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讯 9月2日至3日，喜饶嘉措大师爱国思想研讨会在西宁举行。喜饶嘉措大师一生情系民族、情系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汉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藏传佛教一代宗师。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喜饶嘉措大师爱国思想进行深入研讨、交流。现将研讨会论点摘要编发。
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坚决拥党护国利民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公保扎西
喜饶嘉措大师是维护祖国统一、坚持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爱国者，始终保持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大师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忠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爱国者，始终心系祖国、服务民众；大师是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自觉促进民族团结的爱国者，始终致力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大师是倡导“人间佛教”、践行积极健康政教关系的爱国者，始终肩负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学习喜饶嘉措大师一贯拥护中央、热爱伟大祖国、坚守祖国统一的爱国立场；学习大师拥护党的领导、与党肝胆相照、坚持道路自信的爱国信念；学习大师调动积极因素、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爱国品格；学习大师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正确方向、适应社会进步的爱国情怀。
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民
我们纪念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矢志报国的一生，就是坚决落实部署，鼓励大家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纪念和学习喜饶嘉措大师，就是要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自觉做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伟大事业、托举伟大梦想。
愿行合一爱国爱教的光辉典范
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洪涛
喜饶嘉措大师经常说：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应该是普济众生，使众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的人。1936年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邀请离开西藏前往内地，开始云游内地弘法利生之路，与太虚、圆瑛等大师共同弘扬“人间佛教”，为促进汉藏佛教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走出零落凋敝，迎来新的起点。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副会长，旋即接任代理会长、会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带头人，与赵朴初先生、十世班禅大师一起为中国佛教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以解放后的亲身体会和去南北各地视察的观感，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文章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时，要求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做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佛教的教徒。
喜饶嘉措大师不是单纯枯坐佛堂皓首穷经的僧人，他在西藏时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深感忧虑，力主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到内地以后，积极支持抗战，反对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大师坚决留在大陆。解放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虔信宗教的上层人士，比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经常针对信教群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在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对成绩他热情赞扬，对缺点或错误，他敢于提意见。他曾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党和政府与藏传佛教界人士一起面临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建立藏传佛教管理长效机制，还是对藏传佛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目的都是将信教群众的力量集中到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上来。在此之际，重温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的光辉事迹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阐发弘扬大乘佛教菩萨行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愿行合一、爱国爱教的优秀传统是我们要长期努力的重要课题。
喜饶嘉措大师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降边嘉措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喜饶嘉措大师热烈响应，积极拥护，随即在西宁、西安和北京等地，多次发表谈话和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京举行和谈，劝告他们不要武力抵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尚无藏语节目，更没有藏语播音员，喜饶嘉措大师只好在电台直接发表讲话，向西藏各族各界人士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些广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西藏人民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疑虑。
中央民委参事室将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刊印成册广泛发行。噶厦政府把这些书看作是洪水猛兽，在金沙江渡口严加查禁，三令五申说不能让一本书流传过去。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进步的思想是无法被禁锢的。这些书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西藏，不但在知识界和宗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作用。
喜饶嘉措大师的那些讲话，向广大西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同时也向广大藏族人民传达了新思想、新文化。不少藏族群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通过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第一次听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帝国主义”等新词术语。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前，喜饶嘉措大师专程从西宁赶到西安会见阿沛，教育他们要同西藏当局的反动分子划清界限，遵照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好好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增进藏汉两大民族的兄弟情谊，多作贡献。
在会见阿沛和其他两位西藏代表时，喜饶嘉措大师直言不讳而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摄政达扎和噶厦政府多年来所采取的错误立场，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告诉他们要顺利解决西藏问题，除了真心诚意进行和平谈判，别无他途。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和签订协议的整个过程中，喜饶嘉措大师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喜饶嘉措大师的这一卓越贡献。
诚挚浓厚堪称经典——喜饶嘉措与习仲勋的至诚之交
喜饶嘉措大师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二任会长、佛学大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喜饶嘉措大师一生热情拥护党的领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友善，特别是在长期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与习仲勋同志建立起深厚情谊，携手处理了许多民族宗教事务中的难题，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仲勋主持西北党政军时期，喜饶嘉措大师也被先后调任到青海省政府、西北局工作。西北局主要负责领导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自治区、西安市等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工作，因而习仲勋和喜饶嘉措在工作、职务上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喜饶嘉措大师在实际工作中当遇到困难，总先想到找习仲勋商量、请教。习仲勋也会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并帮助解决问题。二人相见如故，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友情。特别是在平息昂拉部落叛乱的过程中，二人所表现出的默契配合，也彰显了二人诚挚浓厚的革命情谊。从1951年8月起，喜饶嘉措先后五次亲赴昂拉说服。在喜饶嘉措的诚恳说教下，千户项谦彻底打消顾虑，主动来到西宁，并被委以重任，在团结藏族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收服项谦一事上，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和喜饶嘉措之间的相互信任、相得益彰，是二人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党中央根据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决定对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却遭到了青海牧主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反对分子的强烈抵制，1958年春，他们组织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同年“五一”劳动节，习仲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喜饶嘉措通报了青海叛乱情况，并告知大师他的家乡道帏没有参加叛乱。得知这一信息后，喜饶嘉措就立即给家乡写了一封信，向道帏的全体僧俗、老幼乡亲们表示感谢。1958年6月26日至7月8日，喜饶嘉措回到青海参加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通过走访、调研，得知在平息叛乱中有大量违反宗教政策的现象发生。回京后，他就直言不讳地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反映情况说：青海平叛斗争中有许多过激行为发生，寺院被迫关门，群众人心惶惶。习仲勋听后当即给喜饶嘉措大师说：“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政策在执行中可能是过火了，后面会纠正的，你可以给藏族群众解释一下。我再给统战部和青海讲讲。”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政策，有效化解矛盾，保证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工作的圆满完成。
