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友”的故事——巴金與蕭乾
文潔若（蕭乾夫人）說：“假若巴金不認識蕭乾，巴金還是巴金，但假若蕭乾不認識巴金，就不一樣了。蕭乾曾說：‘我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結識了巴金，七十年來一直保持友誼。如果不是這樣，我一生會走更多的彎路。沈從文教我怎樣寫文章，巴金教我怎樣做人。’”這些話強調了巴金對蕭乾一生的重要性。
巴金與文潔若
蕭乾總結了他與巴金友誼的三個重要內容，即摯友、益友、畏友。前二者比較好理解，文潔若的書中也有較詳細的描述。如蕭乾最早是在巴金的啟示、鼓勵、影響下，有了從事文學創作的信心，以至後來終於走上一條他認為正確的健康的人生和文學之路。當他處於人生的低谷，被社會遺棄的時候，只有巴金一如既往仍然熱誠相待，使他懂得在任何境遇下都對自己不要失去信心。巴金始終對蕭乾抱著熱切的期待並持很高的評價，希望他把他的“才華和文采”貢獻出來，蕭乾覺得巴金幾十年來一直推動他“在歷史的長河中前進”。這些真摯美好的友情，充溢在過去蕭乾的有關文章中和現在文潔若的書中。至於“畏友”之說，他們也有所涉及，但我想在這裡作些補充，因為這在今天的文壇實在是太難得了。
蕭乾與巴金
蕭乾第一次婚變，巴金“看不慣”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蕭乾的感情生活問題。蕭乾一生有過四次婚姻，情況各有不同，文潔若書中都有記述和評點；也說到巴金對蕭乾第一次婚變的批評。巴金說：“我批評他，同他爭論過，我看不慣那種憑個人興趣、愛好或者衝動，見一個愛一個，愛一個換一個的辦法，我勸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責任，應該知道怎樣控制感情，等等。我談得多，我想說服他，沒有用！但是他不是一個玩弄女性的人……”對一個朋友的私生活肯這樣直言不諱，這樣鮮明表示自己的意見，在文壇這個圈子裡是很少見的。
當年蕭乾和巴金在香港九龍碼頭見面，蕭乾要巴金一起等候見他的新女友時，巴金堅決不見，掉頭而去。對巴金來說，他絕不是矯情，更不是說教。他是真誠的。他對戀愛婚姻歷來主張，既要有感情，又要負責任。
年輕時的巴金
他對另一位朋友楊苡，當在生活中碰到不順心的時候，也勸她：結了婚，“算是負上了責任”；“系在一個共同的命運上，就應該互相幫助，互相諒解，互相改進自己。”而且，巴金更主張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用在改造社會的事業上。他對於別人如此，對自己的感情生活更是這樣，他與蕭珊堅貞不渝，相愛一生，是眾所周知的。他對自己的寫作生活也是這樣的：他一生覺得自己身內像是充滿著激情，像有一根鞭子在驅使著自己，為人類和民族的進步獻身。他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所以蕭乾說他是醫治他的心靈的醫生，視為“益友”“畏友”。
但是當時蕭乾卻聽不進去，任性而為，白白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才華。文潔若說他早年寫出《夢之谷》時的藝術靈感因此都失去了，被藝術女神拋棄了。由此比較巴金與蕭乾兩個人的性情、心靈不同處，導致了不同的後來。蕭乾晚年，對於當年這段婚變，一直歉疚在心。這也正是文潔若書中特意把蕭乾寫的“心債”兩字作為標題的用意。
巴金要蕭乾“器量大些”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蕭乾被打成右派時的遭遇。文潔若對此語焉不詳。1979年，我和唐達成曾去看望蕭乾，那時他住在永定門附近的一個陋室。達成和他是老友老同事，我是第一次見到他，但他一樣非常隨意親和，像是與一個相識多年的朋友那樣。談到當年反右派，他漫不經心地說：“我對所有批判過我的人，都不會計較，但對葉君健，我是決不會原諒他的。”達成是過來人，知道此事的原委。我在反右時還是北大學生，是從當時的文藝報上讀到有關此事的報道的，雖然事隔二十多年，仍留有深刻印象。果然，過些日子，蕭乾在香港雜誌《開卷》1980年第10期上發表文章《貓案真相》，敘述此事的本來面目。巴金看到後，從此到1985年，在長達五六年時間內，至少有六次在信中提到關照蕭乾，不要糾纏此事，不要再提葉君健。但是蕭乾在這時期給巴金寫了許多信，卻沒有什麼反應，直到1985年9月的信中，才勉強回答說：“器量問題我一定注意就是了。”顯然他是有所保留的，但他尊重巴金，還是不再提說此事了。
