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驍的情況當晚就瞭解到了：這人四十二歲，開封南郊鄉下人，二十年前到開封市內來混世界，據說為人極講義氣，在江湖上結交了許許多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曾給惡霸、糞把頭“杜大耳”當過打手，後來自己當上了“杜大耳”手下的一個小糞把頭。抗戰時日本人佔領了開封，“杜大耳”賣身求榮投靠日本人當了“維持會”裡的一個頭目。侯伯驍倒還有幾分愛國熱情，跟抗日力量搭上了邊，既幫過中共地下黨的忙，也搭救過被日本人追捕的“軍統”特工。1942年，“杜大耳”受日本人指使，意欲誘騙一批良家婦女給日軍當慰安婦，侯伯驍知道後懷揣匕首登門勸告，“杜大耳”不聽勸告，還揚言要把侯伯驍綁了送日本憲兵隊喂狼狗。早有準備的侯伯驍遂一刀結果了“杜大耳”後遠走高飛，不知去向。抗戰勝利後，侯伯驍返回開封，國民黨政府和一些老百姓都把他當做英雄樣的歡迎了一下，國民黨警察局、“軍統”方面都請他加盟，他拒絕後繼續當他那小小糞把頭。大約一年前，侯伯驍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忽然退出了糞業，居家賦閒了一陣，八月間靜極思動，想開一個小車行出租黃包車，於是就去城東竇老大車輛製造廠定做了三輛黃包車，準備先小試牛刀，行的話再增添一些，將車行正式開張。10月上旬，竇老大把三輛新車拉到了侯伯驍家的院子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那時解放軍已經快打過來了，侯伯驍沒有心思再小試牛刀，那三輛新車就一直停在家裡。
梁世銘三人連夜商議，決定查摸侯伯驍是否有什麼政治背景。侯伯驍住在儀北街，屬於第一區範圍，元月2日上午，偵查員去了管段派出所，問了問，得知侯伯驍以前沒有參加過反動組織，雖然歷史上當過打手、糞把頭，但沒有聽說犯過血債，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接到過群眾對於此人解放前欺壓老百姓的檢舉、控訴。梁世銘想了想，決定登門看看。
踏進侯家的大門，院子裡停著的三輛黃包車果然一目瞭然呈現眼前。侯伯驍還特地搭了一個蘆蓆棚子遮風擋雨防太陽，此刻，他正在蘆蓆棚前坐著曬太陽，面前的一張小桌子上放著一壺茶、一盒香菸。三個偵查員穿著便衣，對侯伯驍說他們是市政府交通科的工作人員，奉命對全市的交通工具進行數量調查，作為政府考慮今後本市的交通發展規劃的參考數據。
侯伯驍是個身高架大的漢子，比三個偵查員中個子最高的邱仲曦還高出大半個腦袋，以至於三人只好微仰著臉跟他對話。這人一開口，梁世銘就暗吃一驚，尋思自己算是老江湖了，眼前這主兒江湖經驗竟然比他還要老到。侯伯驍說什麼呢？他說，三位上午好！兄弟對於三位自報的身份有些疑惑，看你們這副精氣神和走路的架勢，在政府裡幹管交通的事兒實在是委屈你們了。在兄弟看來，您三位去幹警察那真是再也合適不過了。嗬嗬，說笑！說笑！
這人一眼就看出了梁世銘三人的警察身份！
偵查員就有些潛在尷尬，當然表面上沒有露出來。侯伯驍問你們看在哪裡談話合適？院子裡還是屋裡？偵查員說就在院子裡談吧，侯伯驍於是吆喝著讓老婆沏茶，又向三人散了香菸。梁世銘抽著煙，心裡尋思這姓侯的這副敏感樣子，看來是一個不大容易對付的角色，估計得多耗費些精力了。
哪知，往下一談結果正好相反。正因為侯伯驍的江湖經驗豐富，所以他在猜出來者的身份後，馬上意識到肯定是來調查什麼案子的線索的。當下上茶奉煙後不再開口，靜候來者說話。梁世銘知道跟這種角色打交道不必七曲八繞，開門見山最好，於是一下子就說到了那三輛黃包車。
侯伯驍聽罷，微嘆了一口氣：“唉！看來我最初的念頭還是對的！”
什麼叫“最初的念頭”，又怎麼理解“對”與“不對”？對此，侯伯驍自有解釋：
八天前，侯宅忽然有一個不速之客登門。此人姓劉，比侯伯驍大四五歲，是一個臉色蒼白、終年咳嗽不斷的小老頭，人都喚他“劉癆癆”，懷疑他患的是癆病。“劉癆癆”跟侯伯驍已經相識了二十餘年了，當初侯伯驍從鄉下到開封城裡投奔“杜大耳”的時候，他是“杜大耳”的賬房先生。“劉癆癆”為人刁鑽，但跟侯伯驍倒是很投緣，一向對侯很好。對於一個從鄉下到城裡來混世界的青年人來說，最初環境中別人對其的態度將對其終身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侯伯驍後來混得還不錯，他又很念舊，因此對“劉癆癆”一直有著一份感激之心。“劉癆癆”後來的情況卻是每況愈下：“杜大耳”投靠日本人當漢奸，他想跟著去為東洋人效勞，但人家“皇軍”一看他那副癆病樣子，擔心傳染，於是就斷了他的漢奸路，從此就只好在社會上瞎混了。
侯伯驍殺了“杜大耳”逃離開封后，和“劉癆癆”就再也沒有聯繫了，一直到前年在馬路上不期而遇，這才重新有了很少的來往，基本上都是“劉癆癆”登門，登門無非是兩個方面的事情，一是借錢，二是介紹生意；借的錢鈔從來沒有還過，介紹的生意一樁也沒有談成過，因此，侯伯驍的老婆一聽這人的名字頭就大了，侯伯驍卻還是一如既往地對待人家。
