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裡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餘年曆史。大同裡的住戶中，有幾家在上海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大同裡舊事》的作者邵光遠經過對王季堃家族、童潤夫家族、岑培遠家庭、周銘謙家族、袁永定家族、顧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陳子幀家族後人的採訪，築成了大同裡的一段風雲往事，也體現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別樣風采。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發大同裡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讀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舊事。
大同裡4號建築。
大同裡4號是一幢建築面積約400平方米的三層樓南歐風格西式建築，其中庭院約100平方米。其原來的主人是被稱為資產階級政客的溫宗堯。
提起溫宗堯，那是民國時期一位非常有名的政客。晚清時曾歷任清政府駐藏參贊大臣，民國初年他擁護孫中山民主、共和的主張。1911年南北議和時，南方總代表是伍廷芳，溫宗堯就是伍廷芳的三位南方議和參贊之一，其他兩位是汪精衛和王寵惠。1912年國民黨初建時，溫宗堯又是當時國民黨的參議員之一。1917年出任廣州軍政府外交部長等職。1938年在日寇侵華之際，溫宗堯賣身投敵，出任汪偽政府的立法院院長等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被國民政府逮捕，1946年6月，以漢奸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次年病死獄中，終年71歲。
1948年，溫宗堯長子溫永則將大同裡4號的房子出售給童潤夫。童潤夫夫婦與他們的六名子女就一直生活於此，其中部分子女還生子於此。一直到1993年，童家將此物業出售。我們所要敘述的主要是1948年到1993年住在大同裡4號的童潤夫一家。
童潤夫夫婦與部分第三代在公園留影，左三為官小虹，左二為王小健，左四為官小龍，立於童潤夫前為官小駒。
童潤夫是中國紡織工業先驅之一，作為紡織專家和紡織業的職業經理人，為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壯大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他和中國工商業、紡織業的巨頭都有很多的交集，如：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名譽副主席劉靖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榮毅仁等。童潤夫先生和夫人馮縵雲的六名子女也都成為各自領域的棟樑之才。
童潤夫六子女在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童潤夫基金銅牌前留影（1996年），從左到右依次為：三女童曉禮、次女童雅禮、長子童本亮、次子童本一、長女童眉禮、幼女童心禮。
大同裡4號可謂是：溫家得勢建屋，童家開拓家業。
童潤夫家族譜系
受訪者：童本一、官小龍、官小虹、王小健、夏新民、蔣昌寧
採訪者：邵光遠
採訪者：你們家是世代書香門第，那麼長輩們的觀念是比較傳統還是相對比較開明呢？因為就我所瞭解的情況，你母親和大姨結婚後仍然住在家中，但兒子結婚卻住到外面去了，這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是比較另類的。
官小虹：父母住在家中也是有原因的。父親是1943年參加革命的。他早年加入了八路軍，在敵佔區做過地下工作，也做過統戰工作。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深入，他所在的華東干訓部隊經過整訓後，於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隨大軍進入了上海，在軍管會參與接收教育部門的工作。之後，父親就被派到學校做領導工作。由於是在同一個學校工作，父親和母親才得以相識相戀。外公外婆也並不反對地域差異很大的父母交往。當時教育局的職工住房很少，所以父母結婚後，局裡沒有分配給他們婚房。母親覺得雖然家中生活條件優越，但不想在家中過安逸享受的生活，所以就跟父親在外面租房居住。當時的房東是一位遠洋輪船長的遺孀，要的租金也很高。幾個月後，當房東得知父親是共產黨的幹部，覺得賺共產黨的錢不好，就把房屋收了回去。這樣一來，外婆可高興了，因為終於可以讓我父母搬回去住了。從此，父母和外公外婆就生活在一起，並在大同裡4號生下我們兄妹三人。外公和父親雖然性格各異，生活經歷不同，但他們互相尊重，翁婿關係融洽。記得外婆晚年得了類風溼關節炎，雙腿行走不便。父親還把外婆從一樓背到三樓去看煙火，當時外婆既感動又覺得不好意思。
