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聞網訊 9月2日至3日，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思想研討會在西寧舉行。喜饒嘉措大師一生情繫民族、情繫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擁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漢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藏傳佛教一代宗師。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圍繞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思想進行深入研討、交流。現將研討會論點摘要編髮。
發揚愛國主義傳統堅決擁黨護國利民
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公保扎西
喜饒嘉措大師是維護祖國統一、堅持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愛國者，始終保持高度的國家認同和強烈的愛國情懷；大師是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忠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愛國者，始終心繫祖國、服務民眾；大師是全力維護社會穩定、自覺促進民族團結的愛國者，始終致力於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大師是倡導“人間佛教”、踐行積極健康政教關係的愛國者，始終肩負促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歷史責任。我們要學習喜饒嘉措大師一貫擁護中央、熱愛偉大祖國、堅守祖國統一的愛國立場；學習大師擁護黨的領導、與黨肝膽相照、堅持道路自信的愛國信念；學習大師調動積極因素、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愛國品格；學習大師順應歷史潮流、堅持正確方向、適應社會進步的愛國情懷。
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的光輝典範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廉湘民
我們紀念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矢志報國的一生，就是堅決落實部署，鼓勵大家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中，融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征程中。我們紀念和學習喜饒嘉措大師，就是要大力弘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一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鮮明主題，自覺做到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有機統一，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進偉大事業、託舉偉大夢想。
願行合一愛國愛教的光輝典範
中國藏學出版社社長洪濤
喜饒嘉措大師經常說：對於我們佛教徒來說，應該是普濟眾生，使眾生脫離苦海，得到幸福的人。1936年喜饒嘉措大師應國民政府邀請離開西藏前往內地，開始雲遊內地弘法利生之路，與太虛、圓瑛等大師共同弘揚“人間佛教”，為促進漢藏佛教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佛教走出零落凋敝，迎來新的起點。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師任副會長，旋即接任代理會長、會長，成為中國佛教界的帶頭人，與趙樸初先生、十世班禪大師一起為中國佛教擺脫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影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還以解放後的親身體會和去南北各地視察的觀感，寫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佛教徒》一文，文章強調，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國的命運、繁榮富強緊密聯繫起來。他兼任中國佛學院院長時，要求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以後，要帶頭宣傳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做一個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本職工作、熱愛佛教的教徒。
喜饒嘉措大師不是單純枯坐佛堂皓首窮經的僧人，他在西藏時對帝國主義勢力覬覦西藏深感憂慮，力主與中央政府加強聯繫。到內地以後，積極支持抗戰，反對內戰。全國解放前夕，大師堅決留在大陸。解放後，作為一個熱愛祖國、虔信宗教的上層人士，比較早地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經常針對信教群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宣傳黨的政策，在團結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積極參政議政，胸懷坦蕩，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是中國共產黨的諍友，對成績他熱情讚揚，對缺點或錯誤，他敢於提意見。他曾多次提出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改革，一定要重視民族地區的特點，即少數民族歷史環境、生產生活、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差別的問題。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入了新時代，黨和政府與藏傳佛教界人士一起面臨著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任務。無論是建立藏傳佛教管理長效機制，還是對藏傳佛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闡釋，目的都是將信教群眾的力量集中到與全國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偉大中國夢上來。在此之際，重溫喜饒嘉措大師愛國愛教的光輝事蹟更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深入闡發弘揚大乘佛教菩薩行自利利他、自覺覺他、願行合一、愛國愛教的優秀傳統是我們要長期努力的重要課題。
喜饒嘉措大師對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導降邊嘉措
新中國宣告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發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喚，喜饒嘉措大師熱烈響應，積極擁護，隨即在西寧、西安和北京等地，多次發表談話和廣播講話，呼籲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舉行和談，勸告他們不要武力抵抗。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尚無藏語節目，更沒有藏語播音員，喜饒嘉措大師只好在電臺直接發表講話，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傳達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這些廣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疑慮。