八天前，“劉癆癆”忽然登門，侯伯驍就知道又是那兩個方面的內容了。但這次估料錯了，“劉癆癆”開口提出的是有人意欲商借侯伯驍的那三輛黃包車。侯伯驍估計“劉癆癆”肯定是上次登門借錢時看到他院子裡停著這三輛黃包車，所以動起了這個腦筋。但一說之後，小老頭連連搖頭，說老弟你這可是錯怪我了，你有車子我是知道的，但卻不是我告訴要我來跟你商借的那位先生的，人家是已經知道你侯先生有三輛新車，擔心自己來借吃閉門羹，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跟你是鐵哥們兒，因此就找上我了。是這麼一回事，對方要接待幾位貴客，為示敬重，需要三輛新車，跑了七八家車行都沒有，可能是聽哪個車行老闆說你老侯家有三輛從未用過的新車吧，就動了商借的念頭。人家說好就用半天，明天下午；如有損壞，哪怕碰掉一丁點兒油漆，也由他們包賠。借也不是白借，他們讓我帶來一點小禮品。
所謂小禮品，是兩條“哈德門”、兩瓶茅臺酒、一條金華火腿、兩盒糕點。
據侯伯驍說，他那“最初的念頭”就是由小禮品上產生的。以當時租車的價格，用這幾樣東西來支付三輛黃包車半天的租費，肯定是遠遠超過的。於是，他就懷疑對方向“劉癆癆”隱瞞了什麼，便想拒絕。但還沒有開口時，“劉癆癆”已經說話了，說老弟你別擔心會出什麼事兒，你想，他們借車的時間是明天下午，黃包車是公開在大街上拉的，青天白日能做什麼壞事？況且，你這車在家裡停的時間長了，也該出去動動了，否則軸會生鏽的。
侯伯驍到底還是給“劉癆癆”說動了，於是就點了頭。那些禮品，他收下了火腿和菸酒，點心給了“劉癆癆”。
次日，“劉癆癆”領來了三個漢子，拉走了那三輛黃包車。侯伯驍憑著他那老江湖眼光，看來看去覺得這三位不像是良民，心裡就有些後悔，但話已出口，東西也已經收了，就只好由他們去了。好在對方倒還守信用，不到三小時就把車子還來了。還車時“劉癆癆”沒有過來，侯伯驍跟他們說了幾句話，都是無關緊要的閒聊。他聽對方口音不是開封這邊的，問了問，其中一人說他們是從鄭州過來的，因為朋友有事，就過來幫點小忙。三人可能已經聽說過侯伯驍在開封地面上的名頭，對其執禮甚恭，臨走時那禮節一看便知是隻有老江湖才使得那麼熟稔的。侯伯驍因此斷定他們是老江湖，原來那顆已經放下的心便又懸了起來，一直懸到今天。此刻見梁世銘三人登門，情知自己“最初的念頭”是有道理的。
侯伯驍說完，衝梁世銘三人拱手作揖：“事情就是這樣的，如果我猜得不錯您三位確實是警察，而且是來調查我借車的事兒的話，事情出了，需要我承擔什麼當然由我來承擔，哪怕這會兒就跟你們去局子也行！”
偵查員還是頭一回遇見這種調查對象，梁世銘尋思既然這樣，也就不必隱瞞身份了，於是就亮出了證件，但此刻根本沒有考慮侯伯驍需要承擔什麼法律責任的時間，他所關心的是那三個借車者是否就是拍花案的案犯。於是就問那三人的體態容貌特徵，侯伯驍一說，果然跟豐美儀等人所說的一模一樣。拍花案從12月23日吉祥戲院首次發生到今天，屈指算來已整整十一天，現在，終於捕捉到了案犯的線索。
此刻最要緊的是打聽“劉癆癆”的下落，侯伯驍說劉住在柴火市街“大記燴麵館”對面那條小巷子左側第三家。於是，立馬趕去，哪知還是晚了！
六、線索斷而復得
“劉癆癆”是前天晚上死的，此刻屍體還在靈床上躺著，不由人不信。小老頭是怎麼死的呢？他女兒劉小翠告訴偵查員，她老爹雖然患著嚴重的癆病，西醫的《內科診斷學》裡的“肺結核”說的就是這毛病，中西醫生都關照不能抽菸，不能喝酒，但她老爹從來沒有聽進去過，不但照抽照喝，而且還很兇。前天是1948年的最後一天，家裡為過節準備了許多菜餚，她老爹便和女婿喝起酒來，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竟然還神志清醒地自己回房睡覺。但元旦早上卻發現人都已經僵硬了，床上地下都是咳的血。
好不容易才查摸到一條線索，就這樣斷了。偵查員當然不死心，商議一番後就地向劉小翠夫婦詢查，主要是想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如此這般模樣的三個朋友，可能是鄭州方面的；或者他最近是否曾受人委託，替什麼朋友辦過些事情。劉小翠夫婦仔細回憶後，卻說沒有這方面的印象。
梁世銘這邊斷了線索的時候，另一路對五福布店老闆金慶鼎執行秘密監視使命的偵查員竟然有了發現！
奉命執行監視金慶鼎的偵查員小郭、小那和印雄三人，這幾天帶著六名青年積極分子，一天三班輪流秘密監視五福布店，弄得筋疲力盡不說，要緊的是沒有什麼收穫。五福布店是前店後宅格局，老闆也就沒有上下班的折騰。金慶鼎整天在偵查員的眼皮底下，這幾天竟然沒有出過店堂。這家布店的生意還算不錯，每天都有一些主顧上門買布，偵查員在對面水果店樓上臨時借下的那個房間裡居高臨下監視著，能把店堂裡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馬路不寬，也就十來米距離，對面店堂裡的說話聲音也能聽見。這幾天監視下來，沒有發現金慶鼎跟哪個顧客有什麼異樣的接觸。
