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裡來了個洋人
上海的東北側，有一個典型的江南水鄉小城——嘉定縣城所在地城廂鎮。15世紀前期清兵入關時，這裡曾經上演過中華民族歷史上殊為悲壯的一幕，史稱“嘉定三日”。三百多年後，這座小城成為國民政府江蘇省治下的一個縣城。1933年由上海灘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導演的一起德國囚犯越獄事件的源頭，就發生於嘉定。
1933年4月中旬，正是雜花生樹、百鳥啼鳴的江南仲春時節。一個細雨霏霏的黃昏，位於嘉定城中心大街上的“鼎勝旅館”接待了一位個頭高大、滿臉絡腮鬍子的歐洲男子。這位客人看上去約摸三十五六歲的樣子，身穿一套黑色西裝，外披米黃色風衣，一手拎著一口深咖啡色的旅行皮箱，一手拿著一根手杖，邁著大步走進旅館大門。在那個年代，像嘉定這樣的小縣城出現這樣一個洋人，那已經是很罕見的，而這個洋人還準備在旅館住宿，那更絕對是一樁絕無僅有之事。因此，當洋人剛邁進大門時，旅館的夥計已經迎上前來，伸手去接對方手裡的皮箱。
洋人拒絕了這種不收小費的殷勤，另一隻手裡的手杖一抬，虛擋了一下。這個實際上有點反常的動作，當時並未引起夥計的注意。裡側賬房裡坐著的老闆張友仁見來了一個洋主顧，一面興奮一面犯愁地迎了出來。有洋主顧登門是好事，可以收取大價錢；但誰也不懂外國話，擔心接待不好對方，還容易引起麻煩，惹出點事情來。
洋人開口了，說出的竟是一口還算流利的漢語：“我要住店，你們可以接待嗎？”
張老闆聽對方會說漢語，心裡懸著的石頭掉落到了地下，把頭點得像是公雞啄米：“可以！可以！敝號有乾淨整潔的房間，細緻周到的服侍，準保洋先生滿意！”
對方面對著夥計遞上的登記本，用自己的鋼筆在上面寫下了一行猶如跳躍的蝌蚪似的洋文，他收起鋼筆時，向張老闆解釋道：“這是德國文字，我是德國人，名叫甘納斯，在上海做染料生意。因為我生性喜歡旅遊，這次是到瀏河遊覽的，返回時順便看看嘉定。”
張友仁介紹了幾句嘉定，然後吩咐夥計引領甘納斯進客房。那夥計姓邱，名叫小保，是個心眼玲瓏剔透的角色，他知道洋人有錢，出手也闊綽，就盡力討好對方。他把甘納斯領入房間後，主動詢問晚飯如何解決，是自己去外面飯館用呢，還是叫到旅館來用。
甘納斯想了想，說：“你給我到飯館去叫幾個可口的菜吧，我在這裡吃。”
“先生需要酒嗎？”
“當然需要，你給我要上一瓶酒。”
邱小保當即飛奔出去，到附近的一家飯館叫了六個菜、一個湯，外加一瓶燒酒。不一會，酒菜就送到了。甘納斯獨自在房中吃喝了將近兩個鐘頭。吃喝完後，甘納斯把邱小保叫進房間，拿出兩個“袁大頭”，像銀元販子那樣在手裡顛著，一雙藍眼睛望著邱小保：“這是什麼？”
邱小保也盯著對方，嘴裡吐出兩個字：“大頭！”
“唔？”
“哦，那叫銀元。”
“你想要嗎？”
“唔……不敢……我是說無功不敢受祿。”
“這兩元錢，我想賞給你。不過，你得替我做一樁事情——樁並不難做的事情。”
邱小保點頭哈腰：“請洋先生吩咐。”
甘納斯要邱小保做的這件事情，確實不算難辦。原來，這傢伙喝過一瓶“五加皮”後，想解決性慾問題了，要邱小保去替他喚一個妓女來玩弄。
嘉定城雖說不大，但在當時上海附近的幾個縣城中，還算比較繁榮，城裡也有兩三家妓院。住旅館的旅客要夥計喚妓女來旅館過夜是常有的事，但是一般都是不付小費的，現在這個德國佬一擲就是兩個“大頭”，邱小保頓時喜得連連點頭：
“沒問題，這事包在我身上。不知洋先生需要什麼樣的姑娘？”
甘納斯說：“你叫一個最漂亮的姑娘來就是了！”
邱小保於是去了嘉定南門，那裡城牆腳下有一家妓院，裡面有一個蘇州姑娘名叫袁淑珍的，是全城風塵行裡的魁首，真的可以用“如花似玉”來形容，為此，妓院裡給她起了個藝名叫“素牡丹”。但凡嘉定城裡的頭面人物因接待貴賓需要動用妓女的，掛頭牌的首選對象便是“素牡丹”。邱小保聽甘納斯說要漂亮姑娘，馬上想到了“素牡丹”，於是就直奔南門。一路上不擔心別的，就生怕“素牡丹”已被別的主顧訂了去。忐忑不安地趕到那裡一問，可巧這天“素牡丹”沒主顧，於是便向老鴇如此這般說了說。老鴇要的是錢鈔，說中國人外國人她不管，只要肯出好價錢，她都點頭。這樣，“素牡丹”就跟著邱小保去旅館了。
一路上，邱小保並沒有對“素牡丹”說要她接的客人是洋人，只說是個有錢主顧，要“素牡丹”屆時“敲他一票”。到了旅館，邱小保把“素牡丹”送到了甘納斯房裡，關上門就離開了。甘納斯已經等得心焦如焚，見來的是一個美貌姑娘，禁不住心花怒放。一個箭步撲過來，張開雙臂就要摟抱。“素牡丹”初時還懵不弄懂，以為這房裡還另有客人，待到定睛一看，見是個身高架大、面目猙獰的洋鬼子，不禁嚇得失聲大叫，急往旁邊一閃避過甘納斯的一撲，轉身開了房門拔腿就逃，一口氣逃出旅館，一下子就不見了影蹤。
甘納斯沒想到叫來的妓女竟是這麼一個角色，一腔升騰起來的慾火無處發洩，又急又怒，站在樓梯口嘰哩哇啦大叫。那邱小保正在後面廚房裡吃晚飯，聽見叫聲不知是怎麼回事，扔下飯碗，三步並作兩步趕了出來，嘴裡連聲問：“洋先生需要什麼？”
洋先生需要的東西沒有得到，賞給邱小保的是劈頭一掌，跟著又是一腳，把邱小保踢得像一個轉動的軲轆般地直滾下樓梯，跌在角落裡直哼哼。這聲響驚動了老闆張友仁和其他夥計，趕來一問，方知是這麼一回事。當下，老闆一面向甘納斯賠不是，一面讓邱小保退還那兩個“大頭”。
那邱小保沒得到一分錢小費，反而給甘納斯揍了個口鼻淌紅、額頭起包，渾身上下還跌得到處痠痛，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惡氣，尋思要找這洋鬼子算賬。
“鼎勝旅館”的老闆見甘納斯尚且怕三分，以邱小保一個小夥計的身份如何敢動起向甘納斯算賬的腦筋？原來，邱小保有一位堂兄名叫邱宗覺的是嘉定縣警察局的巡官，手下管著十來名警察，專門負責全城的夜間巡邏，太陽落山後一直到次日上午7時，嘉定城裡及四鄉發生的治安事件、刑事案件都在他的管轄權之內。邱小保現在捱了打，就想到向堂兄哭訴，要求邱宗覺為他出這口惡氣。
當下，邱小保去了警察局，那邱宗覺剛喝過酒，一張國字臉上罩著一層火燒雲，一見堂弟這副模樣，不等邱小保開口就詢問是怎麼回事。邱小保如此這般一哭訴，邱宗覺就拍著桌子叫起來：“他媽的，什麼東西，竟敢欺負到我邱家人的頭上來了！走，去把那洋小子揪到局裡來！”
旁邊一個警察提醒道：“人家是外國人！”
“什麼外國人，外國人就可以亂打人了？”
於是，邱巡官就叫上三名警察，一律武裝帶、匣子槍，耀武揚威直撲“鼎勝旅館”。那甘納斯因張老闆答應另外派人給他去找妓女而熄了火，正坐在房間裡喝著茶等候“漂亮姑娘”。不料漂亮姑娘沒等著，卻來了幾個凶神惡熬，也不多言，問明確是他打了邱小保一節後，便揪著往警察局去了。
那張老闆嚇得臉如土色，一把拉住走在末裡的邱宗覺說：“邱巡官，這事你可不要造次啊！你把事情做豁邊了倒沒什麼，只是苦了我呢！”
邱宗覺：“怎麼，我家小保這頓‘生活’就白吃了？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邱巡官，小保的損失由我貼補就是了。”
邱宗覺轉動著眼珠子：“你貼補？什麼尺寸？”
“我給他5塊銀洋鈿。”
邱宗覺說：“這是你的貼補，我既然抓了那洋小子，自然還要他賠一點錢，否則過於便宜他了。張老闆，這事你就不要管了。”
張友仁見話不投機，也就不敢再往下說了。這時，邱宗覺突然想起要翻一翻旅客登記本：“你把登記本子拿出來，我看一看這洋小子是什麼角色。”
