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澳大利亚华人雪饵所著，是《天子脚下》的姐妹篇。与《大变局：1911》相比，两者都是描述辛亥革命和之前的历史，但是角度正好互补。
《大变局：1911》侧重政治改革层面，重点介绍朝廷、立宪派和改革派的相互比拼较量；《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侧重经济改革层面，重点介绍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因后果，介绍朝廷、地方政府、乡绅和老百姓的互动争端；《大变局》主要是讲北京、东京、上海、武汉等地局势；《辛亥》主要讲四川的局势，以及与北京的互动。
细观保路运动之由来，主要是几个新官的三把火没有烧对，把自己和国家都给烧死了。
一是太想立权威。1908年，宣统上任后，摄政王载沣上台，27岁年轻人，有权就任性，想立下马威。盛宣怀也从侍郎调整为大臣，负责肥差邮传部，后期更是进入皇族内阁。他长期为副手，如今登了天，也想抖抖毛。
先是烧火把袁世凯摆免，造成身边重臣权臣想反。本来想杀袁世凯的头抄他的家，却没有下得了手，结果埋下了被报复灭亡的悲惨结果。然后是拒不召开国会，不顾国内各省一请、二请、三请、四请的汹汹民意，造成知识分子、立宪派想反。最后是强势收复路权，用一个外地人回四川任总督，本地的没用上的有意见，故意点火；外地来的想不管旧账，不去压火，加上革命派乘机作乱，到处防火，于是火势遂不可收拾。
二是太不懂战略。年轻人、老年人都是刚上台，年轻的火旺不懂事、年老的火更旺怕没时间干事，一不看国情、二不看自己、三不想战略，不知收敛、不懂保命，一味想着祖先风光时候的做派，颐指气使、死要面子、硬撑到底，结果空心大萝卜一下就被人收拾了。
三是太无贤达。自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之后，晚清已无忠诚贤达之大臣，无人可用、无人能用，国运遂最终葬送于外强中干者如盛宣怀、端方、载沣之流手中。
端方入川
看了本书，终于明白晚清的覆灭不仅源于落后、腐朽、专制的根，也有改革太快、放权太猛，导致火车无法控制而出轨的因素。对我们改革有三条经验借鉴：
一是步骤要稳。大清政府改革翻车与前苏联的翻车非常相似：先是开放宣传舆论，允许发布不同声音，让各种势力开始表演，逐步形成派别；然后是开放党禁，由派别产生对手；最后是自缚手脚，用法律、制度约束自己，让对手肆意进攻，最终导致垮台让位。血的事实证明，改革要推进，但是进度必须能掌控，这是改革者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是民心为上。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无不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四川独立，成立的是大汉军政权，武昌起义基本的诉求也是不能满族立宪，要汉族来立宪。晚清的所有所谓革命势力，无一不是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帜，连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用“驱除鞑虏”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来竖旗。
在大清，任何问题要想搞大，最好扯上民族大旗，立即黑的变白、错的变对。四川保路运动，本来朝廷是想减少铁路捐租，降低老百姓负担，同时推动铁路建设进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松掉这个铁饭碗，又想把炒股亏损的300万两银子让朝廷补回来，在朝廷不同意的情况下，就拉起民族问题大旗，误导老百姓说朝廷引进外资修路是夺路夺钱，是卖国卖权，得到老百姓一呼百应。
可见，民族问题在大清一朝240多年都没有解决，成为最终倒台的根源。
三是上下同心。四川保路运动，朝廷与百姓之间不能信息互通，甚至朝廷与四川领导班子之间都不能站到一起，不能不说是这个中央政府倒台的另一重大因素。
四川领导班子完全与铁路公司沆瀣一气，中央无法掌控四川局面，朝廷的指令到四川，直接被省领导送给铁路公司领导，该发布的不发布、不该发布的发布，省领导与铁路公司一起添油加醋、遮天瞒日，鼓动组织四川老百姓来对抗朝廷。
政府不听话、军队不听话，外地军队又踯躅不前，中央也不能及时派员沟通信息、撤换得力领导，眼睁睁看一个毒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毒发爆裂，伤及全身。
可见，改革一定要公开，及时解决改革中的矛盾问题，释放阻力压力，争取支持者、消减反对者，确保将颠覆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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