如此毫無成效的監視，當然使幾位年輕偵查員的內心產生了焦灼，他們越發感到氣餒，於是就深覺無聊，開始對梁世銘的決定產生了懷疑。沒想到這天下午對面布店即將關門結束營業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個異常跡象。當時，正值小郭那個小組來接印雄小組的班，小郭三人從後門悄悄進入監視點，一看印雄三人的神色，便知道他們那一班又白守了一天，小郭正和印雄兩人說著對梁世銘這個決定的疑問，已經接班待在臨街窗簾後盯著對面布店的女青年小關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們過來看，這個女人有點可疑！”
這個使小關感到可疑的女人是一個年約四十的矮胖子，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說話聲音顯得中氣很足，正因為如此，一路之隔的小關才聽見了她說的話。後來通過調查得知，此女名叫姬紫菊，是開封北郊鐵匠屯的一個地主的女兒。姬紫菊是坐著一輛黃包車來到五福布店的，手裡拿著一個用花布包著的長方形物件。一進店堂，她就扯著嗓門似的問一個店員：“你們掌櫃的呢？”
金慶鼎從後面出來，衝姬紫菊上下打量，微微點頭：“我就是。不知有何見教？”
姬紫菊一揚手裡的那包東西：“這塊布是上月26日上午在你們店裡買的，當時是老闆你親自給量了尺寸剪下的，記得當時你還說什麼足尺加三，六尺布給我加了五寸，我還挺開心的。沒想到昨天拿到裁縫那裡去做衣服，人家一量，呸！什麼足尺加三多給了五寸，竟是少了六寸多！你這家店鋪不是十足的一個黑店嗎？”
金慶鼎馬上衝姬紫菊拱手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許是敝人當時看錯了尺寸。敝號願意給你賠償，請問您是要布呢還是退錢？要布的話，任選一種，我給您一丈；退錢的話，我多退原價的一半給您。”
姬紫菊稍一考慮，選擇了要布。有老闆“任選一種”的承諾，她當然要從價錢最貴的那些布匹裡挑選了。她沒有料到，就在她挑選的時候，對面樓上窗簾後已經有數雙眼睛盯著她了。
小關對她懷疑的理由是：金慶鼎是12月27日才從二區分局看守所裡放出來的，這個女人說她在前一天上午來該布店買的布，而且一口咬定是從金慶鼎手裡買的，這話就不對了，但金慶鼎卻沒有予以否定，平靜地接受了，此為一；其二，一般說來，有顧客上門來說布的尺寸不對的話，店家必須復量一下，順便檢查剪斷處的岔口是不是專業水平，以防客戶買回家後自己剪下半尺一尺後拿回來要求退貨賠錢什麼的。但是，眼前這個布店老闆卻是二話不說看都不看就認了這個差錯，而且拿過那包東西后就一直抓在手裡，不肯往櫃檯上或者哪裡放一放。因此，小關就認為這個女人可疑，當然，同時引起懷疑的還有老闆金慶鼎。
當下，小郭、印雄湊在窗簾後面一邊聽小關介紹一邊盯著對面店堂裡姬紫菊和金慶鼎的舉動，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小郭說：“看來有戲啊！”
印雄的聲音裡透著興奮：“對！有戲了！”
小郭拍了拍印雄的肩膀：“夥計，麻煩你帶個人跟著這個女人。”
印雄跟蹤姬紫菊的結果是：姬紫菊坐著黃包車出了開封北門，下了車，從一家客棧的院子裡牽出一匹毛驢，騎著一路往北而去，最後進了鐵匠屯，在村口第一家的那戶很有氣派的宅院門口停下，從裡面出來一個長工模樣的莊稼漢，招呼著說“回來了”，就接過毛驢韁繩把毛驢牽了進去，姬紫菊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塵，舉步款款入內。
印雄生怕打草驚蛇，馬上返回城裡直接向專案組長梁世銘報告了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新的情況，梁世銘想和老刑警王守義商議一下如何應對。其時已是晚上七點多鐘，天都黑了，王守義已經回家了。梁世銘騎了一輛自行車立刻前往老王家。一說情況，老王非常興奮，說應該調查那個女人的底細，這事就交給他了。
次日上午，老王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很順利地查摸到了姬紫菊的基本情況：這個三十八歲的女人出身於鐵匠屯地主姬老財家，至今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十七歲時嫁給了開封縣的一個稅務官的兒子，三年後丈夫莫名其妙身亡，她就回到了鐵匠屯孃家過日子了。第二次婚姻是抗戰爆發那年的冬天，姬紫菊不知怎麼的認識了開封市裡的一個日本憲兵隊的中國翻譯，兩人同居了一段時間，正式結婚，當時日軍駐開封部隊的一位少佐還應邀擔任了證婚人，著實風光了一回。這段婚姻持續了六年，那個翻譯官在參加日軍的軍事行動時被八路軍抓住後以漢奸的罪名砍掉了腦袋，姬紫菊再次成為寡婦，又回到了鐵匠屯孃家。抗戰勝利後，“軍統”駐河南站不知出於什麼需要對一些漢奸進行調查，開出的調查對象名單中有姬紫菊的第二任丈夫。因為那翻譯官已死，特務就找到了鐵匠屯向姬紫菊調查。天知道這個貌不驚人的莊戶出身的半老徐娘施出了什麼手段，幾次接觸就跟那個特務勾搭上了，於是不久就有了第三次婚姻。
