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创业奇才”、武汉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他利用制药企业董事长的身份贩卖咖啡因38吨
在三年的逃亡后，41岁的武汉同济药业董事长周小明显然对被捕早有准备。办案干警郑国义说，周小明被捕后并不慌张，第一句话是“应该我去找你们，而不是你们来找我”。在武汉押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周小明主动与干警说话，“声音洪亮”，种种表现，充满解脱的意味。
周小平的年龄与谭晓林、刘招华等毒枭相仿，但经历完全不同。比较起来，文质彬彬的周出身更好。他曾是“创业奇才”、武汉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他利用制药企业董事长的身份贩卖咖啡因38吨，使自己成为“药变毒”的典型代表。这种类型毒贩的特点，公安部禁毒局邓明说，“他们有合法身份，不易被发觉;他们倒卖毒品，又打破了其他贩毒者从境外偷运、私种、制作加工毒品的惯例”。
以企业的名义
1995年左右，刚过30岁的周小明成为7个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但他的公司就像一个吃多了的胖汉一样，消化不良，步履蹒跚。
“实际上，1997年后周小明的生意就在走下坡路。”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缉毒大队负责人甘仁学说，“他的事业成于‘规模’也败于‘规模’。”全面出击“摊大饼”的经营方式，在企业经济向纵深发展时，资金危机马上就显露无遗。到1998年，周的公司已经负债累累。知情者说，那时候来公司讨债的人不少，每次都由门卫通知，周“躲到其他同事的办公室、厨房甚至厕所里”。
为了寻找资金，周小明决心进军利润丰厚的制药行业，与同济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武汉同济药业公司，公司成立那天，同济医学院唐帮春回忆，“很热闹，有市里的重要领导出席”，同济方面也将该公司视为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但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最初同济和周小明分别以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但周小明的资金链出问题后，双方若即若离。”唐帮春说。
到1998年初，周小明不得不寻找其他生产基地，这一次由黄陂区政府牵线，同济药业与举步维艰的国有制药企业武汉市第六制药厂（以下简称六药厂）实现合作，黄陂区看中的是“同济”的牌子，对周小明十分热情。湖北省报一位记者表示，当时黄陂区政府不仅先后7次帮助解决兼并过程中的问题，而且由政府出资26万元办理资产划转等有关手续，然而积极促成之下，双方合作酿出的却是一杯苦酒。
六药厂在很多人眼里，显然是一个受害者。甘仁学说，“黄陂区政府，还有六药厂，都被骗了”。据他介绍，双方合作之前，六药厂尚可养活退休工人，还能开工生产几种药品，其中生产的“感冒通”系列产品闻名全国。但被兼并后，周小明并未兑现当初的投资承诺，生产陷入瘫痪，“93%的工人没事做”，在岗工人的工资也难以保证。六药厂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到2002年，“累计有20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尽管武汉市区离六药厂只有一小时车程，但“周小明几乎从不去厂里”，这导致六药厂的数百名职工多次到市、区两级上访。
最终六药厂一纸诉状将同济药业告到了法院，在公司主要领导外逃或被捕的情况下，同济药业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对该案进行协调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冬莉回忆说:“当时双方的合作已经完全搁浅，同济药业没有主事的人，对双方的调解只用了一个月时间，黄陂六药厂与同济药业便不再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
然而，据记者调查了解，从2000年起，六药厂已经成了周小明手里的一个“幌子”。周开始利用药企董事长身份来编织自己的毒品网络，经营毒品生意。这一年春天，周小明听公司保安说，河南漯河的王振平想买咖啡因，价格很高。陷入资金烦恼的周小明授意公司销售经理李禄荷“可以试试”，李便从厂里提出了50公斤咖啡因，卖给王得5000元（合10万元一吨），过了几天又卖给王100公斤。周发现这生意“来钱快”，于是专门做起了倒卖咖啡因的生意，至案发时，售卖量超过38吨。
