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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篇报道，北大毕业美国留学生拉黑父母6年，春节12年不归，很是痛心。
可能有些人会责怪这个北大学生不体谅父母，不懂得感恩。只是，对于一个人的情感，我们无法评判这是对的，或这是错的，因为这种情感是真实的，随便下个道德评判很简单，却解决不了一个人的心理和情感问题。
在这个孩子对家长的怨恨中，自然有自己的性格因素，也有许多父母埋下的种子。
父母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局限，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们也想好好当父母，不能求全责备。但是，在管教孩子的同时，父母也应该用心和用爱倾听孩子的心声。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体谅。
在这里，我想到一个名人，自己家长做得并不好，可以说是一个暴君，但是奇怪了，却成为大家学习的家长楷模。
这个人，就是傅雷，寒假开始了，学校推荐给小同学的假期阅读书目里，经常会有一本《傅雷家书》。
以前自己上中学时，学校也大力推荐《傅雷家书》，草草读完，印象不深。
为人父母，特别是思想逐渐成熟后，重新读来，对于傅雷才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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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对待家人和孩子方面，傅雷曾经是个暴君。
《傅雷家书》收录的第2封信，傅雷写给傅聪：
“我也知道你从小受到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
傅敏在下面备注道：父亲教子极严，有时几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在精神上受折磨。
在楼适夷的序里也写到，对于傅雷管束孩子的方法，他是很不以为然的：
“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意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他说的算是比较委婉的，在家里傅雷象征着绝对的威严和父权，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说，
“我爸曾想把我寄养在他们家，那我不要吓死的哦，傅雷那个脸不要太凶哦，其实他人蛮好的，就是上海人说的‘吃相太难看。’”
杨绛和钱钟书是傅雷夫妇的好友，杨绛在《忆傅雷》里写过两个小孩在偷听大人在客厅里谈话：
“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1979年，离开祖国多年的傅聪回国，与杨绛话往事，仍然记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5岁时，傅聪在客厅写字，父亲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鼻梁，顿时血流如注。”邻居的佣人们私下里用上海话称傅雷为“神经病”。
1954年傅聪在北京准备去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后获第三名）留学，傅雷在信中（家书里第一封信）写道：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远对不住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这个指的是1953年正月，父子之间的一次争论，傅聪不同意父亲的观点，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曲》要比《“克勒策”奏鸣曲》更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才看过多少书！”。
傅聪遂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恩楚家里一月有余。后因傅雷姑父去世，傅雷感叹人生无常，何必如此认真，才让傅敏陪同母亲把傅聪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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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是这么一个“恐怖”的家长，那为啥我们还要去看《傅雷家书》，为啥要向他学习亲子关系呢？
对于自己暴躁的性格，傅雷是不断反思的，写自己脾气坏是因为童年的悲剧所致（这也印证了心理学上萨提亚原生家庭冰山模型）：
父亲在辛亥革命中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昭雪，抑郁而死，当时傅雷仅仅4岁。他的二弟一妹，因为母亲外出奔走，无人照顾而死。母亲以报仇为训，常年悲愤，对傅雷严加管束，督教极为严厉。
在写给儿媳弥拉（傅聪三次婚姻里的第一任妻子，小提琴大师梅钮因之女）的信件里写到：
我会再劝聪在琐屑小事上控制脾气，他在这方面太像我了，我屡屡提醒他别受我的坏习惯影响。父母的缺点与坏脾气应该不断地作为孩子的借鉴，不然的话，人的性格就没有改善的指望了。
在通信开始后，傅雷调整了对傅聪的态度，尽量多鼓励，少批评，多建议，少命令。
尽管偶尔仍然霸道和独裁“你在音乐艺术中固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人生艺术中、婚姻艺术中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但是也流露出了更多的细腻和温情，从演奏时减少“身体的摆动”，到“信封上的字别太大了，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对于理财存钱和婚后生活的谆谆教导，屡次建议傅聪去森林和博物馆放松，等等。另外，就是恳请傅聪经常写信，不下十次提起对于等信的焦虑。
当然，对于自己的碎烦，也会在信里反省。
到后来，由于国内的政治气氛，孤独的傅雷渐渐把傅聪当做朋友和知己，探讨和倾诉自己对艺术和哲学的见解。
一方面为了自尊，另一方面怕影响儿子的心境，傅雷很少在家书里述说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对于57-58年的反右运动，只有57年12月23日朱梅馥提到：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爸爸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58年10月，从别的渠道，傅聪在波兰听说父亲不但被划为右派，而且已经入狱，他于12月底出走英国。
在右派和儿子叛国的双重压力下，傅雷在59年10月1日的信件里，也只是提到“十个月来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忘了你，始终给你留有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但是在66年9月2日夜里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却有这么一句“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60和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温厚的朱梅馥用难得的严厉口气去信说：“来信并无提说及寄东西给我们，究竟有没有寄出呢？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要东西是出于万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爸爸不是说非寄不可，只要回报一声就行，免得人伸着脖子等”。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爸爸这几年来的心情，他不愿，我也不愿与你提及……他不但为了自尊心有疙瘩，还老是担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嘱寄食物，心理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
傅雷是一个不完美的家长，甚至可以说缺点爆棚，但是在审视、剖析、认错、反省，修正自己缺点方面，他却是每个家长最好的榜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弱点，生而为人，经常审视自己并反省自身，是必要的功课，这样也更容易体谅到他人的局限和弱点，生出同理心，同情心，慈悲心。
就像论语里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我们不需要完美的榜样，我们也无法做一个完美的家长，孩子也不需要完美的榜样，他/她也不可能做一个完美的孩子。
我们能做的是，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别人的不完美，同时自己努力迁善改过。这样，人际关系的幸福和圆满，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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