張友仁拿出登記本，一邊告訴邱宗覺“這洋人叫甘納斯，是德國商人，做染料生意的；從瀏河那邊過來的。”
邱宗覺到底是吃警察飯的，頭腦活絡，反應極快，馬上問道：“他一個做染料生意的洋人到瀏河去幹什麼？瀏河那樣的小碼頭，沒有染坊的，他也去推銷染料？”
“他說是去玩的。”
邱宗覺沉吟道：“這小子別是西洋大盜？他媽的，可疑得很哩！”
邱宗覺於是突發奇想，決定搜查甘納斯的行李。張友仁對這個決定沒法子阻攔，只好由著他去。
這一搜查，竟然搜出了名堂：在甘納斯那口皮箱裡，發現有一架德國高級照相機和5卷已經拍攝了但還未衝出的膠捲，另外，在皮箱特製的夾層裡，還搜出用鉛筆畫的地形草圖數張。邱宗覺是軍人出身，曾經在孫傳芳的司令部當過作戰參謀，因此看得懂地形圖。只一瞄馬上叫道：“不對！這小子有問題！”
張友仁嚇了一跳：“怎麼啦？”
“這是瀏河那一帶的軍用地形圖，他一個外國染料商人弄這玩意兒幹什麼？哼哼，這小子作興是奸細哩！”
邱宗覺頓時興奮不已：“好！這事活該我姓邱的露臉。”他把東西原封不動悉數放回皮箱：“先不驚動他，待明天我稟報過局長後再找他。張老闆，這事你若是敢吐露半點風聲，別怪我姓邱的翻臉無情——我叫你哭天無淚！”
張友仁嚇得打哆嗦：“是！是！”
於是，邱宗覺返回警察局，假裝無事，就找甘納斯談打人事。那甘納斯見警察局敢動真格，心中已有怯意，答應賠償邱小保大洋10元，另外拿出5元作為警察的“茶錢”。
半小時後，甘納斯就被放了出來，讓他自己回旅館去。
邱宗覺客客氣氣把甘納斯送到警察局門口，握手而別，他笑望著甘納斯漸漸遠去的背影，尋思明天上午等局長去茶館喝茶時立刻去彙報地形圖一事，然後由局長帶領著去抓甘納斯，來一個人贓俱獲。這功勞夠他得一筆獎金的了，作興還可以升官哩。
秦上尉果斷出擊
邱宗覺沒有料到他算計好的這件事一夜之間會起變化——
次日上午6時半許，警察局長像以往一樣來到距警察局不過一箭之遙的茶館喝茶時，邱宗覺匆匆趕去，對著局長附耳悄言說了一番。警察局長一聽，馬上起身離座，出得門來方才盯著邱宗覺問道：
“你能肯定他畫的是軍事地形圖？”
“肯定！我敢用性命來保證，那絕對是軍事地形圖，那些符號我一看就知是標出的碉堡、工事什麼的！”
當時，日本侵略中國上海的“一?二八事變”結束還不到一年，嘉定瀏河作為上海的外圍線正在修復和新建碉堡、工事等軍事設施，以防日本軍隊再次對上海發動進攻。當地駐軍和警察局對此的保衛工作還是很在意的，現在冒出一個外國人潛過來畫軍事地形圖，當然要引起警惕的。於是，警察局長立刻作出決定：馬上搜查甘納斯隨身攜帶的物品，找到證據後先把他扣起來再說！
可是，等到警察局長領著一干人馬趕到“鼎勝旅館”時，老闆張友仁卻說甘納斯已經走了！
邱宗覺大吃一驚：“走了？他幾點走的？”
“他一早就走了，連早飯也沒吃，說是坐早班汽車返回上海。”
一行人隨即掉頭去汽車站。一問那裡的賣票員、檢票員，都說確實有那麼一個外國人乘坐早班汽車離開了。
警察局長氣得大罵“他媽的”，又責怪邱宗覺沒有佈置對甘納斯監控。
以當時警察局的設備配置，連機器腳踏車(當時對摩托車的稱呼)也沒有一輛，更別說汽車了。這樣，就無法追趕甘納斯了。
後來才知道，甘納斯的離開並非偶然，他在皮箱上是做了記號的，從警察局一回來就檢查，結果發現已經被人動過了，於是引起了他的警覺，一夜未眠，一早就匆匆離開了。
本來，這件事到此也就結束了，以後也不會引出上海灘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參與策劃的洋囚犯越獄事件了。但是當天上午警察局長接到當地駐軍王團長的通知，讓他去駐軍團部參加一月一次的“軍警聯席會議”。所謂“軍警聯席會議”，這是“一?二八事變”後上海至蘇州沿線各縣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從“防共(產黨)防日(本)”角度出發，規定當地軍隊牽頭，召集警察局、保安團、商團等武裝力量的主官，每月一次舉行碰頭會議，互相通報“雙防”情報，制定共同對付的方案。這天，正是4月份的“軍警聯席會議”的舉行日。警察局長在會上就說起了這件事，於是引起了駐軍王團長的注意。散會後，他招呼警察局長留了下來，仔細問明瞭情況，說要向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通報這一情況。
淞滬警備司令部情報處接到王團長的情況通報，倒是非常重視，經與本部的偵緝大隊協調，決定把此事交由偵緝大隊去偵查，最好是能夠查明情況，然後把奸細甘納斯逮捕。
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是當時上海灘華人偵查單位中能力最強的一個，什麼“中調科”(中統局前身)、“復興社特務科”(軍統局前身)、上海市警察局等等都沒有該大隊實力強。偵緝大隊接受任務後，指派一名姓秦的上尉負責這項任務，當時也沒有特地成立什麼專案小組，就給他派了6名隊員。
1933年4月18日，秦上尉率領隊員來到嘉定，向“鼎勝旅館”老闆張友仁和邱小保等人瞭解了甘納斯的一些情況，又走訪了警察局。此行他們摸到的情況看上去比較簡單，就是甘納斯是一個德國染料商人。但是，對於他們來說，也可以了，因為畢竟有了調查的線索。返回上海後，偵緝人員隨即通過自己的社會關係對在上海做染料生意的德國人進行查摸。
這幾個偵緝人員都是與青紅幫有著密切關係的，又跟英、法及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包打聽稱兄道弟，因此稱得上“手眼通天”。三查兩摸，就從幾家生產花布的廠家調查到了一條線索：虹口公園附近有一個做染料生意的德國商人，名字就叫甘納斯，年歲、相貌與嘉定方面所言的相似。秦上尉聞訊大喜：“不用說了，準就是這小子！”
於是就派偵緝人員化裝前往虹口察看。三個偵緝隊員化裝成小販，在甘納斯所住的花園洋房前守候了一整天，終於看清了主人的面目，果真與嘉定方面所說的甘納斯一模一樣。
接下來，就是調查證據了。秦上尉知道此事比較犯難，但他總是要設法完成的。和部下商議許久，想不出什麼好主意，只好採用經常用的笨辦法：守伏監視。因為他們認為甘納斯既然幹這奸細活兒，那就不會一次，前面既幹過，後面也必然再幹下去。一直要候得他再次外出活動時，來一個人證俱獲。
這一候，整整候了半個月，到了1933年立夏節後的次日，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偵緝人員發現甘納斯帶了一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中國女子，雙雙駕著一輛機器腳踏車，興致勃勃地出門去了。因為兩人帶著旅行背囊和照相機，因此偵緝人員斷定甘納斯必是去郊外的。
事先，秦上尉早已作好了準備，一輛半新的小吉普車已經在甘納斯的住所附近停了半個月了。當下，馬上發動，尾隨機器腳踏車而去。
甘納斯離開虹口後，一路疾行，一直開到寶山縣的羅店才停下。寶山縣與嘉定一樣，也是江蘇省的一個縣，位於長江口，羅店的地理位置則跟嘉定縣的瀏河相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一?二八事變”時，日本海軍陸戰隊曾在羅店登陸，與國軍第十九路軍進行過激戰。戰後，日軍根據《中日淞滬戰爭停戰協議》規定，退出了寶山地區。國民政府方面考慮到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以後肯定還要侵犯上海，於是就有計劃地對寶山的羅店、月浦和嘉定的瀏河等上海外圍戰略要地構築碉堡、工事。跟蹤的偵緝人員發現甘納斯帶著那個中國女子到達羅店後，隨即就進行間諜活動——對碉堡、工事進行拍照和標畫草圖。當下也不驚動甘納斯，由著他起勁地進行活動，那輛吉普就停在遠處的一個很大的竹林子後面，那裡是甘納斯返回上海的必經之路。