姬紫菊的第三任丈夫是“軍統”的一名職業特工，習慣於把自己掖藏得很嚴密，包括他的老丈人姬老財在內，誰也摸不清此人的底細，連平素間的來來往往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搞得神神秘秘玄玄乎乎的。這人跟姬紫菊結婚後，姬紫菊生下了一個兒子，但兒子還沒有開口叫爹的時候，特務老爸就不見了。姬老財夫婦覺得奇怪，幾次三番問女兒，姬紫菊卻只是搖頭。這樣，現在姬紫菊就領著兒子待在孃家過日子。
梁世銘考慮了許久，決定對姬紫菊實施秘密監視。他問了老王，瞭解到小那手頭掌握著幾個耳目，於是就派邱仲曦去把小那換下來繼續盯著五福布店，派小那帶著積極分子和耳目一起負責監視姬紫菊。
這天午後，偵查員發現金慶鼎忽然出門了，這是他從12月27日從第二區公安分局看守所釋放出來後首次出門。這時梁世銘、王守義已經作為機動力量參與了對金慶鼎的監視，於是這二人就悄悄跟蹤。
金慶鼎出門後行不多遠，就在四岔路口駐步，片刻候得一輛空黃包車過來，就揮手招停，上去後向前而去。兩個偵查員合騎著一輛自行車，保持二十多米的距離不慌不忙地尾隨其後。金慶鼎去了北太平街，在一家電器行門前下了車，付錢後把黃包車打發走了。
王守義見狀暗吃一驚：難道這主兒還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
梁世銘的臉上浮現起一層笑意，稍顯即逝，輕聲道：“老王，看來咱們的估計還是有道理的，看來這人不單單是無線電愛好者，而且很有可能還是一名報務員！”
老王頓時興奮了：“有道理！估計他的收發報機發生了故障，是來買零件自己修理的。哎，這位金老闆真了不起啊，又會做布匹生意，還能修理無線電器。小梁，下一步怎麼走？”
梁世銘說出的另一句話卻使老王的熱情降了溫：“當然，也有可能他不過是修理收音機。”
“他媽的，這怎麼弄？”
梁世銘說：“先隱蔽一下再說，一會兒待金慶鼎出了電器行後，我繼續對其跟蹤，你呢，開封本地人氏，容易跟人家取得溝通，就去跟電器行老闆聊聊，瞭解金慶鼎剛才購買了什麼東西，購買的東西在電器上可以起到什麼作用。”
這家無線電器材行同時出售新舊器材，要新要舊由顧客自己決定，這樣，挑選時就會費一些時間。金慶鼎在裡面足足待了半個多小時才捧著一個紙盒一臉輕鬆地出來，看來他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零件。待在三十米開外的一家藥店裡佯裝選購藥品的梁世銘見金慶鼎出來後，便馬上出門，正好有一輛空黃包車經過，就喚住了把金慶鼎指給車伕看，讓黃包車跟著此人走，不管他坐車還是步行，都不能脫梢。
梁世銘的跟蹤沒有什麼收穫，金慶鼎也叫了一輛黃包車，徑直回了布店。
這時，偵查員老王正跟無線電器材行那個中年老闆抽著煙聊得正熱絡，他輕而易舉地瞭解到了情況：金慶鼎要購買三個大功率的電子管，這種電子管通常用於功率較大的交流電收音機，當時人們提到收音機時經常以“幾燈”來評判檔次，就像現在說轎車的排氣量一樣，一般說來，五燈以上就是大功率收音機了。這個“燈”，就是電子管。電子管的型號、功能有所不同，其中有的功能是可以適用於無線電臺的。比如，剛才那位顧客購買的就是這些功能的，但這家電器行沒有這方面的新電子管，就只好從舊貨裡淘了。
王守義返回後對梁世銘一說，梁世銘便斷定：這個金慶鼎很有可能是國民黨特務在開封的潛伏電臺的報務員，那個鐵匠屯的姬紫菊，看來可能是傳遞情報之類的地下交通員，昨天的那包所謂短尺缺寸的布料，裡面裝的大概就是情報、經費之類了。
開封市公安局領導聽取了專案組的彙報，研究後決定採納梁世銘的建議，採取特殊手段收集確鑿證據。
當晚，華中軍區的兩名無線電技師攜帶了一套美製便攜式無線電信號測定儀進駐五福布店對面的專案組監視點，開始對布店進行無線電監聽。
七、破獲了一個特務組織
華中軍區派來協助警方的兩位無線電技師的技術水平當然是沒有話說的，當天深夜，他們就測出了無線電收發信號。
信號最先時斷時續，儘管專案組沒有向技師透露白天跟蹤過金慶鼎見其在電器行購買過電子管的情節，但他們那份技術和經驗是明擺著的，馬上作出了準確的判斷，說這是電臺更換過零件後在進行調試，調試成功後就會進入工作狀態。果然，一會兒就測出了電臺的工作信號。至於拍發的是什麼內容，那當然是使用了密碼，這二位技師學的不是破譯密碼，所以他們不清楚。
一直守候在旁邊的專案組長梁世銘問技師，能否確認這信號就是從對面五福布店裡發出來的。技師說由於無線電波是呈圓形傳送的，所以，從理論上來說，不能直接確認這些信號是從布店發出的，但是，根據你們偵查中獲得的其他線索進行比對後，是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的。
公安局領導於次日上午進行了研究，最後決定對五福布店進行搜查，在查出電臺等特務證據後將老闆金慶鼎實施拘捕。由於這個案子已經改變了案由，所以領導指令政保部門派出兩名偵查員指導專案組進行這項工作。