年輕時的蕭乾
當然，蕭乾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原因的：1957年反右派時，曾對蕭乾連續召開批鬥大會，許多批判發言多屬辱罵和人身攻擊。有一次，葉君健以一個戰時也在英國的當事人知情人的身份發言，揭發蕭乾如何向一個英國女人諂媚，像她豢養的一隻貓似的匍匐在她的腳下。這個繪聲繪色的發言無異像扔了一顆重磅炸彈，使與會者個個義憤填膺，一下子從政治批判轉成對其人格的鄙視和唾棄，進而達到對蕭乾批判的大獲全勝。葉君健的批判是否系會前主持人事先的安排，則不得而知。但這對蕭乾確有極大的殺傷力，即那時流行的說法：把他搞臭了。難怪蕭乾對此耿耿於懷，一旦右派問題得到改正，他是非把此事說個明白加以澄清不可的。但巴金又為什麼幾次三番叫他不要再提此事呢？
其實巴金是非常同情蕭乾曾經受過許多委屈和苦難的，但是，首先他主張對人（包括虧待過自己的人）要寬容，要器量大些，心胸開闊些。他以自己為例：“文革”時，老友趙家璧經不起造反派的逼迫，胡編了許多不實之詞，說巴金有許多反對毛的言論；造反派如獲至寶，以此來整巴金，使巴金吃了許多苦頭。“文革”後，巴金從不對別人提此事；在編《巴金全集》書信卷時，把涉及趙家璧、葉君健等的名字都隱去。但這次在文潔若的書裡，有關巴、蕭來往書信中，卻都明白地保留下了。其次，他歷來認為蕭乾有才華和文采，可以寫出更好更多的作品來。過去因為政治原因，浪費了二十多年的寶貴時光，現在更要抓緊時機，不要為這些舊事分散精力和時間。第三，他對當時政治環境頗有看法，曾引用別人的話來告誡蕭乾：“拿棍子的人還有”，“要冷靜些”，“你還得有更大的成就，還需要埋頭，小心地寫下去”。這些肺腑之言，金玉良言，可見巴金對朋友的一片赤誠之心。所以蕭乾對葉君健問題在感情上不一定能夠釋然，但還是聽從了巴金的勸告。
蕭乾和文潔若
巴金說：“……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曹禺的《雷雨》發表的問題。前幾年對這件文壇公案聚訟紛紜，頗有歧異。還是上面講的1979年我和唐達成訪見蕭乾那次，蕭乾也講到此事，說：“曹禺寫了《雷雨》劇本，給靳以，靳以壓著不發。有一天，巴金從編輯部辦公桌的底下抽屜裡發現，已是佈滿了灰塵，後來看了以後，決定馬上發表。”蕭乾講這段話時對章靳以的不滿表情，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晰（據蕭乾文章中說，他在“文革”下放幹校時，在稻田裡，也曾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同事說過這件文壇掌故）。正是這種情緒，在他後來寫有關巴金文章時，也都統統表露了出來。這就引起巴金極大的不滿，在信中多次嚴詞批評和告誡蕭乾：“你寫文章表揚我卻把靳以掃了一下，這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讀者怎樣看我呢？我死了，也難閉上眼睛。因為這不是我的交友之道……”他希望蕭乾在文章中，“寫出事實就行了”。
巴金和曹禺
因為這件事情的當事人，如靳以、巴金、曹禺以及鄭振鐸、李健吾等都已作古，很難再把每個細節都弄清楚。他們生前講到的一些情況，也都有一些出入，與這些老人在半個世紀後記憶有誤不無關係。例如，巴金給蕭乾信中說：當時他聽靳以說，曹禺“寫了一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但沒有說清是放在作者手裡，還是放在編輯部。曹禺給巴金信中說：“是你在那裡（指北京三座門大街14號《文學季刊》編輯部）讀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屜裡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見這個青年還有可為，促使發表這個劇本。”蕭乾說稿子積滿了灰塵，是說在編輯部抽屜裡放的時間久了。
但事實是：1933年9月巴金到北京後，鄭振鐸、章靳以與他一起商量決定創辦一個刊物，定名為《文學季刊》。10月，以這個刊物名義正式宴請在京的著名作家共同籌劃並組稿。1934年1月創刊號出版。曹禺的《雷雨》是在1934年7月即第一卷第3期刊出的。也就是說，它在編輯部最長的時間也不可能超過九個月，減去一本季刊的正常工作日三個月的週期來算，充其量耽擱了六個月。其次，所以沒有及時選用，巴金說：靳以“把稿子送給了一位朋友看過，那位朋友說：‘寫得亂。’他就不敢用了”。這裡說的這位朋友據說是指李健吾。但是李不是《文學季刊》的編委。《文學季刊》主編是鄭振鐸和章靳以。靳以主持日常編輯工作，周旋在各編委之間，他與曹禺又是中學老同學，所以有了不同意見，他就為難了。巴金是編委，是創始人之一，文名也大，和靳以一起住在編輯部裡，參與實際編務，說話就比較少拘束和顧慮。他從靳以手裡要來這個劇本，看後很激賞，就決定發表了。所以無論怎麼說，最早“決定發表它”的是巴金，這點是人們一致的看法，是沒有歧義的。