甘納斯在羅店忙碌了整整四個小時，步行了大約七八里地，期間在野地裡吃了一頓自帶的午餐。下午3時許，甘納斯完成了他預定的活動計劃，興沖沖地駕著機器腳踏車往回趕的時候，在那個竹林後面碰到了等候已久的偵緝人員。由於那輛吉普車停在土路中間，甘納斯就不得不把機器腳踏車停了下來。
幾乎是同時，偵緝人員從吉普車上下來，看上去很自然地圍住了機器腳踏車。
因為偵緝人員穿的是便裝，所以甘納斯還沒意識到他已經被盯住並且馬上就要落網了。他客氣地問偵緝人員：“先生們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助嗎！”
偵緝人員的回答也很客氣：“我們想看一看你的東西！”
“什麼東西？”甘納斯一臉愕然。
“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就是你的照相機和這個馱在背上的包包。”
這話令甘納斯大驚失色，愣了愣發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要檢查你！”
偵緝人員亮出了“搜查證”。這也算是對外國人的特殊待遇，當時軍警要拘捕或者搜查中國人，是從來不需要出示任何證件的，但對甘納斯這樣的外國人，就要注意點規矩了。
甘納斯這時算是徹底明白了，他大吼一聲，像一頭髮狂的野牛似的撲向偵緝人員，但隨即又立刻停住了——他發現對方手上像是變戲法般地平空多出了一支左輪手槍！
兩個偵緝人員逼住了甘納斯和那個女子，另一個飛快地搜查了甘納斯的揹包，從中發現了所畫的地形草圖；隨即又取下了那架照相機。甘納斯就這樣被捕了。
經審訊，弄清甘納斯本人並不是商人，他只是一個替染料商人當中介人的掮客，最近，他受日本特務機關的收買，為日方收集軍事情報，每次活動均可獲取數目不小的錢鈔。那個與其同行的中國女子，是他花錢臨時從英租界四馬路僱來的妓女，為的是遮人耳目。
甘納斯的印度妻子
甘納斯被捕後，日本特務機關按照慣常的做法，對此事不聞不問，想把甘納斯扔掉算數。日本特務機關以前遇到這類事情時一向是這樣做的，在1932年元月上旬至1933年2月這13個月中，光上海、蘇州兩地抓獲的中外間諜就有79名之多，其中的外國人全是韓國人和白俄，被捕後全部被他們扔開不管了。這次，他們對甘納斯也是打的相同的如意算盤。但是，這回情況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甘納斯被捕後，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當天就通知了其在北平的妻子。3天后，甘納斯的印度妻子蒂亞便趕到了上海。蒂亞一到上海就去了德國領事館，請求獲得幫助。德國領事館對甘納斯當日本間諜一事不清楚，也不便出面向日本或者中國方面打聽，就讓蒂亞先去會見甘納斯，問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蒂亞在德國領事館的幫助下，次日就去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見到了丈夫，弄清楚甘納斯是受日本特務機關的僱傭幹了間諜勾當，多半會被中國方面判刑，但一般說來還不致於處決。甘納斯讓蒂亞去比利時在上海開設的一家銀行的保險箱中取出他當初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的協議書，然後去找日本方面營救，因為協議書上有這樣一條規定。
蒂亞於是就去銀行保險箱取了那份協議書，然後向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通報了情況，請求由領事館出面向日方交涉，要求日方遵照當初協議書中的約定，營救丈夫出獄。德國領事館當然不便直接出面去辦這類事情，但是他們倒也並未回絕這個要求，搞出了一個變通方式：為蒂亞請了一名英國律師去向日本駐南京使館交涉(當時日本在上海未設立領事館)。
英國律師去了南京，出示了那份協議書的影印件，一傢伙就把日方鎮住了。他們當然不願意把自己的醜聞公佈於世，於是派人與在上海的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使對方答應為蒂亞解決這件事。
蒂亞是一個相當潑辣的女人，也很聰明，她從這件事中看出日方的心虛，於是就向會見她的日本特務機關代表揚言：如果不把甘納斯營救出來，她就要給他們好看。蒂亞也知道對方的特務手段，同時又暗示對方她的身後有德國領事館撐著，以防範萬一惹惱了對方而動殺機。日本特務機關沾上了這件事感到非常頭痛，但也沒有辦法，只好答應盡力營救甘納斯，並承擔蒂亞在上海的日常開支費用。
蒂亞就在虹口甘納斯租借的那幢花園洋房裡待了下來，靜候佳音。
日本特務機關把營救甘納斯的事下達給了一個名叫坂本峰的特務主辦。這個特務是韓國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兒，長期生活在中國東北，語言、生活習慣與中國人基本相同。坂本峰的對外身份是日本大茂公司的駐滬代表，在特務機關的分工是協助負責對上海軍警部門的策反工作的，因此，他在上海華界和各租界的警察局、巡捕房以及警備司令部等處都有熟人。應該說，以坂本峰的活動能量，營救甘納斯並不是一樁非常犯難的事情。
坂本峰經過一番考慮，決定把這件事委託給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一個名叫許溱的華捕朋友去辦。1933年5月11日，坂本峰約見了許溱，說明了情況——當然沒說是奉日本特務機關的命令，只是說受朋友的委託要辦這件事情。許溱也是心照不宣，一口答應。坂本峰當場交給對方一張800大洋的支票，讓他作為活動費用，用完了再追加。
許溱通過自己的關係，打聽到甘納斯關押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的後院牢房裡，那裡原是軟禁犯了嚴重過失的中級以上軍官的，最近沒有軍官關進去，正好用於拘禁甘納斯這個特殊的洋囚犯。負責該看守點的是警司少校軍官李今蒙，他手下掌管著12名看守員。最初，許溱把腦筋動在李今矇頭上，尋思把這人收買了就可以讓甘納斯越獄出來了。哪知，許溱一打聽，這李今蒙是個極頂真的軍官，正因為這一點，上司才派他負責看守被軟禁的軍官，他敢對被軟禁的將軍咆哮惡罵，人都稱他“黑臉包公”。這樣，許溱就打消了收買李今蒙的主意，把腦筋動到李今蒙的手下人頭上去。
李今蒙手下有一個老資格的看守員，名叫張阿根，那是一個50歲的小老頭，上海浦東人，早在清末時就已經是上海道臺衙門的獄卒了。後來又在上海督軍衙門的看守所幹過，還去過法國巡捕房當看守員，因為有串通人犯通風報信的事，給法捕房開除了，就到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當差了。
許溱打聽到這一情況後，馬上作出決定，要把營救甘納斯的主意打在此人頭上。因為恐怕這件事產生後遺症，日後弄得不好會影響到他，他就決定不靠別人介紹，而是自己直接與張阿根去談這件事。