政保偵查員抵達現場的監視點後，跟專案組長梁世銘商議了行動步驟，然後立馬行動。令人意外的是，搜遍了整個五福布店和金慶鼎住宅的每個角落，甚至連灶膛也挖掘過、水缸也扳起來檢查下面是否有洞穴，卻沒有發現電臺，也沒有發現其他任何跟特務活動相關的物品。
布店老闆金慶鼎的脾氣一向不大和順，有著容易衝動的性格，否則12月21日他也不會在飯店跟人較量拳腳功夫了。今天，最初他面對著蜂擁而入的警察，被勒令站在牆角被人看起來後，臉色顯得很難看，但沒有開口說話。現在，當專案組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毫無收穫時，他開口了：“民主政府怎麼這副樣子呢？在你們共產黨手下做個規規矩矩做生意的良民都不行嗎？你們憑什麼搜查民宅？”
偵查員們也是一臉的疑惑，當然他們並不懷疑專案組情報的可靠程度，而是對於金慶鼎密藏證據的手段很是不解。這是一部電臺啊，不是一張三指寬的紙條，即使拆開了也很難藏得天衣無縫。
梁世銘把王守義叫過來，說你是開封地面上的老刑警了，辦過不少案子，肯定搜查過形形色色的案犯的住宅，眼下這主兒明明是藏著電臺的，卻怎麼也搜不出來，你說這是咋回事？不瞞老兄說，我此刻已經沒有什麼法子了，你說說主意吧。王守義苦笑說，我如果有什麼主意還能藏著掖著不說出來嗎？搜不出來連我也一起跟著你受煎熬，我想這樣嗎？說著說著，忽然眼珠子一轉道，何不這樣試試？
王守義的“這樣試試”，就是把金慶鼎帶上，重新對布店、住宅各處進行搜查，他讓其他人只管搜，不要管搜過沒搜過，他和梁世銘兩人卻不動手，只是悄悄地盯著金慶鼎，觀察他的神情有什麼變化。
重新搜查當然就不像先前那樣費勁了，東西都已經翻亂了，不用大費手腳。這樣又折騰了大半個小時，來到了樓上的一個房間。這是位於後院的一個十四五平方米的屋子，從室內擺設的古籍和文房四寶看來，這應該是金慶鼎的書房了。不過這間書房的位置似乎有點異樣：它是面對後院的朝北第一間，夏天熱冬天冷，而這間屋子南側的一間跟此間差不多面積朝東方向有著一扇窗戶的屋子，卻被作為存放布匹的庫房。這種設置是違反常規家居房間分配原則的。在梁世銘看來，這個書房似乎最適宜作為金慶鼎收發電報的場所，所以剛才搜查時特別仔細，所有櫥櫃、抽斗都一一打開搜檢了，連床也翻起來看過，但始終沒有什麼發現。
即使是這樣，梁世銘也認為第二次搜查時仍應將書房作為重點懷疑點來對待。他朝政保偵查員使了個眼色，那二位就不厭其煩地重新開始了新一次的搜查。老王站在金慶鼎後面，防止這個會少林功夫而且據說脾氣不大好喜歡玩衝動的對手冷不防發作。梁世銘也假裝搜查，在一長排書櫥那邊“耐心”地翻檢著一冊冊古籍，卻用眼角餘光死死地盯著目標。
這時，政保偵查員打開了書房西側靠牆壁的那口大櫥。這口大櫥裡面掛著一些金慶鼎的衣服，靠近地板的底部放了幾個紙盒，裡面是幾雙春秋天時節穿的皮鞋。這些東西先前都已經搜查過了，沒有發現什麼異樣。偵查員第二次搜檢時對衣服、皮鞋只是過場樣的拿在手裡看了看就放到一邊去了。然後，一個偵查員用手指關節叩擊著大櫥的兩側櫥板，然後又用手指彈了彈大櫥後側的木板。
蛛絲馬跡，就是在這一瞬間出現的：一直悄然注視著金慶鼎的梁世銘發現就在偵查員彈叩大櫥後側木板的那一眨眼間，金慶鼎的眼睛忽然閃現出一絲緊張的神情。梁世銘當時的判斷是：大櫥後側的木板有問題，很有可能有夾層，那裡面就藏著拆散了的電臺！於是，馬上一聲斷喝：“把大櫥拉出來，仔細檢查！”
大櫥馬上被拉開了，挪到了房間中央。可是，幾個人圍著大櫥反覆敲打，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梁世銘始終注視著金慶鼎，但這主兒發現自己被注視著時，再也沒表現出任何異樣神情來。就在眾人一臉失望地想放棄時，老王忽然走向原先放大櫥的那個位置，低頭注視著地板，片刻，動手挪開了大櫥旁邊那個位置上的矮櫃。
就在這時，金慶鼎忽然大吼一聲，一把推開旁邊的梁世銘，一個箭步衝到樓梯口就往樓下奔。但他剛下到樓梯拐彎口，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個急剎車站下了。樓下，小郭的手槍已經對準了他，目露冷光，定定地看著他！
刑警老王大聲喝道：“銬起來！”
老王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刑警，在場所有偵查員中，他辦的各類案件最多最雜，參與搜查的機會自然也最多。他剛才在搜查被挪出來的大櫥失利之後，最初一瞬間的感覺跟其他偵查員一樣，也只能用“失望”兩字來表述。但是，老王有個習慣，遇到沮喪的事情時喜歡低頭作沉思狀。此刻他也是如此，沒想到就在一低頭的當兒，忽然無意間發現大櫥挪出後露出的那個位置的地板上沒有灰塵。這就奇怪了，一口長久放置的櫥櫃，無論屋裡打掃得怎麼幹淨，底下肯定有灰塵，即使原來沒有，每天打掃時也會飄進去，日積月累形成棉絮狀的塵絮。可是，這口大櫥下面怎麼沒有灰塵呢？老王驚詫之下，馬上挪開了旁邊的那口矮櫃，矮櫃底下是有灰塵的。
於是，老王明白了：這口大櫥是經常被挪開的，因此堆積不了灰塵。為什麼要經常挪開？看來答案只有一個：主人要使用這個位置。