童潤夫全家於1947年攝於上海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背後建築為現在的科學會堂。
王小健：我是從小出生在大同裡4號的，就是現在的陝西北路535弄4號，一直跟著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他們去世。外公是在我14歲時去世的。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一個非常有學識、有修養，並且還很有風度的老人。在我記憶中，外公很慈祥，從來沒有發過脾氣，也不會大聲訓斥別人。外公最可貴的是他的品德。一直聽母親說，外公年輕時是一個非常有抱負和遠見的有志青年。出身在清代末年官宦人家的外公，很小就失去了父親。外公的父親過世後把遺產分給了外公和他的兄長。在那個年代，很多像外公那樣的貴族子弟到後來都會把家產揮霍掉，而外公卻很早就有了工業救國的理想。他把祖上留給他的遺產全部用來作為學資，赴日本留學。外公希望學成歸來後，能夠通過紡織工業來振興國家。帶著這個理想，他把從日本學到的紡織技術帶回國，他辦廠、辦學校、搞科研、搞工廠管理，為上海的紡織工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童潤夫夫婦在大同裡4號自家花園內合影。
外公還特別注重教育和文化知識的傳承。在我印象中，家中有許多藏書，外公要求下一代要好好讀書學習，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給孩子們做榜樣。我外婆本身也是個才女。記得外婆在世的時候，偌大年紀還天天堅持寫小楷和看報讀書。
我感覺外公外婆家裡還特別有民主的氛圍，這也許和我外公早年留洋受西方教育影響有關，他非常主張平等和自由。有意思的是，外公外婆的大女兒和二女兒成家後最終都留在了父母身邊，男孩子結婚後反而都住在外面。在讀書問題上，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都能平等地受到良好的教育，外公一點都沒有受到當時社會上還殘留著的封建社會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在孩子的職業選擇上，外公也是很開明的，由孩子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同樣在子女婚姻問題上，外公也是主張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不會過多地在意子女配偶的出身和門第。我父親是出身於一般家庭的南開大學畢業生。當父母相識相戀後，我外公外婆也沒有因為門第關係而表示反對。父母結婚後，一開始是在外面找房子居住的，因為都希望獨立。母親對我講他們剛結婚時所租住的房子是個閣樓，夏日十分悶熱。有一天外婆來探望他們，看到將近40度的房間裡連電風扇也沒有，外婆當時就很心痛，再三提出希望他們搬回大同裡共同居住。正因為外婆的堅持，父母最終才住回了大同裡4號。
採訪者：請官小虹談談你母親早年所受到過的教育和工作經歷。
官小虹：我母親童眉禮是六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1947年畢業於大同大學。當時社會經濟蕭條，畢業就等於失業。當時家裡條件優越，我外公也不願意利用他的職權去給母親創造就業機會，所以外公就說找不到工作可以暫時待在家中。可母親覺得自己大學畢業應該發揮所長報效國家，不應該在家不勞而獲做寄生蟲，因此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下去了嘉定一所中學（嘉定一中的前身）當教師，從此走上了教育工作的道路。在嘉定工作了一年半之後，解放戰爭的炮火已逼近上海郊區，母親孤身一人在外家中很不放心，於是外婆多次打電話催她回家，可是很多道路都已被封鎖。母親只能僱了一輛人力車趕往市區家中，一路上看見許多國民黨兵橫屍路邊。回到市區後的不久，上海就解放了。當時百廢待興，國家很需要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中去。於是，母親積極向上，在50年代初就先後入團和入黨了。在教育工作崗位上，母親也成績顯著，短短几年就從教師、教導主任一直做到校長。做校長的時候，她還不到30歲。她先後擔任過上海市第二業餘中學校長，上海市業餘中學聯合支部支部書記兼楊浦區業餘教師進修學校校長、支部書記，上海市長陽中學副校長，揚州中學支部書記兼校長直至退休，一輩子從事成人教育和基礎教育。退休後，她還擔任了楊浦區中小學師資培訓負責人，為基層學校培養了一批教導主任和骨幹教師。母親為教育事業付出了自己多年的心血。
採訪者：請王小健談談你外公外婆是怎樣培養你母親的？