论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思想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
喜饶嘉措大师是近现代藏传佛教的一位杰出的学者，是中国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称赞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习仲勋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爱国老人喜饶嘉措》一文，详尽介绍了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事迹。可见“爱国老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对他的最简洁最亲切的称呼。
喜饶嘉措大师以其敏锐洞彻的目光，观察两个不同的社会，观察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以他的人生阅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对自己周围的弟子信徒们说：“国民党根本无法与共产党相提并论，国民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些只考虑自身的权利富贵，贪图安逸享受的人！共产党人则不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性命，是真正具有菩萨心肠的人，因此，我衷心拥护他们。”
青海解放初期，喜饶嘉措大师不辞辛劳、多次前往牧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还率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民族慰问团青海分团赴黄南地区，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温暖带到广大蒙藏群众中。这对团结群众、安定人心、推动人民政权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师受青海省委的派遣，先后四次前往昂拉劝晓项谦头人，昭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帮助其解除疑虑。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项谦头人终于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喜饶嘉措大师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积极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1950年秋，大师曾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表达他对西藏故土和人民的怀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他的书信特别是广播讲话，在西藏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上层贵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解除种种疑虑、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途径西安时，喜饶嘉措又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以前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大师的努力，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订，起了积极的影响。
喜饶嘉措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发展新中国藏文翻译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初，他校审了青海省1950年1月刊印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藏译本，指导翻译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后来，又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审订工作。纵观喜饶嘉措大师的一生，他的爱国思想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从爱家乡、爱宗教，最后发展到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受各族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
喜饶嘉措大师与时俱进思想对当代藏传佛教的启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主任李德成
喜饶嘉措大师是中国佛教界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著名的佛学巨匠和学者。大师毕生爱国爱教，辅政爱民，上求佛道，下化有情，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继承和弘扬佛教传统，为发展藏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事业等做出了杰出贡献。大师的爱国进步思想和佛学成就，为后代藏传佛教界留下了宝贵财富，尤其是大师的与时俱进思想，为藏传佛教界树立了光辉典范，对当代藏传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具有示范作用和现实意义，值得继承和弘扬。
坚持求新理念，在佛学理论方面敢于突破传统，超越前人。同时坚持精进求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藏传佛教理论问题。
以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态势积极到内地讲学弘法，既增强藏传佛教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又在佛法之中圆融时代精神。
凝聚共识，追求进步，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团结和引领汉藏佛教界发展现代佛教组织，传播现代佛学思想。
喜饶嘉措大师是现代佛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会同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等著名佛教界人士在北京成立现代佛学社并组织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纠正佛教界的错误思想，弘扬正法，兴利除弊，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将弘扬佛教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对当代藏传佛教与时俱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喜饶嘉措大师总是教育引领僧众和信教群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听党和政府的话。大师还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亲身体会和去南北各地视察的观感，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一文，强调要把佛教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繁荣富强紧密联系起来，深刻反映了大师在正确处理爱国与爱教关系上的睿智和清晰。
喜饶嘉措大师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坚决反对的，积极倡导“人间佛教”是当代藏传佛教思想发展的主要方面，为当代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展现了大师慈悲信众、利益群生的与时俱进的弘法理念。喜饶嘉措大师生前坚持倡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张，成为藏传佛教界积极主张“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代表。
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利民行动，深切表达了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中国的切实情感，展现了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良好风范，践行了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旨，深刻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藏传佛教界政治面貌的新变化，代表着这一历史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主流。对于喜饶嘉措大师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多次称誉他为“爱国老人”。
以喜饶嘉措大师为榜样高举爱国爱教旗帜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演觉
我们要研究大师广博精深的佛学思想，就是要学习大师刻苦修学的精进精神、弘法利生的悲心宏愿、坦率真诚的人格魅力，就是要学习大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义之举，就是要发扬大师赤诚强烈的爱国情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与党肝胆相照的忠诚之心。以喜饶嘉措大师为榜样，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持我国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坚定不移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坚决反对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言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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