涉毒空间与低端消费
周小明购买咖啡因的来源，郑国义说，比较固定的是四川乐山中西药业公司，这是一家定点的国有制药企业。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队长黄建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据我们了解，这个企业生产、加工大量的咖啡因，但都是国家批准的，是合法的，问题全出在销售环节上。就是有的买家用虚假证明非法购买，钻了空子。”李禄荷落网后供述，因为河南方面的需求量很大，2001年3月，他与副手曾庆江持同济药业无效的咖啡因购用证明复印件，找到乐山中西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任光华，联系购买咖啡因，任光华请示当时的代总经理和主管销售的副总并获同意后，开始大量卖给同济药业咖啡因。
被“钻空子”的不止乐山中西药业公司，记者了解到，咖啡因是国家管制药品，但有关部门管制中的漏洞为毒贩们提供了巨大的犯罪空间。同济药业一名供销人员交代，到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批的时候，只需提交上次产品已用完的单据以及重新购进的申请书，这些内容都由周小明、李禄荷口授，填多少，怎么填，十分随意。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陈金和说，按规定，咖啡因只能持购买证明原件正本购买，“但是，有的销售单位仅凭购买证明的复印件或传真来的购买证明就大批的销售。甚至有的销售单位只要购买单位一张咖啡因购买证明，买多少都行。”
显然，医用精神药品原料市场的混乱无序，是滋生这起毒案的温床。令甘仁学一直想不通的是，“近于停产的六药厂每年生产所需咖啡因仅几百公斤，但该厂却办出了每季度购买15吨咖啡因的购买证明，如此大量的进货量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丝毫怀疑。”结果，同济药业分17次从乐山等地进货38.5吨。李禄荷等人将这批货存放在汉口一个租来的货仓内，然后与河南的史炳忠、王振平等人联系，让这些二级经销商将咖啡因运回河南加工、销售。
“咖啡因被列入受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范围，目前我国咖啡因的合法生产大于合法需求，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较为严重。”国家公安部禁毒局的邓明介绍说，“公安缉毒部门巳破获多起境内外贩毒分子互相勾结，把咖啡因走私出境到金三角地区的案件。”
邓明说，咖啡因是对人类起作用最快的毒品，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包括大脑，都会在几分钟之内吸收它。“在市场上，咖啡因是一种低端毒品，吸食多为民工及城市低收入者。”而哈铁警方在侦破周小明案时，发现在内蒙古的巴盟、山西的高平、河南的漯河等一些毒品的重灾区，吸食的毒品都以咖啡因为主，购买者只需花1元到5元钱就能在食杂店、菜市场买到。咖啡因还有另外的用途。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队长黄建华说:“我们在扫毒时，发现很多人将咖啡因掺杂在冰毒和海洛因里吸食。”
迟到三年的结局
武汉同济药业最先被公安机关拘捕的，是公司销售部经理李禄荷。事情过去三年多，甘仁学仍可清晰记起当时的场景。他说:“李禄荷中等个头，显得稍胖，40多岁就已经秃顶，他是周小明的忠诚的执行者。”落网后，李禄荷立即供出了周小明。机敏的周得到消息后马上就消失在警方视野之外。
周案被称为现实版《黑冰》。一直跟踪这起案件的甘仁学评论说:“整个事件的发展比电视剧更曲折、更有戏剧性。”三年中，专案组早已解散，数十名涉案人员被判重刑，如果不是今年初的一个来自武汉的举报电话，周小明的逃亡还将继续。
2002年，在一段时间的查找未果后，哈铁警方的干警离开了武汉，随后的三年中，周小明的下落几乎成了一个谜。武汉警方的办案人员说，2002年，警方曾安排一些消息灵通的“线人”帮忙找周小明，刚开始还有点线索，但几个月后周小明的消息就完全没有了。警方估计周已逃往外省。
事实上，周小明一直隐藏在武汉，先后住在几个宾馆和两所大学，而且先后整了四次容。郑国义说，戴眼镜是周小明的最大特征，案发半年后，周在陆军总医院做近视眼矫正术。后来还做了一个切眉手术，将粗眉变细。相应地，鼻子、口型也有了改变。因怕警方发现，周小明还办了三个假身份证。
