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和一个外地的年轻同行网络聊天。我提起杨兰春，他说不知道，我又提《朝阳沟》，他还是不知道。这让我多少有些感到意外。幸好，他知道河南豫剧院三团。于是，我告诉他，杨兰春和豫剧三团的关系，犹如焦菊隐和北京人艺。小有不同的是，杨兰春为三团导演的戏，大多是他自己的剧本。年轻同行听了，连声“哦哦”，而且把尾音拖得很长。
这次聊天，给我触动很大。想当年，杨兰春在戏剧界是何等的人物，眨眼功夫，几乎就要被人遗忘了。我除了感慨岁月的无情，也更加觉得，确实应该有人来写写杨兰春了。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来写他的不该是我。满打满算，我和杨兰春先生只见过一面——我说的是单独的、面对面的那种，仅仅只有一面。1987年，我中专即将毕业，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部现代戏。我想请杨兰春给看看，很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可，也渴望能得到他的指点。那时候，在河南戏剧界，剧本能让杨兰春认可，了不得；再能够得到他的指点，更了不得。很像是相声演员能够给马三立捧回哏一样，江湖地位、个人身价，都要见涨的。那时候，我知道杨兰春是省文联副主席，家就在文联大院。没找人介绍，也没打招呼，一路摸索着，打听着，我就闯进了他家。面对不速之客，杨先生瞪着眼睛愣了半天，问我是谁，想要干啥？我说，我是你的崇拜者，想请你看剧本。不等我掏出手稿，他已经开始摆手，说，我一不是剧团团长，二不是刊物主编，剧本好坏，我都无权决定排演，也无权决定出版、发表。你给我看有啥用呢？说完，他就要开门送客。我慌忙补充说，剧本演不演，我不在乎，主要是想得到您的指点。他听了这句话，情绪有些缓和，看看我，叹口气，苦笑着对我说：别看我又是写戏，又是排戏的，半辈子了，“戏”究是个啥东西，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自己都还没弄清楚的事儿，我哪里敢去指点你呀！
就这样，我和杨兰春先生仅有的一次见面结束了，而且是极其不愉快地结束了。
好在我那时候年轻，没有为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压根儿不懂礼），也没有为遭到拒绝感觉尴尬（毕竟还年轻），只是觉得他那句话很滑稽：杨兰春不清楚“戏”是啥东西，谁信呢？很长时间，我总认为，他找的这句推托之词不高明。但随着年龄增大，创作的经历增多，我又觉得，他说的很可能是真心话。“戏”这东西，像个无底洞，初一见洞口，以为找到“戏”的真谛，当你进得门去，才知道它深不可测。越往里走越黑，越往里走心里越迷茫。人在洞中深处，难言洞中风景，这其实是一种境界。杨兰春不做详细解释，是他知道，我那时压根还没进洞，说也不懂。
多年以后，我把这次“拜访”经历，讲给三团一位老演员听。他最惊讶的是，杨兰春竟然没骂我！按常理，他该骂我个狗血喷头的。杨兰春的脾气不好，爱骂人。这也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排练场，无论是谁，忘词了，唱错了，动作没做好，表演不到位。都难逃他一顿臭骂。而且，他是跺着脚骂。我问老演员，会觉得委屈么？他说不会。我又问，会有人反犟么？他反问谁敢？他说，在他们这一代演员的心目中，杨兰春是编剧，是导演，更是大哥。骂你，是为你好，为戏好。对于老演员这番话，我既认同也不认同。不管咋说，骂人总是不好。不过，杨兰春和这些演员之间能够口无禁忌，既说明了彼此的亲近，双方情分，也说明了演员们对杨兰春艺术权威的依赖和信任。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会有独树一帜的豫剧三团；才会有三团独特的演出风格；才会有高洁、马琳、魏云、王善朴、柳兰芳等一大批豫剧现代戏表演艺术家；才会有《朝阳沟》《李双双》《刘胡兰》《杏花营》《好队长》《朝阳沟内传》等等一系列豫剧现代戏经典剧目的诞生。
杨兰春是个“怪”老头，这在河南戏剧界，是众所周知的。有许多传说，至今还在流传。
传说一：他得病得得“怪”。怪到令人瞠目结舌。有一年，杨兰春竟然被确诊患上了“子宫癌”。家人闻之，惊慌失措。领导听了，手忙脚乱。这个找关系，那个托熟人，到北京联系医院、医生，准备手术。人都抬上手术台了，主刀医生才发现，这个名叫“兰春”的，原来是个男人。男人没有子宫，手术自然也就免了。虚惊一场，一场虚惊。省级正规医院，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乌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清楚。
传说二：他考学考得“怪”，怪到令人难以置信。1952年，杨兰春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考官要他表演小品，他说不会；要他表演朗诵，他也说不会。考官笑着问，那你会啥？他从兜里掏出两块碗片，叮叮当当，现编现说，来了段快板儿。内容，就是眼前情景。看见啥说啥。就凭这一段快板儿，杨兰春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了由苏联专家主办的导演培训班的学生。在学习期间，杨兰春和田川、胡沙合作，把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成歌剧。这部戏，至今仍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杨兰春从小家穷，没上过几天学，他这现编现说的能耐咋来的？刚进导演培训班，他就会改编小说，他就能创作歌剧，这本事又是怎来的？或许，这就是天赋，这就是命中注定。
