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質:我的教育退守之路

我的教育退守之路

張文質

我是一個“往後退”的人。

大學一畢業我就到了福建省教研室,但好像始終沒有進入這個角色。我在那裡工作了十多年,別人卻形容我看上去好像還不是教研員。我最早的時候是研究成人教育的,曾經到業餘學校給那些要補高中學歷的成年人上課,有過那種非常艱辛的時候。我教過最難教的學生,也經歷過最為挑戰的教育生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從研究成人教育轉向了研究中等職業教育;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的研究開始轉向了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又從高中退到了初中,從初中退到了小學,從小學又退到了家庭教育。

這個“往後退”,有很多因素使然。其中一個因素,就內心而言,我認為自己一直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是屬於一個小團體的成員與朋友,我一直不善於在大庭廣眾之下侃侃而談。讀大學時我最羨慕的同學,就是能夠在眾人面前自如演講的人。就性格而言,我一直是一個內向的人。大學畢業時,老師認為我並不適合從事教學工作,那時分配到教研機構,也是與老師對我的評語與評判有關。老師對我的評判是:張文質性格內向,不善言辭。雖然今天我已經可以在眾人面前隨心所欲地表達,但有時仍然有種恐懼。比如說,當天早上要講課,隔夜晚上我總是睡不好,老早就會開始盤算這件事。

我發現,講課對自己而言是一個歷練的過程。因為越是恐懼,就越會在意,你就越會精心準備,也越會激起更多的勇氣與恐懼搏鬥,去掙扎。最後,獲得自我掙脫的喜悅感。後來,我的老師跟我講,講課的緊張是一種生命的自然,從容地去面對這個自然,到最終克服這個緊張,就會獲得額外的愉悅,這種體驗是很美妙的。到了這個年齡,我也在想:假如讓自己重新選擇,會選擇什麼職業呢?我可能還是會選擇看起來很難具體界定的、同時能自由寫作、有機會與大家暢所欲言分享的這樣一個角色。也就是說,我喜歡現在的自己。

喜歡現在的我,其實是生命經過反覆折騰之後的重新自我認定。人總是需要重新去發現自己的。而在發現之前,有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會對自己感到自卑,感到厭煩,感到無所適從,而後慢慢地懂得去理解自己,接納自己,最終發現真正的自己,生命才能處於一種重新出發的狀態。雖然我們可能對現在的自己感到遺憾,但其實生命恰恰是需要有保守主義文化傾向的一種理解力,它說的其實就是要珍惜已經擁有的,珍惜現在所有的變革、改進、改善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直張望未來。因為一直張望未來,會使人焦慮,會使我們對現實的評估產生重大偏頗,會讓我們在接受現實的使命及各種任務時很難有更從容、現實、理性的方式去接納它。而這種接納是極為重要的,我們把它理解為——想大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小事情。如何做小事情呢?就是從能夠改變的地方開始。而當你把目光回到從能改變的地方開始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切皆可改變。所有的改變都對生命而言充滿了意義和恩澤。也許,我們就可以換一種思考方式。

比如說,生命總是有一種限度。但用生長的眼光來看待這個限度,那我們朝向死亡之路就是一條成長之路,而不是一條喪失之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當生命走到終點的時候可以感慨地說:“啊,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個“美好”是就體驗而言,就生命的豐富性而言,就生命始終生長的狀況而言的。這幾年,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變化:由一個激烈的教育批判者逐漸成長為教育的理性主義者,到現在成為教育溫情的建設者。我看待世界,看待所有的人,都會從他身上讀出某種莊嚴感,某種期待之情,以及走過這段生命歷程之後所體驗到的忐忑與愉悅。

畫家黃永玉先生在意大利時,一次在路上救了一位暈厥過去的老太太。曾經做過“赤腳”醫生的他手一掐,一下子就把老太太救過來了,老人家對他感激涕零。黃先生說:“我不像雷鋒,做了好事就寫在日記裡,我要做自己。做了好事,要向全世界的朋友告知——我今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後來我跟朋友說:“我做了好事一定要在朋友圈裡表揚一下自己。”表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還能保持這樣的狀態,還能成為對他人有益的人。