王小健：我母親從小體弱多病。當時是同時考取了交通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後來在選擇讀哪所大學時，外公外婆怕她身體不能承受高強度的學習壓力，就勸她讀了當時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在大學就讀期間，母親受外公外婆愛國主義思想影響，經常參加各類愛國主義活動，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1949年畢業時，母親參與接收了上海市物價稅務局。之後先後在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委組織部等單位擔任人事幹部。再後來，在外貿局的黨委辦公室做過秘書。最後，在上海商品檢驗局工作直到退休。
值得欣慰的是，母親1979年退休後，又在1988年根據政策享受到離休幹部的待遇。母親一路走來，包括整個職業生涯中都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樂善好施的行為也得到親友同僚的一致稱讚。
採訪者：你母親的這些言行對你有哪些影響？
王小健：母親不僅對我們姐妹倆教育很嚴格，而且要求我們生活要儉樸。雖然我們家的經濟條件還算不錯，但母親從不允許我們養成浪費的壞習慣。小時候天熱，防暑降溫只能買個棒冰，新衣服一年也只能做一次。母親還經常帶我到她下放勞動時的碼頭工人家中和困難同事家中，讓我實地瞭解並體會貧困家庭的生活，隨時提醒並教育我要對生活感恩與知足。“文革”後落實政策，抄家單位把當年抄去的一些物品和現金等返還給我母親。記得當時摺合成人民幣要有一萬多元，可母親毅然把它們全都當做黨費上交了。因為她認為，這是作為一名黨員應該盡的義務。1981年10月，她還與其他五位兄弟姐妹一致同意，把外公家抄家返還的14.5萬元交給了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後來，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以我外公名字命名的基金，每年用於鼓勵和資助那些對紡織工業有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外公畢生的心願就是要創立和振興中國的紡織事業，所以這筆基金的設立也算是完成了他的遺願。記得當時的六名子女還回絕了公眾對此的報道，這也是秉承了外公做人一貫低調、不好張揚的作風。
採訪者： 童本一先生，請您介紹一下你們家是什麼時候搬入大同裡的？
童本一：我以前是在學校住讀的，原先我們一家住在新閘路，1948年才搬到這裡。當時父親聽說有人要出售這棟房屋，我父親和幾位姐姐都到實地看了好幾次，大家都非常滿意。據說，當時是用金條買下這棟房子的。1959年我結婚時，由於單位分配給了我婚房，所以儘管在家中結婚也是有空房子的，不過我還是決定住在外面。
採訪者：據我所知童潤夫先生的六個子女都在各自工作崗位中都是領軍人物。請童本一先生講講你對父親的回憶以及父親對你們成長過程的教育，同時也想請你談談你在工作中的事情。
童本一：我天生喜歡文藝。因為我小舅舅經常來我家走動，他很有藝術細胞，京劇唱得很好，所以我受他的影響很大。我父母對我的興趣也並不橫加干涉。相比家裡的其他兄弟姐妹，我並不像他們那樣畢業於名牌大學。解放前後，我讀的是麥倫中學（即現在的繼光中學）。校內進步人士很多，在那裡我接觸了地下黨，接受了一些進步思想。解放後我參加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後來我被文工團選中。1964年建國15週年，上海要安排文藝演出，於是就編排了一個歌舞表演《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有近三千人參加，我擔任舞臺監督。後來，這部作品被陳毅介紹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以後很感興趣，就將上海的部分骨幹調到北京，與北京的有關人員一起，創作出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依然擔任《東方紅》的舞臺監督。我們的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當時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不僅親自接見了我們演職人員，還和我們一起合了影。“文革”中，我被下放到了黑龍江，後來又回到上海文化局。之後在上海演出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80年代初，第一屆上海國際電視節的舞臺總監是由我擔任的。我還參與編輯了《上海文化藝術志》，並且主編了《上海文化娛樂場所志》。
採訪者：請童本一先生介紹一下你哥哥以及小妹在抗美援朝時積極參軍的事蹟和他們的人生經歷吧。
