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 宋晨希
先提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書都是線裝書，擺放的形式也都是平躺著放，書裡面還會夾上一張字條，標明圖書的名稱,而我們現在的書架都是豎著擺放圖書，然後把帶名字的書脊露在外面？
有人可能會說，這肯定是跟西方工業化的影響有關。現在的書都是印廠成批的印刷，用膠或者鎖線裝訂，提高了製作效率。確實是如此，但是，中國人是從什麼時期接受了這樣的圖書形式呢？可以再延伸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現在的書籍採用西方的印刷和裝訂方法，那麼我們引以為傲的傳統印刷術是否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
今天介紹一本與印刷相關的書：《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作者是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的蘇精教授，他現在已經退休。
鑄以代刻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副標題: 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
出版年: 2018-5
什麼叫“鑄以代刻”？“鑄”指的是西方的鑄字技術，也就是鑄造銅板，然後在銅板上刻字進行書籍印刷的技術。“刻”是指清朝時期，中國傳統的木刻雕板印刷技術。木刻印刷術，就是找一塊木板，然後在上面雕刻文字，用以印刷書籍。
很多人以為印刷術發明者是宋代的畢昇。其實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印刷術早在唐代中期就已經出現，畢昇發明的是活字印刷術。但是活字印刷術的使用頻率遠遠沒有木刻印刷術普遍。根據鄒振環教授在《代序》中所做的統計，在清末《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裡面對歷代書籍的統計，7748種，20000部書籍裡面，活字印本的只有22部。
為什麼活字印刷術在中國普及這麼難？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字太多。今天學校里老師要求我們必須寫規範字，漢字的寫法是統一的。可是古代沒有教育說必須寫規範字，所以異體字非常多，每個字都有很多種寫法。明代末期的時候，很多文人、畫家更是以能寫古代奇形怪狀的字為榮，被當成了文化水平高的象徵。所以，印製一本書要不停的製造異體字字模進行排列，這就增加了一本書印製的難度和時間。
傳教士老照片
到了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他們為了宣傳基督教，要進行文化宣傳，文化宣傳就要印製小冊子。就這樣，他們帶來了西方的活字印刷術，西方的活字印刷術製作成本低廉，印刷速度快，再加上他們不斷改進技術，最終，這種西式活字印刷術在1870年左右取代了我們傳統的木刻印刷術。
蘇精教授的這本《鑄以代刻》就是在研究這樣的一個過程。
眾所周知，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一直處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之中。雍正朝之後，外國人尤其是傳教士是不允許進入中國的。清政府還命令要求西方人不得傳教、刊刻書籍，就連學漢語都不行。
因此，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只好現在澳門、巴達維亞（也就是今天的雅加達）等地設立印刷所和書局。
我們之前的歷史教科書，都會認為傳教士是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基督教不像我們中國傳統的佛教和道教，它具有很強的傳播性。這些傳教士有理念有信仰，相信有神的恩典，他們寧願犧牲生命，也要將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所以這些傳教士確實有文化侵略的成分，但是，傳教士也有好的一面。
他們為了讓中國人相信福音，就拼命建設醫院、學校，設立公益組織賑濟災民，讓普通人獲得實惠的利益。等到他們知道基督教帶給他們的好處之後，他們就願意去接近基督教，瞭解基督教。印刷小冊子宣傳教義就成為了傳教士必不可少的一種手段。
馬禮遜肖像油畫
1807年，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叫馬禮遜。 馬禮遜來華的時機非常不利於傳教。他到來的時候，正是嘉慶皇帝在位時期。嘉慶皇帝接二連三頒佈禁止傳教的命令。當時，北京西堂傳教士德天賜違反法律，請教民送書信、地圖和編印基督教經文，結果主教被髮往熱河，也就是現在承德附近圈禁，信教的教民發配邊疆為奴，管理西洋事務的大臣也被撤職。嘉慶皇帝還親自下詔書，要求民間嚴禁西方傳教的書籍。
清政府的禁令讓馬禮遜意識到，前往中國內地傳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通過印刷書籍的形式，通過出版物向內地滲透。因此馬禮遜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建立了“澳門印刷所”。在那裡，馬禮遜除了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擔任翻譯之外，還負責編寫英中字典。
那個時根本沒有外國人學習漢語的書籍。東印度公司為了擴大商業範圍，非常需要一部可靠的字典，以及一些介紹中國風土民俗的書。這樣一來，馬禮遜就承擔著大量印刷書籍的任務。
馬禮遜不得不考慮使用西式活字印刷術。然而西式活字印刷有一個重大的技術難題，就是我們之前說的，漢字字數太多。它不像英文只有二十六個字母，只要製造出26個字母的字模，就可以進行復制排列，變化出各種各樣的單詞。要想製造中文書籍的活字字模成本非常高昂，製作時間週期也會非常長。但是馬禮遜認定，只要技術能夠突破，高效率的活字印刷術肯定是未來印刷發展的方向。馬禮遜曾在一封信中說：