1933年5月17日，輪到張阿根休息。他住在徐家彙附近的大木橋路，平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就是喜歡到茶館去坐一坐，喝一壺好茶。休息天有時就會在茶館裡泡上一天，連午飯都是讓跑堂到外面飯館去叫來吃的。這天，張阿根於上午8點鐘左右步入茶館，在二樓選了一靠窗的座落了坐，剛要招呼，跑堂的已經奉上一壺龍井新茶，還有四碟子零食。
張阿根感到奇怪，問道：“唔，這是怎麼回事？”
許溱出現在張阿根的面前，拱手道：“這是兄弟的一點小意思。”
張阿根望著許溱：“這位先生眼生得很。”
許溱笑容不減地從容道：“兄弟姓吳，單名一個節字，是做棉布生意的。”
這時，跑堂送上了許溱的茶水，許溱便在張阿根的對面落了坐。兩個人喝著茶，聊著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語。一壺茶喝到續上第三遍開水時，許溱開口問道：“兄弟還沒請教老哥在何處發財哩？”
張阿根笑道：“你如果不清楚我乾的什麼行當，會請我喝茶嗎？”
這麼一說，許溱也笑了：“如此，咱們這就叫做‘心照不宣’了。”
張阿根問道：“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可以開尊口。”
許溱便說了甘納斯的事情，說他受其夫人蒂亞之託，想請張阿根助一臂之力，使甘納斯獲得自由。只要甘納斯一獲得自由，就馬上離開中國，再也不來做任何事情了。
張阿根邊聽邊點頭，臨末微閉眼睛，再也不開口了。許溱吃的是巡捕飯，自己也經常與別人打這樣的交道，自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便說：“這件事辦成了，蒂亞夫人願意出這個價錢——”他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面上寫了一個“一”字。
張阿根睜開眼睛看了看：“後面幾個零？”
“三個。付即兌支票，你收後馬上可以去銀行轉存。”
“定金多少？”
“按照規矩辦，先付10%，餘款事成後一次付清。”
張阿根略一考慮，點頭道：“這事可以做一做，但是，我只能給他帶點工具進去，還給他指點一下從何處越獄比較牢靠，其他事情我就不管了——也管不了。”
許溱說：“對，這樣也可以了。”
張阿根笑道：“看樣子，吳先生是個明白人。”
“那就麻煩閣下跟我去一趟銀行，咱先把定金付了。”
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來了，本來甘納斯可以順利越獄的。但是，也許是命運註定要他多嘗一些鐵窗之苦，這件事竟然沒有付諸實施——
卻說那張阿根得了100大洋，馬上換了自己的姓名轉存了，然後也不喝茶了，興沖沖地回到家裡。張阿根的妻子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心地很是善良，經常勸丈夫不要撈取不義之財，張阿根在她的勸告下，確實不自願地放棄過幾次可以撈錢的機會。這天張阿根一回家，其妻就從他臉上看出發生了不凡之事，張阿根有點懼內，追問之下，就把這件事向妻子和盤托出了。
周妻一聽，立刻板起了臉：“你真是錢迷心竅啊，這種錢你也敢拿？”
張阿根自知理虧，訕笑著不敢應聲。但妻子不想放過他，盯著道：“你這樣做，就像胡立夫一樣，是漢奸！”
胡立夫是上海灘的一個幫會頭子，“一?二八事變”時，受日本特務機關指使，主持對中國軍隊的偵察，使十九路軍方面蒙受重大損失。戰爭結束後，胡立夫即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逮捕，不久被判處死刑。這件事在當時的上海灘，是家喻戶曉的，老百姓人人都對其深惡痛絕。
張阿根給妻子這樣一說，頓覺無地自容，他既知道自己做的是虧心之事，又被提醒這件事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不禁有些後怕，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把定金退還給許溱。
次日，張阿根給許溱打了一個電話，說有事需要面談。許溱只道是事情弄得差不多了，只要把工具送去就可以了，哪知見了面卻是退還定金。他大吃一驚之後，問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是嫌錢少，還可以商量的。
張阿根沒有說明原因，只是搖頭。
許溱見無望，只好拿出20元錢給了張阿根，這是讓對方保密的意思。
許溱隨即給坂本峰打電話通報此事，坂本峰讓許溱再考慮如何營救，對張阿根其人其事，他沒有說一個字。但是，張阿根在當天晚上下班回家的途中卻莫名其妙地失蹤了，從此就沒有人再見到他。
蒂亞在上海待了些日子，見營救事宜仍是一副原地踏步的樣子，心裡非常著急，就幾次要求德國駐滬領事館出面與日本方面交涉，意在催促儘快行動。那坂本峰給頭目催得急了，就再次約見許溱，請求設法儘快解決此事。
許溱與日本特務機關有著難以言喻的微妙關係，後來他在上海解放後被人民政府作為“反革命分子”拿下後的交代中，供認其是拿日本特務機關的固定津貼的，所以，他後來被判刑時，增加了一個“漢奸”的罪名。許溱在接受坂本峰的指令後，再次動用了他的關係，決定把一支手槍、20發子彈利用探監的機會送進看守所，讓甘納斯伺機強行越獄。
1933年6月1日，許溱以甘納斯的朋友的名義，陪同蒂亞去警司看守所探監。許溱在送進去的物品中夾帶了一支拆開的小號左輪手槍和20發子彈，他在蒂亞把物品遞交給看守員檢查時，悄悄塞給對方几張鈔票。那個看守員沒有想到這裡面還有這麼一著，只道是夾帶了毒品之類的違禁品，這種事情以前也碰到過，也就來一個“心照不宣”就是了。
但是，不巧的是，這天正好負責看管後院監舍的李今蒙在班上，他平時是不管事情的，但是現在突然失蹤了一個部下(即張阿根)，雖然不是在上班時失蹤的，但他總覺得有點奇怪，於是就有意識地要管管事情了。當甘納斯會見家屬結束後返回後院時，李今蒙看見他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包包，就指著甘納斯道：
“喂，你過來一下！”
甘納斯已經從蒂亞口中知道營救方案了，見李今蒙喚自己，頗有些心虛，但又無法抗拒，只好老大不情願地一步步挪到李今蒙面前。李今蒙叫甘納斯把包包放在桌上，指著問
道：“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甘納斯回答：“我不清楚，這是我夫人送來的，已經經過看守員檢查了。”
“是誰檢查的？”
甘納斯尋思那個看守員也許是“自己人”，要不怎麼肯把手槍讓他帶進來，這樣，他就不想讓那個看守員暴露，於是搖頭說：“我不清楚。”
李今蒙對這個回答感到不可思議：“給你檢查物品的人你怎麼不清楚呢？”
“我不清楚。”
李今蒙有點生氣了，一揮手：“來人！”
兩個看守員立刻奔過來。李今蒙下令：“給我搜查——連同他的身上，我估摸十有八九夾帶違禁品了！”
這一搜查，令李今蒙大吃一驚。甘納斯立刻被押往李今蒙的辦公室，要他交代是怎麼回事。甘納斯裝糊塗說不知道。李今蒙隨即又查清了那個檢查的看守員是誰，報告上司後，以“失職”為名關了禁閉。
看守所方面隨即又向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通報了此事。偵緝大隊認為這是看守所的事，加上人手又忙，接報後擱在一邊，沒有調查。