說到教育,其實就是雙向助益的工作。對學生有益,對他人有益,同時對自己有益。比如我們上完一堂課,自己是否感到滿意?這是可以問自己的心的:是不是真正準備充分呢?是不是在某個獨特的情境裡有獨特的表現呢?是不是某些與眾不同的理解真實地幫助到了學生呢?是不是在課堂裡學生的回應,讓你體驗到了做教師的美妙與愉快呢?是不是有學生的挑戰激發了你的臨場智慧呢?是不是這堂課雖然上了無數次,但今天又有了全新的理解與發現呢?……如果是,這節課就不僅僅是一個教學任務。任務的完成是容易的,但是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體驗到某種使命感——“我是帶著使命感去完成任務的”,最後你的快樂會溢於言表。這種“冷暖自知”,恰恰是教師生命裡最為美妙的溫暖、支持與撫慰。

我們需要不斷地去體驗這種美妙的自我療救,才能始終保持年輕,始終保持面對困難的那種機智。我的教育退守之路,其實也可以看成是——我不斷地尋找教育的根在哪裡。只有找到根,才能生長,才能添加各種營養,才能找到生命的依據所在。我很希望自己變得更誠懇,更真實,更有勇氣,更善於放棄各種各樣的利益。這就是生命走了一段歷程之後對自己做的歸納與界定。

一退:退到家庭

教育的根在哪裡?根在家庭。我們必須去重視一個人成長的秘密。作為一個教師,在專業素養裡,我們原來會把更多精力放在學科、學科相關的學養以及學養背後的專業智慧,但今天我們需要有另外一個視角,就是要去洞悉自己生命的秘密。只有這樣,才能引渡到對學生生命本身的關切與探問。如果沒有這樣的探問,教育的困難就非常難以破解。另外,如果遇到教育的挑戰,尤其是面對那些對教師教學能力構成挑戰的特殊學生,教師的情感會有很多的麻煩。但如果知曉了這些生命秘密,你的厭煩、冷漠,甚至敵意,就會轉化為滿腔的同情。而這些同情,會幫助我們成為更誠懇、更豐富、更有臨場智慧的老師。

教師作為一種職業,是需要往內轉的。以前我們往往是向外去看的,直撲學科的素養。如果是往內轉,就要轉向生命的秘密,轉向心靈的秘密,每一個人都在命運的各種限制、束縛與成就之間。我們不能簡單地對學生進行家訪,更需要去做的,是對個體的瞭解,進而對其整個童年作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也就是,所有的老師都要做童年的研究者,這才是教育最困難也是最需要去應對的方面。從專業的轉化來說,這也是所有教師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從學校的視角來說,它同樣有另外一個重要課題:需要和家庭合作,需要與更多學生家長合作。把家校合作、家校共育、家校共建變成學校日常的工作狀態,這既是一個起點,也是工作方式,更是我們的目的所在。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理解力,我們就會把學生看成是抽象的學生,把對學生的責任看成只是屬於教師的責任,而不是很多協作者來共同承擔的責任。這項工作,目前我們對它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的。有很多教師,對於教了許多年的學生並不瞭解,不知道他來自什麼家庭,有什麼樣的父母,有什麼樣的家庭文化背景。而這一切,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家校相互助力所形成的對孩子發展的強烈共識,要成為管理學校的責任所在。這也是一種退。可以這麼說,在這種“退”裡我們會找到方向的。

教師首先要重視自己的家庭建設,要把教育自己的孩子作為一生最重要的學生加以培養。作為教師,我們不能忘了自己首先是為人父母,身上擔負著孩子的未來,而整個人類責任是放在家庭裡面去延續和發展的。有了這種自覺之後,就會有一種判斷,這種判斷就會幫助我們學會:該獲取什麼,該努力的方向在哪裡,同時也意味著哪些應該有所放棄,我們需要經常做出抉擇。而這種放棄、調整、抉擇的重點就在於,讓我們的孩子無論面對什麼樣的教育格局,他都能獲得更多的安全感,獲得更多的鼓勵與支持,尤其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最重要的鼓勵一定是來自家庭,來自父母的。

作為父母首先要盡責,把自己的孩子培養得更健康、更快樂、更有對幸福追求的渴望。所謂“退到家庭”,是從家庭存在的革命開始的。家庭“存在的革命”意味著:我們活在當下,活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之中,活在一個威權時代,同時又是活在一個全球化、數字化,對未來充滿很多不可預測的危機感、動盪感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需要我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更需要抓住根本。這個“根本”就是無論面對什麼樣的困難,都不要輕易放任自己的生命,輕易放棄生命,不輕易去傷害別人的生命,這是家庭的第一原則。