中央民委參事室將喜饒嘉措大師的講話刊印成冊廣泛發行。噶廈政府把這些書看作是洪水猛獸，在金沙江渡口嚴加查禁，三令五申說不能讓一本書流傳過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進步的思想是無法被禁錮的。這些書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識界和宗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產生了作用。
喜饒嘉措大師的那些講話，向廣大西藏人民傳達了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和政策，宣傳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時也向廣大藏族人民傳達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眾，尤其是知識界和宗教界人士，通過喜饒嘉措大師的講話，第一次聽到“共同綱領”“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區域自治”“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帝國主義”等新詞術語。
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前，喜饒嘉措大師專程從西寧趕到西安會見阿沛，教育他們要同西藏當局的反動分子劃清界限，遵照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增進藏漢兩大民族的兄弟情誼，多作貢獻。
在會見阿沛和其他兩位西藏代表時，喜饒嘉措大師直言不諱而又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攝政達扎和噶廈政府多年來所採取的錯誤立場，曉以大義，明以利害，告訴他們要順利解決西藏問題，除了真心誠意進行和平談判，別無他途。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和簽訂協議的整個過程中，喜饒嘉措大師發揮了別人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貢獻。我們應該永遠銘記喜饒嘉措大師的這一卓越貢獻。
誠摯濃厚堪稱經典——喜饒嘉措與習仲勳的至誠之交
喜饒嘉措大師是中國佛教協會第二任會長、佛學大家，更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早年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分裂活動，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加強民族團結，保護和發展藏族文化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喜饒嘉措大師一生熱情擁護黨的領導，同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密友善，特別是在長期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中與習仲勳同志建立起深厚情誼，攜手處理了許多民族宗教事務中的難題，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順利開展作出重要貢獻。
習仲勳主持西北黨政軍時期，喜饒嘉措大師也被先後調任到青海省政府、西北局工作。西北局主要負責領導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自治區、西安市等在內的西北地區的工作，因而習仲勳和喜饒嘉措在工作、職務上屬於上下級的關係。喜饒嘉措大師在實際工作中當遇到困難，總先想到找習仲勳商量、請教。習仲勳也會耐心地聽取他的意見和想法，並幫助解決問題。二人相見如故，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結下了深厚友情。特別是在平息昂拉部落叛亂的過程中，二人所表現出的默契配合，也彰顯了二人誠摯濃厚的革命情誼。從1951年8月起，喜饒嘉措先後五次親赴昂拉說服。在喜饒嘉措的誠懇說教下，千戶項謙徹底打消顧慮，主動來到西寧，並被委以重任，在團結藏族群眾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收服項謙一事上，充分體現了習仲勳和喜饒嘉措之間的相互信任、相得益彰，是二人深厚情誼的真實寫照。
黨中央根據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意願，決定對部分民族地區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但卻遭到了青海牧主階級和民族宗教上層反對分子的強烈抵制，1958年春，他們組織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同年“五一”勞動節，習仲勳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喜饒嘉措通報了青海叛亂情況，並告知大師他的家鄉道幃沒有參加叛亂。得知這一信息後，喜饒嘉措就立即給家鄉寫了一封信，向道幃的全體僧俗、老幼鄉親們表示感謝。1958年6月26日至7月8日，喜饒嘉措回到青海參加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他通過走訪、調研，得知在平息叛亂中有大量違反宗教政策的現象發生。回京後，他就直言不諱地向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反映情況說：青海平叛鬥爭中有許多過激行為發生，寺院被迫關門，群眾人心惶惶。習仲勳聽後當即給喜饒嘉措大師說：“你反映得好，意見提得對。你不為佛教說話，誰為佛教說話？政府相信你是愛國的，寺廟應當保護。平叛是消滅反革命，不是消滅宗教。政策在執行中可能是過火了，後面會糾正的，你可以給藏族群眾解釋一下。我再給統戰部和青海講講。”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黨和國家及時調整政策，有效化解矛盾，保證了青海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民主改革、平息叛亂工作的圓滿完成。
論喜饒嘉措大師的愛國思想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
喜饒嘉措大師是近現代藏傳佛教的一位傑出的學者，是中國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領導人，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曾稱讚他是藏族中有學問的人，是愛國老人。習仲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愛國老人喜饒嘉措》一文，詳盡介紹了喜饒嘉措大師的愛國事蹟。可見“愛國老人”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一致評價，也是我國各族人民對他的最簡潔最親切的稱呼。
喜饒嘉措大師以其敏銳洞徹的目光，觀察兩個不同的社會，觀察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以他的人生閱歷，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他對自己周圍的弟子信徒們說：“國民黨根本無法與共產黨相提並論，國民黨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些只考慮自身的權利富貴，貪圖安逸享受的人！共產黨人則不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國為民，不怕犧牲性命，是真正具有菩薩心腸的人，因此，我衷心擁護他們。”