那甘納斯吃了苦頭，因為有暴力越獄的傾向，就被扣上手銬、腳鐐，嚴加看守。
許溱通過他的關係當天就知曉了這一情況，對坂本峰一說，那傢伙連連搖頭：“糟糕！這事怎麼這樣難辦？許先生，你還有什麼好辦法嗎？”
許溱也搖頭，苦笑道：“我也是黔驢技窮了！”
兩人商議許久，認為到這一步，就只好把這件事停止進行了。營救方案只好修改，改為請律師出面作辯護，儘可能爭取判得輕一些。
這時，無論是坂本峰或者許溱，甚至是甘納斯本人，都沒有料到，營救甘納斯出獄的希望之光已經出現了。
上海灘大亨呼風喚雨
當時，上海灘幫會勢力中最具實力的人物是黃金榮和杜月笙。這對大亨在滬上呼風喚雨，手眼通天，神通廣大。兩人私交也好，經常聚在一起密謀各類大事小事。當然，議得最多的還是如何撈取錢財。
“一?二八事變”發生後，黃金榮、杜月笙一則出於民族義憤，一則需要順應幫會人士的大勢，出面做了一些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事情，私人也出了若干錢鈔財物。這些錢財雖然都是他們自願捐出的，但是事後想想也難免心痛。因此，當戰爭結束後，黃金榮、杜月笙不約而同想到要賺錢，把這些損失補回來。
黃金榮、杜月笙知道最能來錢的渠道是做生意，他們以前也曾多次合夥做過生意，沒有一次賠過本。當然，這除了靠他們的勢力外，還要靠經營眼光獨到，選擇項目準確。1932年初秋，黃、杜兩人在黃金榮府邸商量選擇經營項目，最後議定做西藥和染料生意。
這兩種商品，都需要從外國進口。於是，黃、杜就讓人聯繫外國掮客，作為中介人，每做成一筆生意，付給中介人10%的中介費。過了個把月，中介人都到位了：一個是英國人，負責聯繫藥品；一個是比利時人，負責聯繫染料。黃金榮和國民黨政界的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之所以選擇要做西藥和染料生意，就是因為這兩樣都與軍隊有著密切的關係，西藥于軍隊的關係自不待說，染料跟軍需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的，軍人的服裝、卡車的油布、大炮的炮衣，等等，都離不開染料。黃金榮與軍界一打招呼，也不用洽談，生意就算敲定了。這樣，貨一手進來，一手出去，賺錢比流水還快，喜得黃金榮、杜月笙眼睛沒縫，樂不可支。
不過，這種好景到了1933年春天就起了變化：先是軍方的衛生部門與黃金榮聯繫，說進口的西藥在使用中發現有些小問題，所標明的劑量都是打折扣的，最少的竟然只有50%！這就是說，對方是以少充多，等於是成倍地抬高了價格。黃金榮還沒來得及發怒，染料生意也出了問題：說好進口染料是不褪色的，不曾料想到那比利時掮客所購進的染料卻是褪色的，其質量之差，竟不如上海街頭那些挑著洋鐵桶穿街走巷的“染坊師傅”的。
黃金榮、杜月笙聞訊，氣得一個個臉色發青。半晌，杜月笙冷笑道：“好得很啊！那兩個中介人呢，我要好好成全他們哩！”
黃金榮拍案道：“把他們‘氽餛飩’！”
所謂“氽餛飩”，就是把人裝進麻袋後扔到黃浦江裡去，這是當時幫會流行的一種暗殺手段。黃金榮發話後的第三天，那個英國掮客就被騙到浦東，莫名其妙地失蹤了，連屍體也沒發現。
那個比利時掮客要比英國掮客幸運，或者他的心計強些，當黃金榮、杜月笙要找他的時候，他已經返回自己的祖國了。這兩個大亨的勢力再大，也無法把復仇之劍伸到歐洲去，這件事也就算了。
1933年4月底，也就是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盯上甘納斯的那一陣，黃金榮、杜月笙再次碰頭，密議如何彌補損失。由於他們給軍方退了部分錢款，因此信譽猶在，軍方還是願意跟他們合作的。他們就想找一個可靠的掮客，這回是吃一塹長一智了，需要中國最好是上海的經濟實力雄厚的中介公司或者個人提供擔保的才好合作。
消息放出去後，願意提供擔保的倒是找到了，那是日本人在上海開的正金銀行，財大氣粗，一口答應，因為這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種生意，是有好處的。可是合適的掮客卻一時找不到。過了幾天，總算找到了一箇中國商人，說可以與黃金榮、杜月笙合作做西藥生意，於是就簽了合約。籤合約的那天，按照規矩在飯店吃了一頓飯。
黃金榮的一個徒弟，在警備司令部情報處當少校軍官的，作為陪客也出席了飯局，席間，他聽黃金榮談起還在物色一個做染料生意的掮客，馬上想到了甘納斯，一說，黃金榮、杜月笙不約而同道：“好！”
少校徒弟一時反應不過來，愣愣地望著那兩位：“這……”
杜月笙說：“那甘納斯既然是做染料生意的，他的關係就一定還在，我們可以與他合作嘛！”
黃金榮點頭道：“言之有理！那德國佬關在監牢裡，不怕他腳底抹油開溜。”目光閃閃地轉向少校徒弟：“你明白嗎？”
徒弟點頭：“先生，我知道了。”
少校知道的有兩層意思：一是剛才黃金榮說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說這件事已經落實到他頭上了。
巧得很，前面提到過的那位負責後院警戒的李今蒙正好是少校的結拜弟兄，因此，這件事對於少校來說不算一樁難事。他去對李今蒙一說，李今蒙聽說那是黃金榮發的話，哪敢道半個“不”字？他平時想巴結也還巴結不上黃金榮哩，自是一口答應，不過有一個條件——黃金榮要收他為徒弟。
少校去對黃金榮一說，黃金榮點頭了。
這件事做到這裡，黃金榮算是已經到頭了，餘下的就是杜月笙的事情了。杜月笙是大亨，當然不可能親自去辦此事，於是就委託了一個名叫仇三保的徒弟去辦理。
仇三保是個生意人出身的流氓，具有商人和流氓兩面人的本領。為不驚動警備司令部更多的人，他和李今蒙商量選了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在李今蒙的陪同下去了看守所。
那甘納斯自從夾帶手槍被發現後，終日戴著鐐銬過日子，真個是苦不堪言。而且，警備司令部根據他的情況，決定在提交審判前不準外界探監。這樣，甘納斯連消息也不清楚了。偏偏還有看守員故意嚇唬他，說他原本就案情非常嚴重，現在有了夾帶槍彈一節，那更是要“足尺加三”，弄得不好就要“開忒”(即槍決)。因此，甘納斯這一陣是終日惶惶。
這天晚上，早已收風了。甘納斯正準備躺下時，忽然聽得外面院子裡的鐵門“咣噹”一聲響打開了，接著就進來了兩個穿戴齊整的軍官(仇三保是化裝了的)。定睛一看，其中一個是李今蒙，另一個他不認識，但李今蒙對他執禮甚恭。甘納斯從未有過這種晚上來人的經歷，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不好！看樣子真的要處決我了！
李今蒙也不開口，只是命令值班看守員給甘納斯打開了鐐銬，然後叫甘納斯跟著去外面。甘納斯一下子嚇得腳杆子發軟，蹲在地下起不來，嘴裡嘰哩嗚啦不知說著什麼。李今蒙不知道看守員曾經嚇唬過他，看這副樣子反倒愣住了，尋思這是什麼意思？擺架子不像擺架子，牴觸不像牴觸。他皺皺眉頭，吩咐兩個看守員把他架出去。
甘納斯到了李今蒙的辦公室，一看那裡有一桌酒菜，更是相信自己的猜測了。他再也支撐不住，癱軟在地上，“嗚嗚”地哭起來。
李今蒙一看，奇怪地問：“他這是怎麼啦？”
一個看守員見狀明白是怎麼回事了，笑著一說，李今蒙恍然大悟，連忙解釋，這才勉強使甘納斯鎮定下來，半信半疑地在椅子上落了坐。李今蒙給他斟了一杯酒：“來，先乾一杯，壓壓驚。”