童本一：我哥哥童本亮1951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抗美援朝時他也積極報名參軍。組織上考慮到他是大學畢業生，人才難得，就選送他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委炮兵學校學習。畢業後，在炮校任上尉、大尉。1979年“文革”結束後，我哥哥擔任總參謀部炮兵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師職技術六級）。1986年退休後，被聘為總參軍事科技委員會炮兵分會委員、國務院國際技術研究所研究員。
抗美援朝時，我小妹童心禮只有16歲，還在上海第一女子中學讀書，但她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堅決要求參加志願軍上前線。但組織上考慮到她年齡尚小，不適合上前線，所以安排她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學習。1951年8月，被選派到蘇聯莫斯科外交關係學院學習。1958年，以全優的成績畢業。後被調入外交部工作。開始時，是在外交部西歐司工作，後又擔任過中國駐幾內亞大使翻譯。“文革”結束後，曾陪同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去聯邦德國和瑞士進行經濟考察。1984年隨中國當時的總理訪問比利時。1987—1998年在駐突尼斯、埃及和挪威的大使館，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重點協助大使進行友好的外交工作。我妹夫叫朱應鹿，也是在抗美援朝時報名參的軍，後被選送到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學習。1954年進入外交部，1984—1987年，曾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副司長和司長。1987年-1998年，先後出任中國駐突尼斯（後兼首任中國駐巴勒斯坦國）大使、埃及大使、挪威大使。退休後，被聘為中國外交學會理事、中國阿拉伯友好協會理事，並著有《國外見聞與人生思考》一書。童心禮還為鄧小平接見外賓做過翻譯。
採訪者：瞿秋白夫人楊之華是童老夫人年輕時求學的同學和閨蜜，請童本一先生介紹一下有關情況。
馮縵雲與部分杭州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的同學合影，攝於1919年前後，左側坐地者為馮縵雲，右側坐地者為楊之華。
童本一：我母親馮縵雲在年輕時曾經就讀於杭州浙江女子師範學校，她的一個很要好的同學就是楊之華，她們大概是在1918年至1919年在這所學校學習時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照片中，我母親馮縵雲和楊之華坐在一起，從中可以看出她們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儘管她們畢業後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她們的友誼始終保持著。到了1962年至1963年，楊之華已經是全國婦聯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她每次到上海開會，總會抽出時間到我家（大同裡4號）來探訪她的老同學，也就是我母親馮縵雲。雖然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她們的友誼就像當初在學校裡一樣。每當楊之華到我家來探望時，我母親就會顯得特別高興。她會把我們在上海的子女都叫上，讓家裡的保姆做很多菜來招待楊之華。
採訪者：我們在參觀童潤夫紀念館時發現有一張梅蘭芳先生為童潤夫先生提名的梅花圖，邊上還附有童潤夫先生的題跋。請童本一先生介紹一下這幅畫的由來及有關童潤夫先生題跋的故事。
童本一：抗戰時期，梅蘭芳蓄鬚明志，斷了經濟來源，所以他只能以賣畫為生，但是他的畫也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賣的。我有一個表伯，和梅蘭芳關係非常密切。當我父親從多方瞭解到梅蘭芳蓄鬚明志的義舉後，非常敬佩他。為了資助梅蘭芳，他特意購買了一幅由梅先生親自執筆的梅花圖。我父親非常喜歡這幅畫，將它掛在我家客廳的正中央。50年代中期，梅蘭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所以寫了一篇題跋，附在這張作品的邊上，我記憶中父親不是經常寫書法的，但這次他非常興奮地寫了。1959年我準備結婚，當時婚禮都是很簡樸的。我父親特意把我叫到他面前，和我說：“你是兒子，照說家裡也有房間給你結婚，但是單位分給你房子了，你就在外結婚。我也沒有什麼錢財贈送給你，你想要什麼禮物可以提出來。”我就跟父親說我什麼都不要，只要梅蘭芳的這幅畫作為我的新婚禮物。我父親就欣然同意把這幅畫送給我。我父親收藏了很多名人字畫，但是在“文革”紅衛兵抄家後，都不見蹤影了。而這幅畫正因為父親送給了我，一直在我自己的家中保存，所以才躲過了“文革”時的浩劫。
