1983）於1978年襲擊扎加爾塔，殺害託尼夫婦、託尼6個月的小女兒以及超過1200名弗朗基亞家族的支持者，扎加爾塔慘案也是黎巴嫩歷史上罕見的基督教內部的大屠殺。後來巴希爾當選總統不久就被炸死，與孫子一起避難於敘利亞的蘇萊曼拒絕皮埃爾的道歉，並堅持起訴皮埃爾謀殺他的兒子，直到皮埃爾去世，其長子阿明·傑馬耶勒（Amine Gemayel，1942~）上臺，這位立場與父親、弟弟迥異的總統才把蘇萊曼爺孫接回黎巴嫩安頓。
蘇萊曼·弗朗基亞與其子託尼·弗朗基亞
伴隨著1990年黎巴嫩內戰結束，黎巴嫩新政府開始整頓各類家族勢力，以防他們再度形成不同的力量“有利於內戰”，所以1990年之後新上任的黎巴嫩總統（埃利亞斯·赫拉維、埃米利·拉胡德、米歇爾·蘇萊曼與米歇爾·奧恩），均不是貴族出身；而總理裡面，除了望族出身的塔曼·薩拉姆，也都是一般家庭出身（哈里里家族只是商業家族，不是黎巴嫩的名門望族）。
而平民力量也隨著黎巴嫩內戰逐步覺醒，他們不願意成為各家族爭權奪利的犧牲品，所以真主黨（Hoziballah）崛起並不是單純的什葉派教團武裝，黎巴嫩什葉派民眾最大的特點是往往有一大堆其他教派的老百姓參與支持，所以在民眾力量逐步崛起的黎巴嫩，真主黨更多的象徵著不屈與平等，尤其是2001年真主黨與黎巴嫩軍隊一起把以色列趕出貝卡谷地之後，真主黨的勢力更是一發不可收拾。然而真主黨親伊朗、親敘利亞以及親俄羅斯的立場，也使得他們在黎巴嫩的政治運作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瓦利德·瓊卜拉特就是一個重要的質疑者，而基督徒出身的前總統阿明·傑馬耶勒更是希望黎巴嫩倒向沙特阿拉伯，以制衡真主黨運用民眾力量的擴展。
而真主黨在基督徒的一個重要支持者，就是現今的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ael Aoun，1934~），平民出身的將軍米歇爾曾經因為被指控謀殺前總統勒內·穆阿瓦德而流亡海外，最終是真主黨出面把他保釋回來，所以真主黨在今日黎巴嫩的發展，也有著米歇爾為首的平民力量的支持。
不過今日的情況來看，無論是黎巴嫩傳統貴族，還是20世紀崛起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力量肯定是大不如前，然而黎巴嫩這個規模不大的“彈丸之地”，將來會有怎麼樣的走向，其實很難準確預判，畢竟蘇萊曼·弗朗基亞的嫡孫在2016年參與黎巴嫩大選，而且取得第二名的成績；瓦利德·瓊卜拉特至今依然是黎巴嫩外交的一個重要的風向標，這些情況可以說貴族政治至今無法完全退出黎巴嫩。
後注：
（1）德魯茲派的伊斯蘭教認同：確實是有相當一部分德魯茲派（尤其是在以色列控制區的德魯茲派）表面上沒有伊斯蘭教認同，但據部分學者分析這個很可能是典型的“塔基亞”——不承認自己是穆斯林以避禍。而黎巴嫩絕大多數德魯茲派以及敘利亞幾乎所有的德魯茲派，都承認自己是伊斯蘭教的一個派別，也遵守伊斯蘭教的基本原則。最早在主流穆斯林裡推廣德魯茲派穆斯林認同感的就是沙基卜·阿爾斯蘭親王，他自己去過麥加朝聖。
（2）即使是同一個家族也可能出現立場相左的情況，傑馬耶勒家族的阿明·傑馬耶勒（1942—，黎巴嫩前總統）很典型就是一個“阿拉伯認同者”，他接替極右的弟弟巴希爾以後，他自己就因為自己偏左而且親近阿拉伯國家的立場被父親、侄子等人先後在政黨內部孤立，其子小皮埃爾遇刺據說與此有關。
（3）圖片來源於維基百科與紀錄片《宮廷裡的夫人》（黎巴嫩2001年拍攝的有關娜茲拉的紀錄片），在此致謝已故的德魯茲派穆斯林歷史學家阿巴斯·薩利赫先生（Abass Al-Salih，1943~2011）。
（4）現在黎巴嫩很顯然，平民勢力幾乎都傾向於真主黨，黎巴嫩現任總統米歇爾·奧恩當年能夠避禍（他被指控1989年謀殺黎巴嫩前總統勒內·穆阿瓦德），就是真主黨出面幫助，現在他的女婿巴西勒·紀伯倫也是真主黨的基督徒顧問；相應的，現今大多數名門望族傾向於親西方（包括沙特）。現在黎巴嫩基本上沒有人願意親以色列——尤其是2006年以色列大規模空襲貝魯特以後。
（5）近東的東正教徒雖然教派名稱是“希臘東正教會”，但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這個與奧斯曼帝國安排安條克大牧首有關；基於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背景，他們立場基本上偏左，所以早期黎巴嫩好幾例針對以色列、馬龍派以及親西方的遜尼派精英的襲擊，主導人不乏東正教徒。而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創始人喬治·哈巴什，黎巴嫩共產黨領導人喬治·哈維，以及黎巴嫩共產黨員、左翼音樂家齊亞德·拉赫巴尼，都是東正教徒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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