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对书法艺术而言，处在“隶变”这一文字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转折时期。著名书论家李昌集先生说:“其意义不仅是文字学家所云的中国文字从此进入了符号化的领域，而更在其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的运动节奏和审美趋向。”安康汉代书法作品，主要发现于铜器铭文和砖文两方面。铭文方面有旬阳县出土的铜钟，腹纵刻“旬阳重七斤”五字，明晰的方折，生动的波挑，这些隶书的特征尽情呈露，实为安康后世条幅章法的先声。书体上既有篆书的深深痕迹，又具浓厚的隶书意味，是显示“隶变”过程在书法艺术上的典型。由于竖行排列，出现了行字间的穿插揖让，而又能融为一体，在用笔结字上，有意强调隶书的飘逸风姿，使书体飘而不缓，展拓有致，显示了一种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自觉的美学追求。除“旬阳重七斤”外，历史上安康曾两次出土汉代铜器铭文，引起当时全国书法界极大兴趣，增进了学者们对汉隶的认识。
宋代洪适《隶续》载:“新莽候钲，地皇二年字。原云绍兴中出于金州，凡四十二字，缺二字。汉器如馆、陶、甘、泉、内、者、镫之类犹是篆体。独此器所书有波画，字尤清劲，与汉末笔法无异，孰谓西都隶字皆古拙乎。”
清兴安知府童兆蓉《铜弩行》载:“光绪乙未秋八月，汉阴滨之北有掘土得铜器者，不知为弩....多残缺，完者仅十余具。内有三具各镌三十余字，点画近隶，差可辨认‘建初五年’、‘元初二年’、‘延嘉六年’及八石、六石、四石、铁郎令、丞、史等字”。
以上史载出士汉器实物，代远年湮，已难见到，但皆云:“点画近隶”而又“皆古拙”。据此可见，其在字形上的椭圆形内向结构尚残留有小篆封闭型空间的构成痕迹。但从“波画”和“点画近隶”这两句话来考证，安康汉代铜器铭文，笔画已不仅在字内空间，同时又在字外空间更多地显示其意味。这从安康地区出土的大量纪年和铭文砖，可以找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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