採訪者：我聽王小健說夏先生從小出生在新市鎮，而且祖上和童家有很深的淵源，所以這次特地來請教夏先生，希望夏先生能談談童家祖上對後代的教育情況。
童潤夫夫婦及大妹、小妹在大同裡4號留影，後排右一為外甥女資中筠。
夏新民：童潤夫的父親出身於書香世家。清同治十二年中舉，歷任華亭、江都知縣，和州知州，歿於京口任上。家裡的孩子主要由其母親高太夫人來負責教育。高太夫人本人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和培養，她把家裡分的產業作為經費培養童潤夫和三個女兒上學。長子童潤夫長大成人後赴日本留學，學習當時國際先進的紡織技術。童潤夫夫人馮漫雲出身於德清洛舍鎮的名門大戶，從小也受到過良好的教育。自從嫁到童家之後就專職相夫教子，繼承了她婆婆高太夫人的家風，非常重視對孩子的培養教育。她和童潤夫所生的六個子女各個都事業有成。高太夫人的次女也就是童潤夫的二妹，叫童益君。在我們家鄉也是一位有名的蠶絲專家。她的丈夫是中國有名的金融家兼金融教育學家資耀華。他們的孩子也很有成就，其中一個叫資中筠，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榮譽學部委員、中央文史館館員。另外一個孩子叫資華筠，是中國著名的舞蹈家。
資中筠於2014年5月赴家鄉浙江省新市鎮童潤夫紀念館參觀時留下的墨跡。
採訪者：童老先生在紡織事業上有許多同事和合作夥伴。請蔣昌寧館長介紹一下童潤夫老先生與榮毅仁和劉靖基之間的交往。
蔣昌寧：從嚴格意義上說，榮毅仁和劉靖基在紡織行業裡面的輩分都要比童潤夫晚一輩，儘管他們的年齡只相差十歲左右。由於童潤夫老先生在紡織界是一位著名的技術專家和管理專家，所以榮毅仁和劉靖基他們家族的紡織企業遇到技術問題時，都會來請教童潤夫先生，因此他們在工作中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
童潤夫與榮毅仁等友人共進午餐，右一為榮毅仁，右二為童潤夫。
採訪者：聽說童潤夫先生在抗戰時期，為了抵制日資收購中國的紡織企業做了許多艱苦的鬥爭，請蔣館長做些介紹。
蔣昌寧：1935年，童潤夫受中南銀行和金城銀行這兩家銀行的邀請去了天津，代表這兩家銀行所設的誠孚信託公司行使權力。當時天津的恆源、北洋兩家紡織廠負債累累，日商在華紡織企業依仗其優勢欲以低價購買，並且已經與北洋紡織廠簽訂了草約即將成交。為了扭轉這一不利局面，挽救民族工業不至於落入外商之手，特別是作為敵方的日方資本，童潤夫受誠孚信託公司之託，從北洋紡織廠老股東手中購買股權，然後召開股東大會反對所籤草約，從而擊敗了日商的收買企圖。同時，童潤夫也加入了這兩家紡織廠的管理核心，使這兩家紡織廠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就扭虧為盈，為民族企業爭得了榮譽。
採訪者：非常高興今天能遇到童潤夫先生的長外孫官小龍先生。想請官小龍先生回憶一下小時候在大同裡4號生活時發生的一些事情，你對你外公有什麼樣的印象？
官小龍：我母親是外公、外婆六名子女中的老大，我出生於1952年，屬龍，所以，父母親就給我起名叫小龍。我母親懷我的時候，正和父親以及他們的好友段力佩等一起，到安徽宿縣搞土改。據說，當時農村還比較亂，經常有人打冷槍，所以他們下鄉時也帶著槍。我母親懷著我下鄉搞土改是瞞著組織的，當領導發現我母親懷孕了時，就將我母親送回了上海。我是童家第三代中的老大，外公對我的教育比較重視，相比其他弟妹和表弟妹來講，外公對我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記得在我幼年時，我外公每天早上都要我站在鏡子前，對著鏡子端正自己的站姿和儀表。外公說，男孩子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形象，要有紳士風度，將來才會有出息。
我小時候興趣很廣泛，還喜歡拉二胡。在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上學時，還對科技發生了很大興趣，這樣的興趣為我今後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一中心有位非常好的英語老師，名叫楊德昌。他不單教我們英語，還兼任科學常識課老師，教我們組裝礦石收音機。我們有好幾位男生在楊老師的影響下，都對物理和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之後我考進了育才中學讀初中，由於小學基礎紮實，被推選為物理和英語的課代表。
課餘時間，我喜歡玩組裝半導體收音機。當時要購買一臺半導體收音機的全部零件要好幾十元，相當於一個成人一個月的工資。不過我很幸運，得到了外公的鼎力相助，購買零件的資金都是由外公提供的。
採訪者：楊德昌老師是一位非常敬業的好老師，您能遇到這樣一位好老師，真是受益終身。楊老師的夫人鮑紅也是一名老師，原來也在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教語文。由於他們夫妻是在同一所學校任教，有違當時同校不能有夫妻在一起任教的規定，所以鮑紅老師就調到了西康路第三小學。很榮幸，我和王小健以及大同裡的其他幾位同學就成了鮑紅老師的學生。王小健，你還記得鮑紅老師做我們班主任時的情形嗎？
