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正在困难时期。我刚刚懂事，就在姥姥家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长我16岁的舅舅有一个书柜，里面藏有许多书，更有许多连环画——俗称“小人书”。他虽然在澡塘工作，但书可是按图书馆的模式管理的。每本都有编号，并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在书柜里静静地躺着。看到他如此珍惜自己的“图书馆”，我不敢贸然造次。 图为1966年和姐姐合影。
一次家中无人，我在探索欲的驱使下有了非分之想。他的书柜上边是一个装着油盐酱醋、窝头大蒜的大抽屉。好在当时吃的东西比较匮乏，抽屉我可以勉强搬动，这样就可以尽情享用里边的“小人书”了。其实当时我识不了几个字，主要靠一蒙二碰加拼音来了解大概意思。记得看《武松打虎》时，被跌宕起伏的情节所感染，恍若老虎就在身边，吓得跑到了屋外。图为1955年姥姥、姨、舅合影。
家里的书总是有限的，幸好哥哥毛遂自荐在运城图书馆当了业余管理员，这样就可经常借到用塑料绳绑到一起的“小人书” 了，即使后来他到外地工作，舅舅也能靠图书证借到“小人书” 。每次他们借回“小人书”之时，就是我们全家人迎来精神大餐之日，连不识字的姥姥也一手拿着书一手蘸着唾液“翻娃娃” ，全然忘记了饥肠辘辘。图为哥哥1967年在武汉留影。
有时他们借书回来晚了我已睡下，他们还要得意地摇醒我问我看不看，此时我就像注了一针兴奋剂一样来个鲤鱼打挺，贪婪地看上一本。如果书太多实在看不完，也要每本翻上个大概，然后把它放到枕头边，幸福地安然入睡。图为1972年在运城留影。
在家里能看上“小人书”，在学校同样可以看到。记得我上二年级时班里就建了一个“小人书”箱，同学们都自觉交一本互相传看。我的一本书丢了后，老师送了我一本反映美国黑人反抗压迫的《自由神的命运》。因为是老师送的，我格外珍惜，反复阅读。过了五十多年了，其中的故事梗概，人物形象还历历在目。 放学后，我还常常和同学们到书店去看“小人书”的封面，然后摸摸空空如也的囊中咽一口唾沫。图为1987年在母校留影。
或是跟着有一两分钱的“款爷”同学，到小书摊上“锅伙”看一本书；或是盼到理发时使劲看理发馆的“小人书”。每次理发员喊我理时，都故作高姿态地嘴上说，我没事，先让大人们理；心里想，不看完馆里的书休想让我理发。年龄再大点后，虽然我有了“小人书”箱，但总觉得藏品不够丰厚，总想纳入新鲜血液,可从哪来钱呢？问长辈们要吧，看着大人们被钱逼得捉襟见肘的样子，知道张嘴也是白张嘴。图为1984年运城的小人书摊。
还是哥哥有办法，他把镰刀绑到竹竿上，领着我去采槐花籽卖钱。一到目的地，他就和灵猴一样爬上树。我爬树天赋很差，虽经多年努力，终未修成正果。好在他并不计较我的无能，只要我在树下认真捡拾即可。图为1984年山西永济书店门口看小人书的小朋友。
半天功夫，我们就收获不小，到收购站一卖，就挣到了让我目瞪口呆的钱了。有了这笔不菲的收入，我们不但买了几本“小人书”，晚上还到卖烧鸡的小摊上花两毛钱买了只鸡头打了一下牙祭。哥哥能挣到钱，我也得想个办法呀？像他一样去棉科所当摘桃的临时工？估计人家嫌我太小；去靶场挖子弹头卖？怕被枪崩了。穷则思变、事在人为。眉头一皱我盯上了哥哥精心喂养的蚕宝宝。图为1988年山西永济处理小人书的地摊。
于是乎先到学校进行了市场调查，谈好价钱收了定金后，就趁哥哥不在家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成了交易。 可怜哥哥至今都不知他当时喂的蚕怎么会越喂越少，殊不知家“贼”难防呀！看样子我的市场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遗憾地是摄影太吸引人，让我难得的天分自生自灭了。我用卖蚕的九分钱到书店买了一本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故事《侦察英雄陈养》，忐忑不安地享受了买小儿书的快乐。 图为1972年母校南街小学部分师生合影。
光看“小人书”时间长了觉得还不过瘾，于是我就用很大功夫画了一本《渡江侦察记》。这是根据印象大胆想象演绎的现代版渡江作战。渡江时，地上有军乐队伴奏，登陆艇打前锋，并舰载T34坦克；天上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护航，并有轰炸机群对敌滩头阵地实施地毯式轰炸。画完后急不可待地就请同学们欣赏，大家对我胡编乱造的涂鸦之作还是很捧场， 不管怎样，大家观看对我就是很大的鼓励。图为1994年永济一小人书摊。
如此喜欢“小儿书”，命运却使我走上了摄影道路。“小儿书”和摄影创作虽然区别很大，但毕竟属于姐妹艺术，在艺术构思、形象塑造、画面经营乃至文字编纂上都一脉相承血肉相连。少年时代大量阅读健康有益的“小儿书”使我的认知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大大加强；间接生活的积累使我在摄影创作中如有神助、左右逢源。每当我有了微小的进步，都会感谢“小人书”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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