甘納斯原本極嗜杯中之物，自關進來之後，酒自然是一滴不沾，現在有得開戒，也算憂中有喜，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了再說。
三人邊喝邊聊，兩小時後，甘納斯已經喝了許多酒，這才相信李今蒙對他並無惡意。仇三保這時才攤明瞭情況，甘納斯一口答應。
甘納斯也是有點社會經驗的角色，他也不說條件，只是答應做，尋思相幫賺到了錢，對方總會考慮把他放出去的。
杜月笙的生意
杜月笙接到仇三保的報告後，很是高興，去對黃金榮說了。黃金榮在金錢方面的器量遠比杜月笙小，他已經上過一回當了，擔心再上一回當，於是就說先要甘納斯介紹一筆生意試試看，還讓杜月笙叫徒弟傳話過去，若是耍花槍，那就叫他死在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裡，幾時耍，幾時死！
甘納斯聽了這個話頭，尋思對方肯定是大有來頭的，哪敢存作奸之想，連連點頭：“明白！我明白！”
甘納斯為了表示他的真心實意，當場就寫了一張條子讓前往上海公共租界的“大博濟洋行”，說那老闆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洋行也佔有一些股份，做染料生意絕對沒有問題的。
仇三保向杜月笙彙報後，帶著甘納斯的條子去了“大博濟洋行”。洋行老闆是個土耳其人，一提甘納斯，果真說是極好的朋友，自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甘納斯是戰友，兩人互相救過對方的命，這一番話語是真是假就不清楚了。土耳其老闆不知道甘納斯做間諜失風落網了，一看條子大大吃驚，連說“想不到”，然後就請仇三保去英大馬路(即今南京路)吃飯。
席間，賓主把話轉入正題，土耳其老闆說沒問題，由他負責把貨弄來，也不要什麼銀行擔保了，每次都是由他的洋行先把資金墊付了，或是以洋行的名義頂下賬務，等貨物運抵上海驗收合格成交後，再把貨款劃給洋行。
如此安排，黃金榮、杜月笙真正是絕無後顧之憂了，於是就開始運作了。
第一筆生意是從香港運來的染料，一共十噸，先運上海，由黃金榮、杜月笙出面請的染料行家驗收過後，經長江水運直髮南京，賣給陸軍裝備部門用於加工軍用帆布和棉布。如此一進一出，黃金榮、杜月笙沒出一分錢的本錢，卻賺取了不少大洋。
之後，又連續做了兩筆比這更大的生意。黃金榮、杜月笙賺了錢，尋思這樣做做確實不錯，可以按此模式繼續運作的。不過老是做染料生意也不現實，因為需求量有限，於是黃金榮就讓再做做西藥生意。跟土耳其老闆一聯繫，對方說沒問題，不過西藥生意的投入要比染料大得多，當然利潤也高得多，但他的洋行目前墊不出本錢。杜月笙聽說後，也不跟黃金榮商量，就拍板說西藥生意的本錢由他們自己負責就是了。
黃金榮、杜月笙合夥做生意，是有一筆鉅款放在一起作為本錢的，這筆賬由兩個大亨共同指定的徒弟負責掌管。黃、杜兩人都是上海灘的頭面人物，講究的是江湖信義，所以在管賬方面也沒有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平時都是兩人商議後由杜月笙出面下達辦理的。這次，杜月笙沒有跟黃金榮商量，就直接讓人通知掌管賬務的先生，讓劃8萬大洋給洋行，由洋行去德國購買西藥。這些西藥的品名倒是黃金榮、杜月笙合議後定下來的，以治外傷的針藥為主，因為當時蔣介石的國軍正在“圍剿”共產黨的蘇區，作戰頻繁，傷兵頗多；另外，還有治療肺結核和瘧疾的特效藥，這些藥品在國內市場都是搶手貨，在許多地方有了鈔票還買不到。按照杜月笙比較樂觀的估計，這8萬大洋投進去，可以賺到不少於150%的利潤。
杜月笙把這筆款投進去前，出於慎重，特地選了一個週末之晚，由仇三保等陪同著，悄然前往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會見甘納斯。那甘納斯在上海灘待了多年，自然聽說過杜月笙的名字，聽說杜月笙親自來看望他，不禁受寵若驚，恭稱“教父”。杜月笙向甘納斯瞭解了洋行那個土耳其老闆的信譽情況，又問甘納斯做這筆西藥生意是否有把握。甘納斯一口拍板說沒有問題，讓杜月笙絕對放心。
杜月笙說：“可是，我畢竟要把這麼一筆鉅款投入進去的。”
“沒關係的，教父，有我這個大活人作為抵押待在這裡，您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杜月笙想想倒也是，於是這筆買賣就決定了。
這時，傳來消息說警備司令部已經將甘納斯的案子結掉了，準備處理了，要判刑。杜月笙聽說後，擺出了大亨的派頭：“這個人正在幫我們做事，如果我們對他不聞不問，以後還有什麼臉面在上海灘混？這個案子在警司哪個部門？情報處？好啊，派個人去，找他們劉處長，就說是我說的，要他們先把甘納斯的案子壓一壓，以後如何？再說！”
警備司令部那邊得了這話，真的把甘納斯的案子壓了下來。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那個土耳其老闆前來拜會杜月笙，說西藥已經運到澳門，是從德國空運過來的；如果杜月笙這邊確實想進這批貨，就請派人攜款過去驗貨，行的話，則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杜月笙尋思這生意這樣做法，算是最硬檔的了，於是點頭：“好，我明天就派人過去。”
直到這時，杜月笙還沒有向黃金榮通報此事，他是想等到成交後再告訴黃金榮，讓黃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1933年8月19日，杜月笙派仇三保帶著一個臨時請來的藥劑師，帶著化驗儀器前往澳門。兩人到了澳門，先去看貨，然後抽驗，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次日，仇三保用電報請示杜月笙後，跟對方辦理了銀貨兩訖手續。根據約定，從澳門空運上海的費用也是由對方承擔的，所以仇三保把貨物封好後，放心地交給了對方，之後便去澳門街上逛了。
等仇三保返回上海時，這批貨已經運抵上海了。但是，出乎任何知情人意料的是：打開每一口貨箱，裡面裝的都不是藥品，而是用於化學工廠生產某種產品用的添加劑！杜月笙獲悉這個消息後，第一句先問：“這玩意兒的市場價格與我們進的西藥相比，哪個大？”
他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添加劑的價格僅是西藥的十三分之一。
杜月笙皺眉道：“如此看來，是我那個不爭氣的徒弟在搗鬼了。喂，注意著，等到仇三保一露面，馬上叫他來見我！”
杜月笙說這句話後的兩個多小時，仇三保就返回上海了，也沒有人叫他，他自己興沖沖地踏進了杜公館的大門。
杜月笙聽說仇三保來了，馬上接見，第一句話是：“你辛苦了！”
仇三保不知情況變故，笑道：“為先生效力，我不辛苦。”
“我是說你玩‘狸貓換太子’的把戲玩得辛苦了！”
仇三保頓時嚇得臉如土色：“先生，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你自己還不清楚嗎？”
“先生，我真的不清楚啊，我沒有做對不起先生的事情呀！”
如此幾番對話下來，仇三保終於弄清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發誓道：“請先生明鑑，如果這件事是我仇三保在搗鬼謀利，甘願三刀六洞，點天燈，下油鍋！”
杜月笙吩咐把仇三保先關在公館花園的一間空房裡，派心腹看守著，然後派人去傳喚了那個藥劑師。他親自向藥劑師詳細詢問了一應情況，分析下來覺得不像是仇三保在搗鬼，倒似供貨方在做手腳。