王小健：當然記得，儘管鮑紅老師調來西康路第三小學時，我們已經上四年級了，但在鮑紅老師做我們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一年半時間裡，在她非常有特色的教育方式教導下，我們全班同學都感受到了你追我趕的學習氛圍，求知慾望得到了迅速提升。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讀小學的同學，到現在都對當年的事情有著深刻的記憶，對鮑紅老師有著非常深的感激之情。我們覺得“文革”期間上學的那幾年，真正學到一點知識的，就是在鮑老師任教的那一年半里。
官小虹：因為我小學是在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讀的，所以鮑紅老師也做過我的老師。她丈夫楊德昌老師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還被評為全國特級教師，後來聽說他們到美國定居去了。
王小健：外公始終認為他是一位吃技術飯的工程師和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並不是靠食利和剝削為謀生手段的資本家。所以，每當紅衛兵要批鬥他，講他是資產階級時，他就不服氣。所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市裡和區裡都想讓外公加入政協，當政協委員，還邀請外公去參加政協會議時，他都不願意。因為他認為加入政協的都是些資本家、剝削階級，他同他們是有區別的，所以他不希望與他們混在一起。
採訪者：剛才官小龍先生、官小虹女士已經講述了他們的父母作為中學校長，受到批鬥、抄家等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童潤夫老夫婦也受到了衝擊，當時的情景是否還記得呢？
官小虹：我大哥剛才講起過了，最先到我們4號來抄家的紅衛兵就是我父親江一帆學校裡來的。沒過幾天，隔壁2號王家花園也被大批紅衛兵抄家，連續幾天幾夜。晚上，隔壁整棟樓燈火通明，大量的物件都被搬到花園裡甚至馬路邊，我外公外婆站在後陽臺上看著2號裡發生的一切，沉默無語，臉上表情相當凝重。因為我們的後陽臺就緊挨著王家花園，花園裡發生的一切一目瞭然。兩個月後，外公外婆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大批的紅衛兵也來抄了我們家。
童本一：我父母被抄家了之後，我大姐打電話給我，叫我回家一趟。當時來抄家的紅衛兵要求我和大姐、二姐三個在上海的子女聯合寫一張與父母親劃清界限的大字報，迫於無奈，最後我們三個子女只能聯合寫了張大字報，貼在4號圍牆上，表明我們要同父母親劃清界限的立場。但第二天清晨，下了一場暴雨，將大字報沖掉了，這可能也是天意。我父母親的倆親家都很善良。大姐夫的父母是山東人，二姐夫的父母是上海人，他們都是農民或普通市民，在當時講起來就是成分好，不會受到衝擊，但是為了照顧第三代，他們也住在大同裡4號，一方面可照顧我父母親，一方面也起到保護作用。
王小健：我們家養了只黑貓，非常通人性。我外公外婆向別人要來養的時候，就是為了能幫家裡捉老鼠。它也確實是一隻很能捕鼠的好貓，所以外婆非常喜歡它。它也只認兩位老人家，家裡別的人是不能近它身的。當初紅衛兵來抄家時，看見家裡的小黑貓一直跟隨在外公外婆身邊很惱火，他們想要將這隻“資產階級的貓”消滅掉，所以就幾個人一起圍捕這隻貓，誰知這隻貓十分靈活，幾個紅衛兵根本抓不住它。後來，紅衛兵將貓逼趕到一間小房間裡，將門窗都關上。他們想這樣就可以關起門來打這隻可惡的“資產階級的貓”了。誰知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呆了。這隻小黑貓用足全身的力氣，騰一下躍起，用頭撞向窗戶的玻璃，玻璃被頂破，小黑貓躥出窗外，逃得無影無蹤了。紅衛兵走後，小黑貓又回來了。之後一直伴隨在外公外婆身邊，給兩位心靈深受創傷的老人帶來了極大的安慰。我們常常看到這隻小黑貓依偎在外公外婆床邊，很溫順，但當我們走近時，它就會很警覺地起身逃走。
官小龍：1971年外公被安排去參加學習班，學習毛澤東著作。他非常認真地參加學習，但當時學習班的生活條件很差，他被安排睡在地上，可是他照樣毫無怨言地認真學習，晚上還看書看到很晚。後來突然發生了大小便失禁，被送回家裡。回家後，他就癱瘓在床，再也沒有站起來走過路。由於外公外婆被強迫安排在底樓汽車間居住，裡面非常陰冷潮溼，醫生和家裡人都建議外公到院子裡多曬太陽，但外公是個要面子的人，他不願意出門給鄰居看到自己落魄的形象，也不願與人交流。就這樣，外公在自己家的底樓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1974年，他在疾病和抑鬱中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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