周在逃亡期间做的最多的事，除了锻炼身体，就是翻看有关法律书籍，了解案件审理过程。用周的话说，“调整心态、勇敢面对，最终解决问题”。后来，周小明了解到湖北惠辉药业药厂搞工程，公开招聘总设计和采购，待建厂房在监狱内。这个工程似乎可以同时给周带来生活费和安全感，毕竟房地产、制药，这些对于周来说都是轻车熟路。但周小明应征成功后不久，就被一位神秘的匿名人士举报。
据警方介绍，落网前后的周小明其实十分矛盾。一方面，周显得悲观，知道不可能永远这么逃下去，“总有一天要到案的”，就坚持通过慢跑来锻炼身体，因为周“有严重的胃病，怕不能撑过漫长的审判”。而另一方面，周又很自负。被捕后，他还不忘展示自己“杰出青年”的本色，甚至请管教人员替他约记者，为他写自传，声称“保证畅销，不会比海岩的差”，按他的想象，“说不定有制片人买剧本，改编电影”。■
“毒枭”前传
记者了解到的有关周小明的最早资料，是周20岁的时候从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专）毕业。在电话中得到这个消息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政办主任陈建国证实，周小明所持有的其实是假文凭。“1983年以前，我们没有招过大专生。”陈建国说，哲学系大专招生始于1983年，属成人教育序列。第一届大专班共有80名学生，全部由荆门炼油厂委托培养。在当年及其后历届专科生中，根本就没有“周小明”这个学生。
如果说周小明假称自己名校毕业，给人的印象是“虚伪”，那随后他给人的印象是“敢闯”。“他做事业有一股不怕输的劲头”，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多位受访者给出这样的评价。与周小明有过几年交情的武汉商人汤杰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其中就包括29岁的周小明。他一直盼着出人头地，但苦于无门。”当年，周小明带领11名下岗职工，借款2万元成立武汉市商业物资供销公司，开始了创业。周被公认为“工作狂”。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小明这样评价自己，“多年来对企业管理有着浓厚兴趣，勤勤恳恳，长年累月住在工厂的办公室里。”甚至在一次厂里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周小明将自家的房子变卖给别人，为了工作，先后搬家16次，这种奋斗使周的发展十分顺利。公司业绩刚有起色，周小明又确立了“全面出击，发展规模经济”和“高起点、高投入、高效益”的发展模式。
汤杰说，当时他也开始做点小生意，只是卖些集成板材。而看周小明的生意简直令人有些“眼花缭乱”。从简单的家电、摩托车经营到金属材料、汽车、装潢材料、装饰工程等，周小明的生意无不涉及。1993，周开始涉足房地产，在汉口新火车站广场前购得8.29亩土地，修建了2万多平方米的“香河公寓”，这是汉口新火车站地区第一个现楼商品房。随后，周小明投资数百万元，在宜昌购得花岗岩矿山两座，年供应三峡大坝块石160万立方米。刚过30岁，周小明就在武汉商界小有名气。
1994年对于周小明来说，是有转折意义的一年。甘仁学说，那一年，在武汉市商业部门的撮合下，周小明收购了重点亏损企业“武汉电视机总厂”，将其改组为“武汉莺歌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周小明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尽管周多次表示要让“莺歌”唱起来，但电视生产是一个大投入的产业，而且当时市场已经供过于求。知情人说，这是一次典型的拉郎配，让这样一个成立刚两年的集团去拯救负债累累的老国企，显然不合适。结果仅过三年，周小明就退出了莺歌公司。据说周在这次兼并中亏的钱有“两三千万”，但很难说周没有其他的考量。事实上，“听话”的周小明几个月后在政治舞台上就一帆风顺。
从表面上看，当时周小明控制下的商业物资供销公司拥有7个子公司，资产总额达5000万元，职工700多人，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工业、贸易、房地产、采矿于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经济实体”。但此时，隐藏的危险也开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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