對於期待已久的低廉中文活字，渴望在不久以後實現一事，我充滿了信心，這將會和歐洲發明印刷術一樣重要。
當時，馬禮遜等人建立的澳門印刷所除了印刷宗教小冊子之外，也注意印刷一些介紹中國風土人情的報紙、期刊，以及翻譯一些中國的文學作品。比如，馬禮就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一覽》，介紹中國的大事紀念、地理方位等。在這其中有一本書對後來中英關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這本書叫《開放中國第二港口利害芻議》，是一部內部刊物，本來是為了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來華而撰寫的介紹性書籍，裡面著重寫了福建的福州。結果，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在與清政府談論開放通商口岸的時候就把福州也列入了進去。歷史有的時候就是這麼陰差陽錯。
馬禮遜去世之後，西方人意識到要想在中國傳播福音，必須得改進印刷技術。開始的時候，英國倫敦會本來想借鑑巴黎的一種鑄漢字技術。也就是，鑄造漢字的偏旁部首，然後將這些偏旁部首互相拼合。這種方法確實提高了效率。但是拼合出來的字非常醜陋。
臺約爾（Samuel Dyer，1804年－1843年），十九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牧師
如此難看的字印刷出來的小冊子，自然不會受到中國人的歡迎。當時設立在巴達維亞，也就是雅加達這個地方的印刷所，裡面有一個傳教士叫臺約爾，他想出了新的鑄造技術。其實這種鑄造技術跟馬禮遜時期帶來的西式活字印刷技術差不多，只不過臺約爾能夠鑄造更小的文字。這樣印刷出來的書，使用的紙張較小，也就更加便宜，為印刷所節省了不少的經費。
此後，西方的傳教士在臺約爾小字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修改了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因為印刷技術的改進，傳教士可以生產更多宣傳西方宗教的小冊子。而且，傳教士在與中國人不斷接觸的過程中，學得越來越聰明。
倫敦傳教會在上海設立的墨海書館，除了改進印刷技術之外。他們在印刷傳教小冊子的時候，不去批評中國的民間信仰是愚昧的，而是努力融合中國文化，儘量將基督教本土化。比如，他們出版《聖經史記》，用司馬遷《史記》寫作《史記》的方式宣揚教義，傳教士還編輯基督教版《三字經》，讓人們對基督教產生好感。墨海書館設立在上海，為了討好上海人，還專門編印了上海方言的性小冊子，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給外國人帶來的權利就是可以進入內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從此不必在偷偷摸摸進行教義宣傳了，開始明目張膽上街分發小冊子了。因此他們需要更加快速的印刷方式。
鴻德堂（原美華書館）
這個時候，香港的英華書院引進了西方的印刷機，其印刷的效率徹底打垮了中國人堅守木刻印刷的自信心。後來，
美國建立的美華書館主任姜別利發明出了電鍍活字。電鍍活字有點像中國的木刻雕版技術，不過，我們中國的木刻雕版是用手雕刻，電鍍銅版技術則是用機器生產，效率差別自然很大。電鍍銅板也解決了傳教士一直以來漢字不美觀的困擾。而且，電鍍銅板技術不用像以前活字印刷一樣，印完一本書之後，活字排版就要打亂，重新去印別的書，而是可以長期保留，以防止需要再版。
上海美華書館中姜別利設計的「升斗架」，1895 年。
這種技術徹底擊敗了木刻技術。美華書館將這一技術對外售賣，當時上海的道臺丁日昌立即進行了購買。由此，這一套技術在中國流傳開來，並運用到了近代中國的報紙、雜誌等印刷之中，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
最後，回到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傳統的書籍是線裝，平放在書架上，而西方的書是書脊朝外直立存放。原因就是西式印刷技術解決了一張紙可以雙面印書的問題，不像以前中國的線裝書，是兩頁摺疊變成一頁。由此，新式的書體積就變小了，就可以豎著放置了。當然，這裡也有紙張質量改進的因素。
1867年上海美華書館姜別利制部分字樣，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
西式活字印刷取代木刻技術，還帶來一個影響至今的作用。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是人工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每塊雕版都可以保存。因此，在中國古代，每部書籍出版之後，書商們根本不需要做廣告。反正每次圖書印量小，如果書賣的好，就再重印。
但是西方在電鍍活字出來之前，活字印刷都沒有辦法保留底板，必須拆開去印下一部書。這就要求西方書商必須考慮市場，預估每一部圖書的銷售數量，然後不斷的進行營銷、炒作和宣傳，以求將這些印出來的書全部賣出去。
西方書商這種想法後來影響到了中國人。我們現在出版社進行圖書宣傳，圖書炒作，也是西方出版行業帶來的舶來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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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書人：宋晨希，媒體工作者，好文史，傾心思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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