金慶鼎被扣上手銬押了上來，這時老王、梁世銘等人的注意力已經不在他身上了，他們對分隔和鄰居房間的那道木頭板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番觀察後，發現這道板壁竟然是可以左右移動的，相當於一道簡易移門，動手移開，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跟這邊的書房差不多面積的房間，室內僅一桌一椅，桌面上空無一物，桌旁地板上放著一口皮箱，靠窗地板上橫放著一根竹竿。
打開皮箱，就是電臺。那根竹竿，是設置天線用的，使用時只要將天線搭上後往窗外牆上的一個釦子上一插就行了。
五福布店的隔壁原是一家棺材鋪子，後來關閉了。因為之前經營棺材的原因，該房產就難以被人租賃，金慶鼎就以低價租了下來。他在租下的房屋臨街門板上貼了“招租”告示，還掛了一把大鐵鎖，以告訴外界這是一個空鋪子，卻在樓上設置了一個跟他的書房有暗門相通的工作室，專門在夜深人靜之際操作電臺。
巧的是，就在樓上的搜查取得關鍵性突破的時候，樓下也有了意外收穫。那個已被秘密監控了的鐵匠屯女子姬紫菊這時正好興沖沖地僱了一輛黃包車趕來五福布店，一到門口見狀不對，也不下車了，忙著讓車伕“往前走，去繼祖皮草行”，但跟蹤在其後的便衣小那已經向門口待著的偵查員印雄發出了信號，於是她就被攔了下來。
從姬紫菊的坤包裡，搜出了一份關於中原軍區調動部隊的情報。原來，這個女人是一位專門從事運送情報等物的特務交通員。
將兩個被捕者押送進局子後，隨即進行了訊問，根據兩人的口供，專案組破獲了一個國民黨“保密局”潛伏開封的六人特務小組。
至此，是到案情真相大白的時候了。
先說金慶鼎，這個少年時曾去少林寺學過武術的布店老闆，在抗戰後期從北平到鄭州後當中學英文老師時，被當時還稱為“軍統”的特務組織發展為情報特工，“軍統”派人專門對他進行了無線電收發報及維修技術的培訓，指示他利用公開職業掩護擔任“軍統”的地下報務員。金慶鼎還沒有正式開始工作時，抗戰勝利了。但“軍統”還是要用金慶鼎的，指示他不能荒廢所學到的無線電技術，隨時準備為黨國效力。
金慶鼎按月領取“軍統”（後來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一份秘密薪水，卻不用幹什麼活兒，一直到1947年12月上旬，才接到跟其單線聯絡的上司桂木生的通知：準備辭職，前往開封投入工作。
金慶鼎到這時才發現，“保密局”方面對他平時的情況瞭如指掌，也不知從什麼途徑掌握了他的隱私：與一女生搞師生戀並已經去醫院檢查過妊娠情況。上司指示他據此作為切斷與供職學校關係的理由。金慶鼎雖然還沒有為“團體”做過任何特務工作，但知道這個“團體”的紀律是十分嚴格的，縱有不捨，也只好服從指令跟那女生分手，並巧妙地放出風聲讓學校方面知曉此事，以使其主動辭職有一個充分的理由。
金慶鼎回到開封后，繼續接受桂木生的領導。“保密局”的紀律是“不該看的不能看，不該問的不能問”，所以，金慶鼎只接受桂木生的指令，也不清楚這位上司究竟在“保密局”擔任著什麼職務，在開封又是什麼角色。桂木生指示他以經商為掩護，做好設置秘密電臺的準備。不久他的父親金九靈病死，他就接替老爹當了五福布店的老闆。而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桂木生讓他的電臺開始工作。儘管當時開封在第一次解放後又因解放軍的主動撤離而仍由國民黨統治著，但金慶鼎的秘密電臺始終處於地下狀態。因為“保密局”已經斷定開封不久肯定會第二次失守而被共產黨長期佔領，到那時，金慶鼎所在的特務小組的潛伏使命就將正式開始執行。
1948年10月24日，開封第二次解放，金慶鼎的特務工作於是正式拉開了帷幕。這時，桂木生再也不露面了，只給了金慶鼎一個秘密聯絡的地址，囑其在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才可使用。桂木生有情報需要拍發的時候，會讓那個金慶鼎不知姓名住址的女人（即姬紫菊）送來，順便取走金慶鼎收到的密電。根據規定，金慶鼎收到密電後二十四小時內如果姬紫菊還沒有來取的話，他就應當通過郵寄方式將密電傳送到桂木生指定的一個地方去。
要說金慶鼎的特務履歷，那倒也有些時間了，在“保密局”的檔案裡，他還屬於“抗戰時期參加團體的同志”。但是，真正幹特務活動，其實不過就兩個月的時間，因此他沒有把當特務當回事，就像從事著一份第二職業似的輕鬆。因為這種輕鬆，他就忘記了自己另有一種特殊身份，應當處處小心謹慎，所以導致了12月21日晚上在追靖飯莊吃飯時跟顧某、劉某發生了糾紛，出手打傷了人家。這樣，他就折進了局子。
對於當時的金慶鼎來說，折進局子的原因他自己是清楚的，所以他並不驚慌，尋思打傷了人，該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反正再怎麼著也不可能把他送交法院判刑的。因此，他在看守所裡照樣吃得下睡得著。果然，沒幾天他就被釋放了。
金慶鼎回來後的當天晚上，就打開電臺接收南京“保密局”總部發來的數份密電。按規定在等候二十四小時後還不見姬紫菊來取，就裝進信封封好，因為天冷懶得出門，就委託一位店員下班經過郵局時寄了出去。估計桂木生那裡收到密電後知道他沒什麼事，所以就派姬紫菊送來情報讓他迅即拍發出去了。
