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上，有一場著名的改革運動，堪稱被千人踩萬人罵：北宋王安石變法。
早在北宋末年汴京被金軍包圍，金軍投石炮架在汴京城外，國家社稷岌岌可危時，北宋朝堂上的一群文臣們，就忙著痛罵王安石變法，鬧出“不管炮石卻管安石”的笑話。待到靖康之恥上演，北宋變了南宋，南宋文臣們痛罵王安石變法，更是到了高潮。諸如“禍國殃民”“流毒四海”之類的惡評，翻翻就是一堆。南宋學者羅大經更扣了個超級大帽子：“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在這群南宋大臣學者眼裡，強大的北宋之所以變成偏安稱臣的南宋，就是王安石變法惹的禍。王安石禍國殃民的罪過，也只有賣國求榮的秦檜能“媲美”。但問題是，這麼大的責任，王安石變法能擔得起？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要弄清楚一個事實：如果王安石變法真有這麼禍國殃民，那麼北宋當初為何還要強力啟動王安石變法？這就要看看，下面這幾條奇葩事。
1， 宰相嚇破膽
王安石變法以前，北宋曾經歷了一代仁君宋仁宗長達四十二年的執政時期。這段時期，也是好些宋代文人們大書特書的北宋盛世，一大特點就是名相輩出。其中比較出名的一位就是富弼，這位名臣不但學問出眾，更兼一身鋼筋鐵骨，曾經在遼國兇殘挑釁的危局下傲然出使，以大國宰相的風度，斷了遼國君臣撕毀《澶淵之盟》的企圖，十足的勇敢人物。
可在《續資治通鑑長編》裡，這位出名勇敢的富弼，卻也有嚇得哆嗦的時候。何事能叫他怕？看看他給宋仁宗的奏摺裡怎麼說：“自四五年來，賊入州城打劫者約三四十州，向來入城尚皆暮夜竊發，今則白晝公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以前有人造反，還都是半夜偷偷摸摸鬧事，現在是大白天就扯旗，而且三四十個州都這樣，而這“盛世”下的北宋農村，又該是什麼樣？
為什麼鬧成這樣？北宋不遏兼併，宋仁宗年間正是土地兼併加劇時，農民賦稅越發沉重，差役更是繁多。農村有錢人的差役，被他們上下其手，就甩到老百姓身上。而且哪個老百姓剛有點錢，繁重的差役立刻接踵而來。照著北宋名臣韓琦的哀嘆，為了躲避差役，北宋農民“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忍夠了的北宋農民們，當然紛紛反抗，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幾乎每年都有農村動亂，連年輕時的蘇軾都忍不住哀嘆：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重者！
此情此景，也叫以勇敢著稱的富弼發出哀嘆：每念及此，不寒而戰。也就是嚇得打哆嗦——他都打哆嗦，可見大宋，不變法不行了。
2， 窮死的小官
北宋一大惹人羨慕處，就是優厚的官員俸祿，以幾百年後清朝史學家趙翼的驚呼說“宋朝制俸之厚”。王安石變法前的北宋仁宗年間，更是宋朝官員俸祿無比優厚的年代。比如一品的宰相，當時僅料錢就有300貫，外加“春冬綾”“職田”等各項收入，工資基本不動，就能保證錦衣玉食。高官去世後，其門生子弟也可根據“恩蔭”來做官，僅宋仁宗年間時，全國通過“恩蔭”得官的就有一萬多人。基本都是不辦事白拿國家錢。
要看這些事，北宋毫無疑問，屬於官員的“幸福”時代，但事實上，這樣的“幸福”，僅僅屬於高官們，基層的官員，卻是要多苦有多苦。
北宋大文豪曾鞏的《曾鞏集》裡，就記錄了一位窮死的官員洪渥。這位洪渥大人也是進士出身，但做的多是基層小官，以至於上任時，連路費都差點湊不足，最後病故在麻城的茶場，又連喪葬費都出不起，差點就不能入土為安。
如果說洪渥的悲劇，還因他呆的多是“清水衙門”，那麼宋仁宗年間的石介就更典型。這位石介大人科考名次更高，擔任過國子監直講和濮州通判這樣的要職，且和歐陽修等重臣交情匪淺。這麼一個有實力有背景的官員，日子本該過得不錯。可他去世後，竟根本沒留下什麼積蓄，妻兒們只能靠賣地過日子。多虧了歐陽修等老朋友幫忙，才算度過難關。
為什麼這些官員的生活這麼苦？因為所謂北宋的高薪，只是屬於朝中的高官們，基層的官員們，俸祿依然這樣低。北宋的縣令們，月薪不過12貫錢，理論上該有的“職田”等補貼，基本是不見影，縣令下面的小吏們，待遇當然更差。所以在北宋基層做個清官，基本就是一輩子受窮。
可就是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芝麻官，卻肩負著維持北宋國家正常運轉的重任，除了少數有良知的官員外，到了北宋中期，越來越多的基層官員們，開始瞪圓了眼睛狠撈，這才有了北宋民間，越發沉重的賦稅勞役。而當動亂髮生時，腐敗的北宋基層，更常對盜賊束手無策。如此惡性循環，也難怪富弼要打哆嗦。
3， 一個“憤青”眼中的農村
北宋衰亡，該不該王安石變法負責？王安石本人，其實也有話說。他後來堅定的變法決心，其實就是被宋仁宗年間，北宋民間的怪現象“刺激”出來的，最見證他心路歷程的，就是他三十歲那年的一首名詩：《感事》。
1051年，三十歲的王安石升任舒州通判，正是仕途一片大好時，他的眼界也從狹小的範圍走出來，投入更廣袤的北宋民間。這正是宋仁宗在位時期，常被大書特書的“盛世”年代，他親眼看到的，就是“盛世”的北宋農村，各種豐富多彩的景象。那究竟是什麼樣呢？
首先是民生生活，他看到的，還算是風調雨順的年景，但老百姓的生活，卻是“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就算是大豐收年景，也難吃飽飯，更別說水旱災害了。
那老百姓最怕什麼呢？詩中寫“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最怕北宋這些如狼似虎的差役。以《宋史》記載，北宋全國的“吏卒”不下二十萬人，專門負責豐收之年的賦稅徵收，每次都拼命盤剝。就算土地豐收，十戶也有八九戶遭災。
更讓百姓悲憤的，就是北宋的基層官員，那各個是“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說是父母官，可各個都是糊塗官，嘴裡說為民做主，卻被下面的小吏們肆意糊弄：宋朝的科舉制度，當時還沒有經歷王安石變法，還是以詩詞歌賦為主，考出來一群文學家，卻沒幾個能做事的。以王安石後來的吐槽說“世事皆不習”，大宋的國策，常年靠這些人推廣，豈不越來越糟糕。
看過這樣一番吶喊，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位倔強的名臣，會迎著天下的反對，去推廣王安石變法。為什麼變法十五年後，舉國的謾罵聲裡，北宋王朝卻一度幡然振興，有了國泰民安的好景象。南宋的悲劇，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造成，恰是王安石身後，宋朝的執政者們，白白糟蹋了王安石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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