第一原則的建基在哪裡?其實就在於:在孩子出生後,你需要全力給其安全感,需要給其更多的鼓勵、撫慰與支持。親子關係健康了,親子之間的生活幸福了,這個世界就改變了。這個世界外部的功利,有時是在親情中瓦解的。因為你能體會到,人間最美好的東西無非是——跟家人在一起的人倫之樂。這時,世間的紛擾是否得到了某種消解呢?人是不是更有勇氣去做自己呢?這既是一種教育的力量,也是教育的信念。 

教育的信念就是:從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培養一個更健康、更快樂、更有勇氣活下去的孩子開始的。所謂“存在的革命”,它強調的不是對抗,不是對峙,不是放棄,不是消極與冷漠;它強調的是,在現有的物質條件下,所有的改變都是積極的,是有價值的。比如 “心閱四方”讀書聯盟活動,參與聯盟活動的朋友們當時商議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命名,就意味著本質。一個名字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存在,意味著我們的期許,也影響著我們的道路與方向。實際上我們付出的勞動,有時是會馬上見效的,有時則是一種持續而長久的影響,那我們為什麼不去做呢?為什麼不行動呢?為什麼不願意首先從改變自己開始呢?

哪怕是微小的改變,我們會首先成為受益者的。我說的第一退,就是退到家庭,退到對兒童的理解,退到作為父母的第一責任,也是退到作為教師專業素養另外一面的能力。

二退:退到個人

有人問我“最好的工作是什麼”,我覺得“最好的工作實際上是我們對一個個具體的人產生影響”,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揭示了當今時代的一種文化困境。有時要影響一所學校是有可能的,但同時又是非常難的。在原有體制文化下,有些影響瞬間就會被打斷甚至被扭曲。 

雖然我是持有個人立場的人,但從來不會放棄跟體制內的健康力量的合作,也從來不會放棄對任何一所學校的關切和深入瞭解,我會更多地跟具體的、有名有姓的每一個老師進行互動。因為你記住了一個具體的人,就會跟他之間有一種直接的生命來往。而這種直接的生命來往對任何一個人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我發現,有時一個人真是大於一所學校啊!你可能會忘記他是哪裡人?從事什麼工作?在什麼單位?你記住的就是“這一個人”。作為個體,他的影響超越了學校,而這個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學校對具體學生的影響。這個信念背後,其實也是責任意識的一種重新喚醒。也就是說,我們對一個學生的幫助不要輕易說“這是學校的責任”“這是社會的責任”,因為有時候就是“你的責任”——是你在跟這個學生具體相遇的時候,成了你的責任。所以一個人的力量,在這一刻就大於一所學校,大於集體,大於社會。

我始終相信,任何一種影響都是多維生成的,有時是一種契機、一種偶然、一種命運相遇的過程。對於教師的工作而言,我們生活在集體、組織或者團隊之中,個人力量整體上是渺小的。但是我們不要小看了渺小,不要輕易放棄自我變革對學生產生的影響以及對一個生命產生的積極意義。換一種角度來說,我們更需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有活性、有血性、有底氣的人。

活性、血性、底氣,會幫助我們走得更遠,會讓我們從自己身上得到援助,而不是期待外界的變革。從自己走過的生命歷程來說,我覺得這是真實的生命體驗,也是真實的生命成長的一種啟示。實際上任何個體的改變,都會推動社會的進步。我們首先要努力把自己變成一種變革的力量,就更高的境界而言,我們也使得社會的有些不幸以及某些體制化、殘酷的文化在一個人的生命裡面被終結了。在“這個人”身上我們看不到太多體制的痕跡,看不到時代的貪婪與冷酷,看到的是人性普遍的光輝與力量,這何其妙哉!

