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一部叫做《二十二》的讲述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扰动了安静的暑假。不管是制作、宣传还是内容，这部纪录片都充满了故事。众筹集资拍摄、从《三十二》到《二十二》的无奈辛酸、半个娱乐圈帮忙宣传、自媒体纷纷安利，为了支持这些遭受过苦难的奶奶们，为了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为了让迫害者忏悔，为了公平与正义，大家也纷纷走进电影院去为影片贡献票房。
《二十二》
很多人在看过《二十二》后，觉得纪录片拍摄手法并不高级，素材不详实，内容不衔接，甚至整个观看过程略显无聊，质疑它在消费慰安妇这个群体。
但是我觉得影片的意义高于影片的质量，而且这正显示了导演的态度，他对这个群体比谁都尊重，他并不想打扰那些奶奶们现在的生活，也不能够残忍的去逼她们回忆那些恐怖的经历，所以他做的更多的是单纯的记录，记录她们现在的生活，记录她们的顽强，所以我们看到了那群被遗忘的人，看到了她们现在生活的还好，看到了生命的韧性，也看到了她们偶尔的失神和眼睛透露出的悲伤。
《二十二》上映一个月之后，不远处的韩国上映了一部商业片，叫做《我能说》，同样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它弥补了我们在看完《二十二》之后的那些遗憾，比如看完了之后，感觉很无力。无力在看着这些幸存者慢慢老去，无计可施；无力在除了去影院支持，大多数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它用另一个角度去诠释那段历史，用另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去表现慰安妇这个群体的生命的张力，它告诉我们要去斗争，要去行动。这可能也是中国与韩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的差别。
《我能说》
电影《我能说》是以2007年2月15日参与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环境小组委以“受日军加害者人权保护”为主题的听证会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李容秀、金群子老人为原型。
《我能说》中的罗玉芬，是一个慰安妇幸存者，但是她一直因为对妈妈的承诺，隐藏自己的身份生活，因为妈妈告诉她这是屈辱。街坊邻里都不知道她从前是做过什么的，她也没有参与国家关于慰安妇受害者的登记。
她在大家的眼中是跟别人身份没有差别的老奶奶，就是性格比较奇怪，因为她特别爱管闲事和打抱不平，经常拿着相机拍照举报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导致公务员们见到她就头疼，私底下给她起外号“鬼怪奶奶”，但是，相处久了，大家也都喜欢上了鬼怪奶奶的直爽性格。
同为慰安妇的正心，鬼怪奶奶的最好的朋友，跟她很不一样。正心一直在到处奔走、到处作证，希望让日本人道歉。
好友正心的病重和遗留的信，让鬼怪奶奶不想再履行跟妈妈的承诺，准备公开自己的慰安妇身份，为美国的听证会作证。
不同于《二十二》中对于幸存者的纯记录与不打扰，《我能说》更进一步揭示了慰安妇幸存者的心理与生活。鬼怪奶奶被解救以后，妈妈告诉她这是屈辱，不让她跟别人说，兄弟姐妹也因为这个离他而去，所以她一直都是孤单一人，家人的不理解让奶奶无法正视那段历史，所以她选择逃避，选择把这段屈辱的历史埋葬。终其一生，鬼怪奶奶都是孤身一人，没有儿女，罗文姬奶奶的表演十分动人，将那种苦痛表现的入木三分。
影片开始从奶奶频繁信访和努力学英语讲起，层层递进，揭示奶奶奇怪性格形成的原因，爱管闲事是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学英语是因为其实一直想勇敢的说出去。
《我能说》一语双关，既是指奶奶能说英语，也是指奶奶可以勇敢的正视过去，说出日本的罪行，努力进行演讲和抗争。
影片并不沉重，前半段还充满了欢乐。奶奶一直在乐观开朗积极的面对这个世界，她比谁都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知道这些有多么不容易。
影片的最后，奶奶勇敢的揭露当初自己受过的伤害，控诉日本的罪行，要求日本的道歉。
我觉得《二十二》和《我能说》，表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打扰和铭记她们的苦痛，一种是积极进行抗争。这似乎也像中韩政府这几年所做的。中国对慰安妇能够被道歉所做的努力远没有韩国来的多，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在老去，而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在斗争。
韩国为慰安妇做了哪些？
韩国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一直在为慰安妇问题而努力。在公交车上放置慰安妇少女像，每天都经过日本驻韩大使馆。
将慰安妇少女像搬到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将慰安妇少女像在全国投放，做成纪念品。
著名的“星期三抗议”，即幸存者和民间组织在领事馆面前示威抗议，要求道歉，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
拍摄慰安妇主题的电影和纪录片，研究人员积极搜寻日军的罪证，民间组织将2700份资料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记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韩国总统朴槿惠当政时，要求安倍不道歉，两国绝不开展谈话。2015年，安倍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书面道歉，并答应投资十亿日元给慰安妇援助基金。
我一直觉得“慰安妇”这个名字充满了侮辱性，因为它是日本人起的，这是他们看待那些迫害者的态度，我更愿意称呼她们为“性奴制度的受害者”。希望社会和国家对这些即将老去的幸存者能有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我们不应该坐以待毙，她们需要一个道歉，日本应该为他们所做过的罪行进行真心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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