杜月笙於是懷疑到了“大博濟洋行”頭上，尋思這別是那個土耳其老闆與供貨方串通起來騙錢財。於是他便要手下人給土耳其老闆打了個電話，一說情況，對方一副矇在鼓裡的樣子。
杜月笙笑道：“好得很！你矇在鼓裡，那我也來個矇在鼓裡就是了！”
杜月笙的“矇在鼓裡”就是要“大博濟”方面好看。他讓人把那批貨先找個地方封存起來，然後動起了如何料理“大博濟”的腦筋來。杜月笙還沒動出腦筋時，黃金榮捎話讓他去一趟。
原來，杜月笙動用他和黃金榮的合作資金揹著黃金榮做西藥生意的事，黃金榮一開始就已經發覺了，但是，黃金榮故意裝作不知道，暗地裡卻叫人密切注意此事的進展情況。等到這件事一出，黃金榮就想到了責任問題，這就要跟杜月笙談一談了。
兩個大亨見面了。杜月笙是非常聰明的角色，一接到通知就知道黃金榮是為什麼事情找自己的了，當下二話不說，先拿一張5萬元的支票放在黃金榮面前。黃金榮故作不知，問是怎麼一回事。杜月笙便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臨末道：
“此事是我做得孟浪了，責任應該完全由我來負。這筆錢，是賠償給先生的。”
杜月笙在金錢方面一向派頭極大，曾有一夜間輸掉一條弄堂(近百幢房子)猶自談笑風生的經歷，像這種挫折算是小事了。黃金榮也知道這個比他後出道的同夥的派頭，而他其它方面均可勝人一籌，獨獨就是在經濟器量上極小，當下點了頭，不過沒有收下支票，說：“放賬上去吧，我們還是要一道做生意的。”
這件事算是開場白，接下來就談論正事了。黃金榮問杜月笙那件事究竟是何方責任，當他聽杜月笙一說情況後，拍案道：“看來，這件事與‘大博濟洋行’那個土耳其老闆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要他好看！”
兩人在這方面的觀點是一致的，於是議起了報復方案，最初是想派人去公共租界往“大博濟洋行”扔一顆炸彈，把洋行搗了。後來想想又覺不妥：這樣一來，被騙去的那8萬大洋肯定是泡湯了。最好是設計一個有“敲山震虎”效果的計策，傷的不是土耳其老闆，但最受驚嚇的應是土耳其老闆，嚇得他乖乖地把吞沒的錢鈔給吐出來。
黃金榮馬上想到了關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的甘納斯：“對啊！把那個吃牢飯的德國佬解決掉，那不就是敲山震虎嗎？”
杜月笙一拍即合：“好計！”
黃金榮說：“好了，這事就這樣定下來了，我們犯不著為這樣一樁不上臺面的小事多傷神思，這件事由我叫人去安排就是了。”
黃金榮派人喚來了那個新收的徒弟李今蒙，問道：“那個德國佬在你那裡過得怎麼樣？”
李今蒙回答：“他最近過得很好，因為弟子知道他目前的作用，所以對他網開一面，法外施仁，他每天有得酒喝，魚肉雞鴨也是餐餐有的，要吃西菜也給他出去訂，另外，還給他一天供應一包香菸。這些費用，都是‘大博濟洋行’的那個土耳其老闆出的。”
黃金榮斜倚在椅子上，一雙金魚眼睛半睜半閉：“從今天起，斷了這些優待！”
李今蒙一愣，隨即醒悟過來，尋思定是“大博濟”那邊和老頭子發生矛盾了，於是點頭：“弟子遵命，立刻停止對甘納斯的優待，幾時恢復，候先生的鈞命。”
“幾時恢復？這小子沒有這個福分了！今天停止優待，明天送他上路！”
“啊？！”
黃金榮拿出兩根金條往桌上一放：“這個，作為經費。不管你用什麼手段，把他解決就是了，做得乾淨點，不要拖泥帶水的。”
李今蒙點頭：“是！”
黃金榮又問：“你有什麼難處嗎？要不要派人搭一把手？”
李今蒙說：“先生您也知道，我那裡做這種事情雖然便當，不過這個犯人有點特殊，他既是外國人，又是情報處弄進來的，貿然喪生，可能會使情報處的人懷疑。要麼來一個雙管齊下的法子……”
“怎麼雙管齊下法？”
“弟子在給他的飲食裡下點藥，弄得他半死不活、疼痛難熬，然後把他送往醫院治療
黃金榮打斷道：“我明白了，接下去的事，由我讓人安排就是了。好吧，這件事，你這就去作安排，明天晚上之前，我要聽到他的死訊的。”
李今蒙領命而去。他知道青幫的規矩是老頭子說話弟子一定得聽，尤其是像黃金榮這樣的老頭子，如果不聽命，那死的就是他李今蒙了，而且可以連屍首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他必須照黃金榮的意思去辦。如果他在辦的過程中出現差錯，被發覺而被捕開除什麼的，那黃金榮自會設法營救的。所以，他儘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
李今蒙盤算一番，尋思既然我與黃金榮有那樣的約定了，他在裡面就用不著做得窮兇極惡了，只要弄點老鼠藥把那德國佬藥得繞地亂滾就可以了，只要一送到醫院，外面黃金榮佈置的殺手會發揮作用的。
李今蒙當晚就去買了兩包老鼠藥，又弄了一瓶“五加皮”酒，把老鼠藥細細溶解於內。次日，李今蒙去上班時，把這瓶藥酒帶進了看守所牢房。甘納斯自受優待以來，每天的伙食都是李今蒙親自安排的，上午下午各一次要甘納斯自己報一下午餐晚餐的菜譜，然後由李今蒙去安排。這天，甘納斯見到李今蒙出現在牢房門口，知道又是來詢問菜譜了，就說他想吃一些有辣味的菜。
李今蒙聞言靈機一動：“辣味的？那好啊，我給你弄幾個川菜吧，再弄一瓶‘五加皮’。”
甘納斯在上海待了多年，川菜倒是吃過的，但是“五加皮”連聽也沒聽說過，於是便問：“什麼叫‘五加皮’？”
“‘五加皮’就是一種藥酒，裡面浸泡著多種中藥，喝了可以強身健體；像你這樣坐牢房的，喝了還可以祛除寒氣和風溼，不至於生關節炎。”
甘納斯點頭：“好，那就嚐嚐吧！”
李今蒙就叫人去附近的川菜館訂了四個川菜，都是極麻極辣的，以掩蓋那特製的“五加皮”的氣味。
剛剛佈置好，門口警衛室突然打來電話，說有人找李今蒙。李今蒙遲遲疑疑地出去一看，卻是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女子，約摸三十歲上下年紀，長相一般，一雙眼睛倒是閃著嫵媚之光，說話也嬌聲柔氣的：
“是李先生吧？”
“你是……”
“我是黃先生派來給您捎話的。”
“黃先生？哦！”李今蒙想起那一定是黃金榮了，連忙把對方往裡讓。
進了大門一側的接待室，那女子拿出一張三指寬的紙條：“你先過目一下。”
李今蒙接過來一看，是黃金榮寫的條子，上面只有寥寥數字：照來人傳達的辦。
那女子傳達的內容是：立刻停止昨天交辦的使命！
李今蒙點頭：“明白了。”
說是明白，頭腦裡卻是一片糊塗，他不知道黃金榮為什麼改變主意。
就這樣，甘納斯算是死裡逃生，留得一命。
精心策劃的越獄事件
黃金榮為何收回“解決”甘納斯的成命呢？原來，那批貨物是澳門那裡發錯了，並不是哪一方想詐騙黃金榮、杜月笙的這筆鉅款。“大博濟洋行”的土耳其老闆接到杜月笙派人打過去的電話後，當即與澳門方面聯繫。那邊一檢查，才發現原來是把一批應當發往河內的化工添加劑錯當作西藥發往上海了。幸虧那批西藥還沒有發出去，於是立刻裝上航班輾轉運往上海。
土耳其老闆接到貨物發出的通知後，派人到機場去守候著，一到馬上取回。也幸虧他這樣認真，否則他的朋友甘納斯的性命就沒有了。
這批貨隨即發往南京，一轉手賺了十多萬大洋。這樣一來，黃金榮、杜月笙心裡倒有點覺得對不起土耳其老闆，這話當然是說不出來的，但兩人是“啞巴吃餛飩——心裡有數”。於是商議一下，決定由杜月笙出面請土耳其老闆吃一頓飯。
杜月笙隨即著人在華懋飯店訂了一桌上等酒席，又備了一紙請帖，專門讓人送到“大博濟洋行”去。那土耳其老闆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回了一封信，說屆時一定應席。