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
再次，當事人曹禺、巴金從來沒有說過靳以處理此稿有故意扣壓的問題，相反曹禺在出版這些劇本寫的序跋中，都對巴金、靳以表示很真誠的感謝。1936年1月，曹禺在《雷雨》單行本序的末尾說：“不過這個本頭已和原來的不同，許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動，這些地方我應該感謝穎如和我的友人文慧（謝謝他的友情，他在病中還替我細心校對和改正）、孝曾、方敘，他們督促著我，鼓勵著我，使《雷雨》才有現在的模樣。”這裡的文慧是巴金的筆名，方敘即章靳以。同年11月，在《日出》單行本出版的《跋》的末尾，曹禺又說：“最後我願意把這個戲獻給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1940年12月，巴金在曹禺的《蛻變》單行本出版時寫的《後記》中說：“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這裡說的另一個朋友就是靳以，因為曹禺早期的劇本都是在靳以、巴金編輯的《文學季刊》發表的，這些都充分說明曹禺與靳以之間沒有什麼過節，靳以也沒有理由故意去扣壓曹禺的作品。
蕭乾當時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但已進入北平文學界，常來三座門大街14號編輯部會友聊天。在這件事上，他畢竟不是當事人，也只是聽到一些傳說而已。從巴金給蕭乾信中，可知蕭乾與靳以個人間有點不和。所以，他對此事的說法，不足為信，也是引起巴金對他批評的原因。蕭乾還是尊重巴金，在他寫的有關巴金文章中，刪去了他原先的說法。
巴金（中）與沈從文夫婦
共同的理想追求
從巴金給蕭乾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巴金對蕭乾的關心、鼓勵、友善，還常有批評和提醒。他提醒蕭乾要器量大些，眼光遠些，謹慎些。他關心蕭乾的住房、工作、寫作，他欣賞蕭乾有才華、文采，鼓勵他多寫，寫出傳世之作。他批評蕭乾有時過於聰明，顯露鋒芒。他同情蕭乾過去遭遇不幸，為他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而高興，稱這是正義得到伸張。但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對蕭乾不留情面直言不諱真誠友善的批評。
幾十年來這種肝膽相照的深厚友情使蕭乾視他為亦師亦友，既益又畏；即使有時未必完全同意巴金的意見。因為“巴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它不是個實用主義的東西，而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善意。它時刻鼓勵著你向上，總怕你跌跟頭。當你跌了跟頭時，它不是稱快，更不會乘機踹上一腳，而是感到痛：這種痛裡閃著金子般的光輝，把人間（即使是沒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所以，蕭乾把從年輕時就結識了巴金看作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
巴金和蕭乾的友誼是上個世紀文壇的一段佳話。這種真摯單純的友誼在今天還多嗎？我不知道。他們有很多不同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同一個理想追求上，這就是文潔若說的那樣：“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啟迪善良的人性，鞭笞一切醜惡，在國家與民族處於內憂外患的日子裡，為和平，為正義奔走呼號，不遺餘力。”
文章、圖片來源 / 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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