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正统年间始建耀州城时，依据地形及城内建筑布局规划的州城墙大体为矩形，南北稍长，东西较短，南部因两河交汇、地近河滩、为避水安全略收缩而较窄。由于州城北高南低，城内南北大街及四周城墙也随地势北高南低，南北高差约等于城墙高度，正如城内百姓说：“北门地平与南门城墙顶齐平”。
当时规划的州城是四面居中开城门，两两相对，直通四大街。由于官署建筑在先，并占据全城中心，按照“天下衙门朝南开”的规矩，州署大门正对南大街，又由于州署本身占地的宽度，将北大街整体向东推移了四五十米。为连通北城门，故北街北段稍向西弯斜通达城门，东西大街则在衙门前横向通过，两端直通东西城门。西城门由于受历史上几次洪水冲击损毁，曾向东后退了数丈。东城门最早的位置就在今药王大道起点桥头附近，最初的城门仅有城门洞，没有城楼，低隘不能行车。明初的布政分司衙门于正统五年建于东门内，近靠东城墙，成化、弘治年间几次遭遇洪水，冲毁了东城墙，布政分司也因此迁至西街，即后来的“文正书院”（原西小）。此后，漆河水连年冲刷，直逼东城墙下，不便通行，于是在嘉靖年间，知州周廷杰重修东城石堤。之后，知州江从春大修城墙时封闭了此处城门，将其向南移动了约百米，在地势较低易通城外道路处另开了东城门（乔世宁有《修城碑记》），同时修建了四城门楼，并把东、南、西、北四城门分别命名为“丰”、“雍”、“远”、“寿”。东门面对宝鉴山，取“丰年山有光如鉴”之意，名“丰门”；出南门外岔口直通关中大地，关中古称雍州，故名“雍门”；耀州地境大多在沮河流域，出西门通达西北山区，地广路远，故名“远门”；北门面对步寿原，故名“寿门”。
嘉靖六年时张琏《耀州志》所绘州城图之东西城门均直通东西大街，遥遥相对。三十年后乔世宁所修《耀州志》中的州城图东城门则已拐弯向南了，可见东城门的位置移动应在嘉靖年间。嘉靖三十三年，知州李廷宝拆掉城中废弃寺塔，增修南门。嘉靖三十七年，知州江从春大修城墙，创建东、西、北三门并为其命名。此后，近四百年间基本维持了这种格局，即北、西、南三城门直通大街，而东城门不直通东大街，位于今胜利巷中段路东处，对面西通花园巷（一度称为菜市巷）连南大街。
耀州明代州城图
民国时期，所有外来车辆均要进南门入城，后经花园巷出东门北上延榆，由此，东城门成为城内的交通要道。1935年，连接关中至陕北的咸榆公路通车耀县，此路要绕耀县东城墙下铁牛滩北上，一时，东关人流大增。不久，陇海铁路支线咸铜铁路开始修建，在耀县东城门外设站，为适应交通人流趋势，1938年9月在东大街东端破开城墙，开辟正东门，并用挖城之土铺成连接咸榆公路的大坡道，经石桥过漆河通火车站。次年，咸铜铁路正式通车耀县，来耀之车辆均须通过此新开东城门进入，一时新开东城门又成为耀县最繁忙、繁华的交通路口。上世纪六十年代修桥之前，农贸市场即在东门外坡道两旁直至咸榆路十字路口一带，每年临近腊月，人流货物拥挤，咸榆公路交通常被阻断。
民国时期的耀县（今耀州区）正东城门
为与原东城门相区别，人们将新开城门称之为“新东门”，将原东门称之为“老东门”。其实，究其历史，“新东门”其实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东门，在历经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后，又恢复了历史原状，而所谓“老东门”不过是明朝后期南移之后另开的城门。民国二十三年（1943年）夏，漆水暴涨，东城门外汪洋一片，咸榆路旁多家盐店被淹，洪水冲毁了新开不久的新东门，修复后称为“光华门”。解放前夕，1948年改称东门为“元恺门”，以表示纪念辛亥革命先烈宋向辰（字元恺），并由当时的县长贺义夫题写城门额石碑（隶书“元恺门”三个大字，下有时间署名）镶于城门洞顶。解放后，城门洞被挖开，此碑流落于东城北巷居民家门口，后被博物馆收藏，现镶嵌在馆内前院西侧碑廊墙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各处城墙遗迹被基建挖土时拆掉，如今绝大部分城墙、城门均不见原貌遗迹，而新东门、老东门作为地名（点）仍保留在耀州人的记忆中，并连带派生出“老东门巷”这一巷道名。可以说，东城门几百年间的位置变化，正反映了耀州交通道路的历史变迁。（雷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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