黃金榮、杜月笙請土耳其老闆吃飯，既是表示對對方的感謝，同時也是為今後做生意鋪路。那土耳其老闆心裡也是打著小九九，是想把甘納斯營救出來。這樣，在飯局上雙方最終都攤了牌，也都是一口答應了對方的要求。
過了兩天，杜月笙去黃金榮公館，向黃金榮說了這件事情。黃金榮點頭道：“把那個德國佬從牢里弄出來倒不是一樁十分犯難的事，不過要跟他們講清楚，一旦把人弄出來後，他不準再呆在上海灘，也不許再來中國，否則我姓黃的要對他不客氣的——這傢伙畢竟是幫東洋赤佬的，我不能讓人家指著背脊罵‘漢奸’！”
杜月笙點頭：“對！我也是這麼想的。我去對他們說，如果不執行這個條件，我只要一聽到甘納斯在上海乃至中國的消息，也不要他的性命，就要他的一雙眼睛兩條腿；至於那個土耳其老闆，言而無信，那也就得弄個半殘廢！”
黃金榮笑道：“有道理，就這樣辦吧！”
杜月笙派人對土耳其老闆一說，對方自是點頭。於是，這件事就算定下來了。
黃金榮還是找了李今蒙，先給了3000元大洋的一張支票，說是做生意的分成。那李今蒙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幹一個月的薪水只不過幾十元，現在一下子拿到這麼多大洋，又驚又喜，差點以為是在夢中，回過神來喜得眼睛沒縫，衝黃金榮下跪感謝。
黃金榮擺擺手：“起來，起來，又不是過年，磕頭幹什麼。我們是師徒關係，就是自家人，沒什麼不好意思的。還有事要你辦呢！”
黃金榮於是說他準備把甘納斯救出來，問道：“你以為此議如何？”
李今蒙知道以黃金榮的身份這樣詢問是大大地抬舉自己了，於是不假思索道：“弟子遵奉先生的鈞命辦理。”
“你估算一下，辦成這件事情，大約需要花銷多少錢鈔？”
李今蒙說：“那要看通過什麼途徑弄他出來了。如果是完全正規的途徑，那恐怕得擺平方方面面不少人，比如情報處的幾個正副處長、偵緝大隊的長官和當初辦案的幾個隊員，還有軍法處那邊也得考慮。”
黃金榮一聽要花費很多錢鈔，心就痛了，略一沉思問道：“如果不通過正規途徑呢？”
“如果不通過正規途徑辦理這事，那就要冒點險了，不過，錢倒是用不著花銷多少的。”
“你的非正規途徑是什麼？”
“就是設法讓甘納斯生病，然後利用出來看病的機會買通醫生，由醫生出面提出讓甘納斯保外就醫。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可以離開上海了。至於擔保的人，那也可以暫時避避，這樣也就不會找他了，時間稍長，這種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黃金榮點頭：“這個辦法好——驚動的人既少，成本也低。就這樣吧，你先去聯絡一下內外兩個方面，然後告訴我具體方案，屆時我們就可以實施了。”
李今蒙領命而去，著手落實。黃金榮的所謂“內外兩個方面”，是指看守所裡面和給甘納斯看病的醫生，李今蒙自有辦法一一聯絡，議定了價錢，然後向黃金榮稟報：需要開支大約1000元大洋。
黃金榮說：“不算多，就這個數吧。”
李今蒙聯絡的那個作弊的醫生，名叫譚震道，是個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在上海英租界開著一傢俬人診所，當時上海灘的報紙上的角角落落裡經常可以看到這位譚博士的豆腐乾廣告，說是內外科兼修共治，醫術精湛，又有一顆濟世救人之心。其實，後來譚震道在解放後以“非法行醫、姦淫婦女罪”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公安局所作的交代中言及所謂“博士”學位時說那是在英國出錢買的假證書，他在英國連一天醫學書也沒讀過，只不過給一個德國醫生當過僕人打過雜，耳濡目染學得了一些醫學常識。因此，他在上海灘的名氣始終響不起來，有時甚至連僱傭的護士的工錢都發不出。
這種情況，李今蒙是知曉的，於是便找上門去，一說有這麼一件事需要麻煩一下，事成之後可以給大洋500元。譚震道聽後喜出望外，馬上拍板：“沒問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以我譚博士的聲望，說的話還怕有誰不相信嗎？”
譚震道於是給了李今蒙一些不知什麼藥片，讓他交給甘納斯先服下去，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安排。
李今蒙問：“這是什麼藥片？”
“這個，你就不用問了，反正他吃後就會出現生病症狀，這樣，你就可以出面請我去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給他看病了。我給他看過病後，就能提出建議讓他保外就醫了。”
李今蒙於是就把藥片帶進看守所，如此這般悄悄給甘納斯一說，讓他把藥片吃下去，說需要連吃三天，就會產生效果。甘納斯收下了藥片，還對李今蒙表示感謝。
但是，三天過去了，李今蒙看看那甘納斯還是好好的，沒有一點病態，倒是精神上似乎出現了一點憂鬱狀。他一時不解，於是就去問譚震道那是怎麼回事。譚震道聽了連連搖頭：“不可能的！這藥是英國最好的製造假病的藥了，怎麼會沒有用呢？”
李今蒙一臉嚴肅道：“我不管你那是英國藥還是德國藥，我要的是效果，你拿了錢不替我做事，小心你的腦袋！”
譚震道嚇得直打哆嗦：“等等，讓我想想……會不會是這樣的？”
“什麼？”
“他沒有吃這個藥？”
一語提醒了李今蒙：甘納斯一個德國人，在中國人的監獄裡面關押著，他憑什麼相信看守他的中國人呢？他可以認為給他的藥是毒藥，所以就不吃。對了，他這幾天的憂鬱也許就是從這而來的！
李今蒙尋思這事得找甘納斯的朋友、“大博濟洋行”的土耳其老闆解決了。於是稟報了黃金榮，黃金榮就派人給土耳其老闆捎話，讓他去看看甘納斯，先找李今蒙聯繫。
土耳其老闆不知是什麼事，當即便去見李今蒙。李今蒙把情況一說，要對方去向甘納斯說明是怎麼一回事。土耳其老闆自是起勁，馬上去見甘納斯，把情況悄然告知。那甘納斯果然承認是懷疑中國看守圖謀不軌而沒敢吃藥。土耳其老闆就讓他趕快吃了，以便早日做手腳把他救出去。
甘納斯吃過藥後，肝臟部位出現疼痛，人也變得不思飲食，只想睡覺。李今蒙知道藥效來了，就向上司報告，說甘納斯可能患了嚴重的肝病，需要請良醫治療。上司按照慣例把這事交給李今蒙去辦理，於是李今蒙就請譚震道前來出診。
譚震道診斷說甘納斯極有可能患了一種有傳染性的肝炎，弄得不好沒多久就要轉變為癌症，一命嗚乎。
這樣一來，那些看守首先害怕了，再也不敢在甘納斯的監房門口停留，連飯菜都是讓勞役犯送的。李今蒙於是急向上司報告了這一情況。上司一聽，連說“倒黴”，讓速速給甘納斯辦理保外就醫。
那個土耳其老闆願意給甘納斯做擔保，但是，警備司令部方面說一個人不行，得兩人擔保方可實施。土耳其老闆倒也有辦法，竟去找了德國駐瀘領事館，要求領事館做甘納斯的擔保人。德國領事館倒沒有推諉，於是很快就辦理了手續。
1933年9月20日，甘納斯終於從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出來了。當天，他就失蹤了。接著，土耳其老闆也不見了。
黃金榮、杜月笙還做著繼續與土耳其老闆“合作”發財的美夢，但等到他們想著要跟對方取得聯繫時，人都已經不見影蹤了！兩個大亨氣得破口大罵。
閱讀更多 計算機全棧工程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