传说三：他写戏写得“怪”，怪到令人匪夷所思。杨兰春写戏，最先构思的，不是故事，不是情节，不是人物，而是唱词。但凡他在生活中遇到事情，有了感触，受到感动，他会先写一段唱词，来记录，来抒发，来表达。杨兰春习惯把这段唱词称作“核心唱段”。未来的剧情，紧紧围绕“核心唱段”展开，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构置故事，设想人物，铺排情节，填充细节。在这个阶段，杨兰春还会再写出二三段唱词，安排给设想好的人物，摆放到剧中合适的位置，这样一来，一部戏的架子就搭成了。《朝阳沟内传》创作过程，就是最典型例证。起因是，他在洛阳山区，邂逅一位下乡女知青，当年经历和银环相似，现在日子过得却很凄惨。女知青告诉杨兰春，当初她甘愿嫁到山里来，很大程度是受了《朝阳沟》的影响。杨兰春为此十分愧疚、自责，他用了一夜时间，写出一段唱词，来抒发他内心感受。这段唱词，就是《朝阳沟内传》“核心唱段”，戏里的故事、人物、情节，也都是由此生发，最终写成了整本大戏。1984年，杨兰春的《朝阳沟内传》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曹禺剧本奖”的前身），肯定了剧本的成功。对此，我曾经猜想：如此“怪”招儿，是杨兰春独创，还是他上有师承？其中诀窍和规律，杨兰春是否有过总结？除他之外，还有没人也是这样的创作习惯？统统的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杨兰春“怪”人“怪”招，驾轻就熟，屡试不爽。
他这一手儿，到底怎么来的，真该有人去研究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有杨兰春这杆大旗引领，河南的现代戏创作，在全国很受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的戏剧创作轰轰烈烈起来了，河南却蔫儿了。进入了所谓的“瓶颈”期，落后了人家一大圈。毛病出在哪里，大家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有人就把矛头指向了杨兰春。说是杨兰春把河南的戏剧引到了“茄子地”。理由是，这许多年来，河南的编剧们，都在模仿杨兰春。语言风格模仿，舞台样式模仿，剧情设置模仿，人物塑造模仿，甚至连唱词韵辙都模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
叫我说，说这话亏良心。认真读读杨兰春的剧本，再认真琢磨琢磨他那些戏，你就会发现，杨兰春是用戏曲思维写戏，借用话剧手法排戏，要求演员塑造人物，从生活出发。要求演员的舞台动作，要找到生活依据。所以，杨兰春的现代戏，真实，生动，生活气息浓郁，风格接近话剧，但其内质，绝对还是纯粹的戏曲。很遗憾，模仿者们只看到了表皮，结果，只能走进死胡同。没办法，这就是天才和常人的差距。
2009年6月2日，杨兰春在郑州逝世。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河北武安老家，村里给他修了墓，建了一个“朝阳沟”文化园。另一半埋在了河南省登封市大冶乡曹村。“抗日战争”时期，杨兰春在这里打过仗，后来又成为他固定的生活体验基地。豫剧《朝阳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村里人说，剧中的人物原型是谁，他们一一都能对上号。现在的曹村，已经正式更名为“朝阳沟”。村里人说，老杨（村上人都这样称呼杨兰春）和曹村有感情，俺们也都早把他当作村里的一口人。老话讲“叶落归根”。把老杨的骨灰埋在俺“朝阳沟”，他这就算回家了。
2014年12月4日，我参加了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厅组织的“重回朝阳沟”活动。第一次走进了曹村。在村子里转了几圈儿，似乎到处都能感受到杨兰春的存在。村里人在村头也建了一个“朝阳沟”文化园。文化园很大，杨兰春的墓地和汉白玉雕像，都在里面。我站在那座雕像下，端详了很久。雕像水平不高，但杨兰春那股子劲儿，还是传达出来了。他还是戴着眼镜，握着钢笔，又在写作。似乎剧本写作不顺，眉头上的皱纹又紧蹙成了一堆。
在后来召开的座谈会上，村里的干部介绍说，“朝阳沟”村里，还有一个业余剧团。剧团只演一个戏——《朝阳沟》。他解释说，《朝阳沟》是老杨在咱村写出来的，它写的又是咱村的事儿。天底下没有几个村子能摊上这样的待遇，会有这样的荣幸。咱得对得起老杨的这份情意啊！
那天我确实有些激动。在座谈会交流感受环节，我做了如下发言：
听了“朝阳沟”村民介绍，看了朝阳沟文化园，我心里受到的震动比较大。这一晌，我一直都在想一个事情：我死了之后，会不会有一方水土接纳我？作为编剧，我死了之后有多少人还在说我的剧本？作为一个人，我死了之后还会有多少人念叨着？我觉得，杨兰春先生真正的是做到了根扎在泥土里，枝丫伸到了天上，最终叶落归根。这是一种互通的关系，泥土养育了这棵大树，大树用浓荫回报大地，最终这个大地又接纳了它！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我自己，我做到了哪一步？我能做到哪一步？我应该怎么做，我没想好，我继续想，我会把杨兰春老先生，作为我前边的一个旗帜。我跟着它走。我可能做不好，但是我一定会努力！
现在看，话有点煽情，但在当时，这确实是我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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