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鄉村，尤其是改變鄉村的精神面貌和收入狀況，這是許多人都很非常關心的議題，在很長的時間裡，鄉村都是地廣人多，與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鄉村發展好了，城市發展更好，鄉村發展不好，城市發展也會遇到相應問題。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1920-1930年那會，中國曾有掀起過一起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全國出現了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出現了一大批鄉村建設的傑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稱之為鄉村建設三傑的晏陽初、梁漱溟和盧作孚。
教育是晏陽初和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主線。
晏陽初認為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愚、貧、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學校、社會、家庭三位一體連環教育的三種方式，實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達到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方案是，把鄉村組織起來，建立鄉農學校作為政教合一的機關，向農民進行安分守法的倫理道德教育，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組織鄉村自衛團體，以維護治安；在經濟上組織農村合作社，以謀取鄉村的發達。
相比之下，作為實業家的盧作孚，方法就接地氣多了：修建鐵路、治理河灘、疏浚河道、開發礦業、興建工廠、開辦銀行、建設電站、開通郵電、建立農場、發展貿易、組織科技服務等等。
抗戰時期，位於重慶的北碚被稱為“陪都的陪都”，盧作孚注意因地制宜，發揮地方優勢。如北碚的煤炭資源異常豐富，但礦區皆在深山老林之中，運輸全靠肩挑背扛，效率極低。盧作孚招集各礦業主，以招股辦法籌集資金，修建了四川第一條鐵路——北川鐵路，使日運量由200噸迅速提高到2000噸，煤礦得到大發展，成為抗戰時期碚都的主要燃料供應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盧作孚以交通運輸為龍頭的模式進行鄉村建設，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間，就從一個窮鄉僻壤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型”的城市。
按照目前的話來說，鄉村建設也是有優先級的，首先得讓人收入提高了，其次才能改變精神面貌。如果順序顛倒，往往事倍功半。
到了今天，鄉村也依舊需要建設，方法也各有各的版本。
到了今天，鄉村民眾也依然存在，活法則是各憑所長吧。
一種是鯉魚躍農門，讀書-就業-變成城裡人，許多的鄉村的孩子，按照這個路徑在斬斷自己與鄉村的聯繫，但這畢竟是少之又少，更多還是像候鳥一樣遷徙，往返與城市於鄉村之間，在城市謀生打拼，又無法割捨鄉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就是這一批人的真實寫照。
一種是塘裡的泥鰍，翻不了大浪，活得也還滋潤，說到底，這群留在鄉村的人精明務實，不管是在家務農還是小本創業，他們都有自己的方法和目標，經營起來都有條不紊，開個小賣部，辦個養雞場，可能賺不了那麼多，倒也其樂融融，但是加諸於他們的身上的天然束縛也非常多，就像海爾之後，再也沒有這樣一飛沖天的鄉鎮企業了。
剩下的絕大多數鄉村民眾，就跟我們所熟悉的中國農民一樣，他們許多都有著善良、勤勞等與生俱來的品質，與此同時又有著揮之不去的短視、自私等特點，作為一個族群整體，千百年來，性格特點一直沒變，也就是晏陽初先生所說的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愚、貧、弱、私”四大病害，但是他們也想過上富裕體面的生活，也想自己的孩子讀上大學，這也是他們奮鬥的動力。