這就是金慶鼎交代的情況，他對於自己被捕後社會上接連發生的七起拍花案什麼的，一概不知。
第二個要說到的是鐵匠屯那個女特工姬紫菊。這個女人是由她的第三任丈夫、“軍統”特工中校貝俊飛發展為特務的。貝俊飛發展妻子參加了特務組織，但卻不是她的上司，而是將姬紫菊的組織關係交給了開封方面的特務組織。後來，貝俊飛不知下落，但姬紫菊的特務身份仍然保持著，跟她單線聯絡的那個特務按月給她送來一份薪水，卻沒有派給她做什麼活兒。直到1947年初夏，“保密局”下令建立情報組織收集“共軍劉鄧部進犯中原”的情報，她才被正式起用，接受桂木生領導。姬紫菊這才開始偶爾跑跑交通。當時開封還由國民黨統治著，所以儘管這種活動保持著神秘性，但卻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姬紫菊很樂意跑交通，因為上司會另外發給她一份活動津貼。
開封於1948年10月24日解放後，姬紫菊就開始了正式活動。通常都是桂木生派人送來情報、經費，有時也有東西，是密封在紙盒裡的，沉甸甸的不知是什麼（金慶鼎交代說是電臺使用的備用電池，可以在停電時保證照常使用）。有一次，是桂木生親自過來的，當時他化裝成賣雜貨的貨郎。
金慶鼎於12月21日深夜被捕的消息，還是次日上午桂木生派人通知姬紫菊的，讓她在沒有接到新的命令前不得擅自去五福布店，這段時間在家待命。幾個小時後，先前那個特務又來到鐵匠屯，傳達了桂木生的另一道命令：準備接待客人，來人將在鐵匠屯小住數日，安排好客人的吃喝住宿，不得向來人打聽任何情況。
客人有三位，自稱分別是錢、周、朱姓，姬紫菊也不管他們的年齡比自己大還是小，一律喚稱“老錢”、“老周”、“老朱”。由於桂木生有言在先，所以她不敢跟三人說什麼，讓父親姬老財把他們安排在後院的一間屋子裡，派人供酒供肉好吃好喝侍候著就是了。後院另有一道小門跟外面相通，這三人自由出進，姬紫菊也不知他們在外面忙碌些什麼。
這三人是12月23日深夜由桂木生親自陪同著來到鐵匠屯姬家的，桂木生連夜離開了。三人在姬家住了五天，於12月28日下午離開。他們走時，也沒有跟姬紫菊打招呼，姬紫菊後來聽說是一輛汽車開來將他們載走的。
第三個要說的就是桂木生了。這個四十歲的男子是開封鐵路上的一個檢修工，留給同事的印象是一個嗜酒者，平時在機務段整日沒精打采的，渾身酒氣，哈欠連天。當然也有常人不及的優點，除了有一手不錯的鉗工技藝外，待人大方也是惹人喜歡他的一條，所有工友沒有一個不曾接受過他的經濟資助。桂木生這副形象，當然是裝出來用以保全自己的保護色，這人其實是“軍統”的一個老特工。桂木生是河南信陽人氏，十四歲進了鐵路機務段學藝，二十歲時已經是一名熟練的鉗工了。二十二歲，桂木生調到開封鐵路上工作，併成了家。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一名技工搖身一變成為“軍統”的一個特工，而引人注意的是，他進入“軍統”的介紹人竟然是戴笠。
那是1938年年初的事，當時蔣介石因山東軍閥韓復榘不服從命令，消極抗日，給全國各地軍閥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決定殺一儆百予以懲治。蔣介石把逮捕韓復榘的使命交給戴笠，戴笠於是開始制訂方案，做行動準備。韓復榘也知道蔣介石是何許人，更知道他為了保存實力而回避日軍進犯會造成的後果，所以對於蔣介石是心存十足戒意的。當時韓復榘有一支警衛部隊，稱為“手槍旅”，戰鬥力很強，韓復榘只要出門，必有該勁旅跟著護衛。戴笠為對付韓的這支勁旅，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案：蔣介石以開會為名把韓復榘召到開封，會後在開封車站由國民黨另一高級將領劉峙出面把韓誘上停著的專列。待韓上車後，立刻拉響防空警報，專列隨即駛離車站，把韓的衛隊跟韓分隔後將韓逮捕立解武漢。
蔣介石批准了戴笠的這一方案，戴笠為確保行動萬無一失，親自前往開封車站實地察看，並瞭解一應技術問題。當時，戴笠化裝成一名經營五金配件的商人，在開封車站待了整整一天。期間，戴笠跟正在當班的桂木生有幾個小時的接觸，交談之下認為桂可以做一個優秀的特工人員。這樣，逮捕韓復榘之後，就有人來找桂木生，一番利誘勸說，桂木生就成了特務。當時戰事緊張，“軍統”也沒有對他進行什麼訓練，發了些錢給他讓他待命。命令一直沒有來，直到日軍佔領開封后，“軍統”方面才派人跟桂木生聯絡，指示他收集日軍情報。桂木生就這樣一直幹到抗戰結束，收集並轉送了上百條情報，據說受到了戴笠的讚揚，還說要給他一個不低於少校的軍銜。可是，桂木生沒有等到少校軍銜，戴笠就死了。戴笠死後，“軍統”易名為“國防部保密局”，由毛人鳳執掌。從此，就沒有人跟桂木生提什麼少校軍銜的話了，但他仍是“團體”的人，所以還得繼續幹特務活。