青海解放初期，喜饒嘉措大師不辭辛勞、多次前往牧區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還率領西北軍政委員會組織的民族慰問團青海分團赴黃南地區，把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的關懷和溫暖帶到廣大蒙藏群眾中。這對團結群眾、安定人心、推動人民政權的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大師受青海省委的派遣，先後四次前往昂拉勸曉項謙頭人，昭示黨的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幫助其解除疑慮。經過多方面的工作，項謙頭人終於認清形勢，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喜饒嘉措大師擁護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決策，積極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1950年秋，大師曾多次寫信給西藏的故舊、學生，並親自向西藏發表廣播講話，說明當時國內形勢發展情況，宣傳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懷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他的書信特別是廣播講話，在西藏各階層人士特別是在上層貴族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於解除種種疑慮、穩定人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赴京和談。途徑西安時，喜饒嘉措又語重心長地叮囑他以前的學生阿沛·阿旺晉美說：據我一年多來的觀察，毛主席、共產黨是偉大的，他們制定的各項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正確的，你們完全可以信賴，由衷地希望談判成功。大師的努力，對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條協議》的順利簽訂，起了積極的影響。
喜饒嘉措作為一位傑出的學者，在發展新中國藏文翻譯出版事業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解放初，他校審了青海省1950年1月刊印的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藏譯本，指導翻譯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通過的我國第一部憲法。後來，又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審訂工作。縱觀喜饒嘉措大師的一生，他的愛國思想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從愛家鄉、愛宗教，最後發展到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走過了漫長的人生道路，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受各族人民尊敬的“愛國老人”。
喜饒嘉措大師與時俱進思想對當代藏傳佛教的啟示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主任李德成
喜饒嘉措大師是中國佛教界的傑出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是著名的佛學巨匠和學者。大師畢生愛國愛教，輔政愛民，上求佛道，下化有情，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為繼承和弘揚佛教傳統，為發展藏族文化和中華文化事業等做出了傑出貢獻。大師的愛國進步思想和佛學成就，為後代藏傳佛教界留下了寶貴財富，尤其是大師的與時俱進思想，為藏傳佛教界樹立了光輝典範，對當代藏傳佛教的弘揚和發展具有示範作用和現實意義，值得繼承和弘揚。
堅持求新理念，在佛學理論方面敢於突破傳統，超越前人。同時堅持精進求新，注重理論聯繫實際，解決藏傳佛教理論問題。
以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態勢積極到內地講學弘法，既增強藏傳佛教與中原文化的交融，又在佛法之中圓融時代精神。
凝聚共識，追求進步，切合時代發展需要，積極團結和引領漢藏佛教界發展現代佛教組織，傳播現代佛學思想。
喜饒嘉措大師是現代佛學的主要開創者之一。1950年，喜饒嘉措大師會同趙樸初居士、巨贊法師等著名佛教界人士在北京成立現代佛學社並組織出版發行《現代佛學》月刊，糾正佛教界的錯誤思想，弘揚正法，興利除弊，宣傳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將弘揚佛教與服務社會相結合，對當代藏傳佛教與時俱進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喜饒嘉措大師總是教育引領僧眾和信教群眾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中國人民，聽黨和政府的話。大師還以新中國成立後的親身體會和去南北各地視察的觀感，寫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佛教徒》一文，強調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國的命運、繁榮富強緊密聯繫起來，深刻反映了大師在正確處理愛國與愛教關係上的睿智和清晰。
喜饒嘉措大師對“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堅決反對的，積極倡導“人間佛教”是當代藏傳佛教思想發展的主要方面，為當代藏傳佛教的健康發展注入了活力，展現了大師慈悲信眾、利益群生的與時俱進的弘法理念。喜饒嘉措大師生前堅持倡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主張，成為藏傳佛教界積極主張“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代表。
喜饒嘉措大師的愛國利民行動，深切表達了他們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新中國的切實情感，展現了他們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良好風範，踐行了佛教“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宗旨，深刻反映出新中國成立後藏傳佛教界政治面貌的新變化，代表著這一歷史時期藏傳佛教的發展主流。對於喜饒嘉措大師在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貢獻，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多次稱譽他為“愛國老人”。
以喜饒嘉措大師為榜樣高舉愛國愛教旗幟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演覺
我們要研究大師廣博精深的佛學思想，就是要學習大師刻苦修學的精進精神、弘法利生的悲心宏願、坦率真誠的人格魅力，就是要學習大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維護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大義之舉，就是要發揚大師赤誠強烈的愛國情懷、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始終與黨肝膽相照的忠誠之心。以喜饒嘉措大師為榜樣，高舉愛國愛教旗幟，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始終堅持我國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方向，堅定不移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堅決反對任何破壞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言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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