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首先就是一把巨大而鋒利的城鄉剪刀差：一斤大蒜，從田間直達消費者餐桌，要過五關斬六將，經歷層層關卡，在傳統零售批發中，這斤蒜要經歷農民-販子-批發市場-超市/菜市場-消費者，足足五六個環節，每層加價30%以上。於是，在地頭1元/斤的大蒜，到超市變成了8元/斤。中間的7元，支付給了這條漫長交易鏈，農民所獲無幾，而且還要承擔諸如出現“豬週期、蒜你狠、向前蔥”等週期陷阱，稍有不慎，就會中招。
時代畢竟是在往前發展，電商的出現即是一例，C2C的購物模式很大程度可以壓縮流通環節，讓大蒜從田間直達消費者餐桌時，消費者賺優惠，農戶賺實惠。不過，這是比較理想的假設，許多的農產品存在時節性，對物流有很強的要求，而且但凡開過網店的想必都很清楚，在網店所砸下的推廣營銷費用，比線下做廣告的費用肯定低不了。
更何況，還有一個天然的難以逾越的門檻，要懂網上開店，要懂營銷包裝，這對農戶來說太難了，至少在他觸網之初，一般是不可能具備這種能力，青壯年都進城務工，網店這塊市場如果沒有政策優勢，政府支持，這個版塊根本做不動。除非等個別品牌做大了，真正有利益可圖了，才有專門的人來運營。
但是，新電商拼多多的闖入，打破了原有的體系。依靠C2B模式，拼多多實現田間直髮餐桌，降低了中間流通成本，也在最短的流程中保證貨品的新鮮。拼多多新電商模式的特點是，在短時間內能聚集起巨大流量，形成“消費者—農戶”的多對多匹配。大量同氣候、不同土壤、不同品種的小農產區，能迅速精準匹配到前端不同喜好的消費者，變大範圍、小規模、分散化的小農經濟為個性化優勢。這種大規模的多對多匹配，也必然帶動中國農業生產、流通體系的改變。
換句話來說即是，傳統電商沿用網店扶貧，農貨只能等待被動搜索，既起不到多少效果，還讓大量投入變成沉沒成本。拼多多模式則通過邊逛邊買的購物場景，將更多貧困地區的農貨主動呈現，並帶動3億用戶接力，幫助農貨訂單實現裂變式增長。人際網絡元素的加入，為購物增添了更多玩法和樂趣，也讓買賣雙方的門檻都隨之降低，“拼單分享”的模式讓消費者從“簡單的買買買”，過渡到“有趣的拼拼拼”。在拼多多上爆紅的乾果品牌康夢，就是依託消費數據，迅速抓住市場空缺後崛起的。
而且，在拼多多看來，解決農貨滯銷的“應激式扶貧”並非長久之計， 最根本的還是要幫助更多的小農，闖出品牌、提升溢價。在拼多多模式的扶持下，已經有不少品牌雛形初現：浙江80後小夥江平創辦的“果小鮮”，3個月帶動村民賣出5000萬元銷售額；陝西90後小夥劉宇的“聚果生鮮”，一週內賣掉1.5萬斤“鄭爺爺的梨”。
可以說，拼多多在一邊解決全國各地農貨滯銷，也在一邊扶持新農人闖出品牌，實現了應急扶貧與長效造血的融合發展。拼多多與其他電商平臺還有一點不同不得不提，拼多多一開始起家就是依靠水果，因為平臺能夠短時間聚集起巨大的量，無論東家還是西家的橙子，一下子都能夠拼光，果園主因此可以讓果子在樹上自然成熟後再摘下來。
英特爾原中國首席企業責任官楊鍾仁曾說過一段話，英特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經歷了三個階段：最早是1.0版的“授人以魚”，然後是2.0版的“授人以漁”，現在是3.0版，即要與各界夥伴跨界合作，共同“營造漁場”，稱其為“CSR3.0”（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即企業社會責任）。
拼多多何嘗不是“扶貧3.0”。在供給側，通過聚集海量訂單分拆給產區，精準到貧困戶；在需求側，3億用戶接力分享的社交力量，讓農貨訂單裂變式增長。
目前，憑藉“社交+電商”高度融合的創新業務模式，拼多多僅用了2年多時間，即一躍成為全國第三、上海市最大的電商平臺。拼多多目前擁有3億付費用戶、百萬商家，年交易額達千億元。2017年，拼多多全年催生9億多筆助農訂單，幫助農民賣出183萬噸農貨，直接拉動170.56億元收入，為126萬農民解決收入問題。
2016年年11月，國務院扶貧辦就與15個國家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完成了對電商扶貧工作的頂層設計。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在今年兩會時曾說，“文化扶貧是核心價值觀，電商扶貧是翅膀，快車呀！”
拼多多新電商模式，有望為中國鄉村經濟的提升，提供了一種的新的思路。被稱之為鄉村建設三傑的晏陽初、梁漱溟和盧作孚三位老先生，若是看到今天這一幕，亦應會點頭讚許吧。（文/陸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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