這個妙,恰恰是一種自我轉化。這一轉,轉出了力量,這對教師產生的職業自信、職業勇氣、職業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化教育走過將近二十年,我現在能夠如數家珍、歷歷在目、瞭然於胸的,都是這麼一個個具體的人。我知道他的成長、他的事蹟、他的影響甚至他的趣味,當然,我也更熱衷於跟他坐在一起,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坐在一起,我們就能感受到教育的力量、生活的意義、人生的趣味,這就叫“退到個人”。

三退:退到生活

生命化教育研究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不是跟我們生活沒有關聯的一種工作,當我們把它看作生活的一部分的時候,其實無時無刻都能夠處於一種研究的狀態裡。你所見所聞、目之所及、思之所及,都會轉化為一種教育的思考。某種意義上說,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教育,研究著師生關係,重新去理解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各種關聯。而在這種自然的研究狀態裡,我會隨時把那些靈光一現的領悟寫下來。

對教師的研究尤其是中小學教師的研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學理性的、實驗性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是與更具體的工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研究的,所以需要一種轉化。比如讀書,不管採用什麼樣的組織形態,更重要的都需要一種轉化——隨時隨刻都在讀,只要有時間、空間,無論身處何處。我們隨時都有尋找的方式,隨時會有快樂的體驗,這樣的生命狀態是多麼美妙。更重要的是,讀書有助於知識的真正領悟與內化。人生很多知識要獲得是很容易的,但要能真正讀懂這個知識,內化為生命的理解方式是非常難的。

我後來明白,詞語是有年齡的。教育的技巧與手段,也是有年齡的。我們跟學生的交往態度、方式,包括玩笑,都是有年齡的。這些在我年輕的時候是不相信的。所謂對年齡的理解背後,也是我們理解人的境界在提升。比如,二十多歲的老師不屬於幽默,因為幽默是屬於中老年的一個詞語。二十多歲的老師太幽默,會顯得油腔滑調、輕浮,這種智慧很容易流於“舌尖的技巧”,它並不是真正的人生體驗。實際上,很多知識其實是跟人的生命、生長關聯在一起的。

我們做生命化教育基本保持三個原則:一不申報課題,二不參與評獎,三也不期望有人提供資金支持。我們把這叫“三不主義”,當然,對生命化研究如何維持,我們也有自己的思考:只要走正道,總會有貴人相助,走這條道的人一定會相互支持,也會發現腳下的路越來越寬闊。當然,這是積極的思考,如果作消極的思考:那就是能走多遠就走多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出什麼樣的名堂就做出什麼樣的名堂。所有的工作,它不就是文化的一種背景嗎?為什麼要指望在自己身上完成這個時代最大的使命呢?這不是僭越嗎?這不是可怕的虛榮心嗎?我希望在我們身上把這些外在的東西剔除,回到本心,迴歸教育本真的態度。

我更希望的生活是:能夠經常走進學校,能夠有更多的教師朋友,能夠更多走進更多自然的課堂裡聽老師上課,與教師分享教育的困難與挑戰,偶爾自己上一節課……上課後,也會有一些記錄,作一些思考。《教師博覽》原創版去年發表了我一篇文章——《我們低估了教師這個職業的難度》,這篇文章也轉在了“教師博覽”微信公眾號上,大概有數百萬人閱讀了這篇文章。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篇對教師職業比較誠懇、有深刻理解的文章。其實,這些理解都來自我這二十多年深入課堂、與無數教師交往之後產生對教育點點滴滴的思考。也是從經驗的層面不斷上升至理性的層面,從學校的教育上升到對社會的理解,從一個學生的生命狀況去思考人類普遍的一種困境。

其實看上去是微小的問題,但是隻有去透視這個微小問題之後,你才能理解:做一個教師有多難啊。20世紀偉大的教育家杜威到了九十多歲還跟他的學生說,“教學真是一門神秘的藝術。”什麼是神秘的藝術?就是有時真的不知道,你的智慧到底夠不夠?你真的不知道,你所做的、包括你走的路是不是真的是正道?同時,你也不知道,你以為對學生的幫助是否恰當?你在他生命裡有持久的影響嗎?更可怕的是,當你面對一個有困難的孩子,你有時真的希望有上帝來幫你。比如美國著名教師雷夫,他面對自己幫助不了的學生,下班之後會在自己車裡大哭一場,哭完後再回家。

所以,教師這個職業有時是很無助的,是你要面對這個學生,所有人都幫不了你。有時候,我們要學會放棄,學會妥協,承認自己的智慧、能力、教養,包括自己身體的狀況,都不一定能幫到這個孩子。教師要有勇氣去承認失敗,這不是什麼羞愧的事情。這是人類共同的命運,從來如此,以後還將如此。

也許,退守之路就是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去創生自己的研究、自己的寫作,以及自己生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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