1947年初夏，桂木生被任命為“保密局”開封特別情報小組組長，讓他利用職業之便，負責收集共產黨劉鄧部隊“進犯中原”方面的情報，同時也順帶著瞭解國民黨內部的動態。桂木生負責的這個情報小組當時有四名成員，收集到的情報由上司指定的交通員在約定的時間裡來取，反正那時開封還是國民黨的天下，不必擔心有什麼危險。到了這年初秋，上峰通知桂木生，局本部經過研究，決定你小組在時勢發生異常變化時作為潛伏力量隱藏開封進行地下工作，屆時傳遞情報將通過秘密電臺進行，決定給你組增派一名報務員，並配備電臺。這名報務員，就是金慶鼎了。
桂木生主持著他這個特務小組，收集了若干情報，通過金慶鼎的電臺向南京“保密局”總部報送。其時，戰事對於國民黨愈加不利，鄭州、開封解放後，國民黨方面判斷共產黨必將攻打對於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武漢，因此上峰不斷地向桂木生小組下達指令，要求全力收集共產黨的軍事情報。哪知就在這當兒，金慶鼎出事被捕了。
金慶鼎被捕後次日清晨，桂木生就得到消息了，他隨即打聽，知道金慶鼎的被捕是因為在飯莊吃飯時跟人發生糾紛而引發，警方對其執行拘捕時並未對布店和住宅實施搜查，於是稍稍心定。但他非常擔心事情會起變化，比如金慶鼎在局子裡交代了特務問題、金慶鼎的家人或者店員發現了秘密電臺向公安局舉報、手頭收集到的情報由於無法拍發出去而失效、上峰有重要指示下達他卻無法收到而最後導致誤會而被上峰下令給密裁了，等等。因此，桂木生就急於讓金慶鼎儘早獲釋。他找了一個以前幹過鐵路警察的老熟人時建道，想通過對方跟第二區公安分局的警察通個路子打個招呼，交點保金把金慶鼎撈出來。但時建道說他在第二區分局沒有說得上這種話的人，不過他給桂木生出了個主意，說可以給逮人的第二區分局一點顏色看看，他們權衡利害，就會把金老闆放出來。
接下來就可以看出科班出身與否的重要性了，即使幹特工也是這樣。“軍統”的特工，凡是科班出身的，都接受過包括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在內的政治教育，對於共產黨的行事思路或多或少有些瞭解，所以，如果桂木生是科班出身接受過“軍統”正規特工訓練的話，他對於那個前鐵路警察的主意肯定嗤之以鼻，一聲“拜拜”回頭就走。但桂木生不是那路人，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天特工訓練，也從來沒有人給他講解過應該如何分析應付諸如此類的突發情況，而且，腦子裡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警匪勾結的那一套，當下一聽覺得有道理，於是就決定採納這個建議。
桂木生在鐵路上幹了二十幾年，結交了一些江湖朋友，後來替“軍統”幹起了情報工作，還直接通過這些到處流竄作案的江湖朋友幫過忙。這次，他就想起了已經金盆洗手定居在鄭州的黑道人物穆真，於是就立刻動身前往鄭州拜訪。穆真是湖北孝感人氏，土匪出身，早年作案失風遭到軍警追捕逃到信陽火車站，走投無路眼見得就要落網之際被學徒工桂木生搭救，兩人因此成為莫逆之交。後來，穆真憑著那份吃人心的兇殘，成為湖北、河南交界地區的一個黑道成名人物，一度手眼通天、呼風喚雨，連後來的日本憲兵隊也買他三分賬。抗戰中期，穆真退出江湖，定居鄭州，但跟各方江湖人物還保持著一定的關係。這次，桂木生前去拜訪穆真，說有一位弟兄因為打架折進了局子，他想給警方製造點小麻煩打個招呼讓放人，請穆真推薦有點絕招的朋友幫個忙。穆真爽快地點了頭，當即找來錢妙一、周奇、朱辛父三名擅長拍花犯罪的江湖人士，讓他們跟桂木生去開封跑一趟，幹什麼、怎麼幹、待多久等一切全部聽桂木生的。
桂木生把三名拍花分子帶回開封后，安置在鐵匠屯姬宅，然後去找時建道，詢問應該如何進行警告行動。那個時建道其實也是個專犯低級錯誤的弱智類角色，他按照舊警察跟盜匪打交道的思路替桂木生作了一番策劃。桂木生於是就按照這套策劃去行事，哪知四起案子作下來沒有任何效果。桂木生再去請教時建道，時就替他寫了一封警告函件，說如果警方再不放人，你就可再作幾個怎樣怎樣的案子。
桂木生於是立刻通過“劉癆癆”搞到了三輛黃包車，指示三名拍花分子作了被專案組編為第5、6、7號的黃包車拍花案。這三起案件作過後，正好金慶鼎拘留期滿被釋放了，桂木生就以為是時建道的計謀起了作用，指示錢妙一等人把贓物送了回去，然後贈送了一筆錢鈔送走了他們，當然也沒忘記酬謝一下時建道。
專案組根據上述口供，先將時建道逮捕，然後又去鄭州拿下了穆真。再捉錢妙一等人時，卻未能找到，原來他們沒回鄭州。錢妙一、周奇、朱辛父三人於1951年分別在新鄉、駐馬店落網，其時，開封拍花案的桂木生等犯都已經受到了嚴懲。以錢、周、朱三人的拍花犯罪情節，還不至於像桂木生等人那樣受到極刑處置，但由於開封拍花案的案底已被記錄在案，因此就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置，三人全被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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