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1878年，大清德宗光緒四年，慈禧太后給山西巡撫曾國荃下了道密旨，讓他對前來賑災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婉為開導，設法勸阻”，因為朝廷一些有識之士認為李提摩太“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志於我也。”
李提摩太，英國大英浸信會傳教士，他所在的教派在英國本土屬於極其弱小的一支。從十五、六世紀英國傳教士走入中國後，浸信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實力抵達中國。這一次他們派出了李提摩太，由上海登陸後，開始在中國山東傳教。
山西處於內陸地區，沒有山東青島、煙臺等港口城市，相對閉塞和封閉，同時人文底蘊十分厚重，崇儒尚佛，外國傳教士一直覬覦山西，但很難找到突破口。
但不幸，光緒初年的一場罕見天災使山西傳統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遭受重創。這時候，李提摩太匆忙的由山東轉移至山西，隨身攜帶了2000兩白銀，名曰“賑災”。
對於李提摩太到來，曾國荃比較為難，一方面李的到來已經是外交事件，稍微處理不好，就會發生國際糾紛，另一方面，從傳教士在河南強迫災民入會等事情綜合考慮，又處於難以協調的地步。
相對於同期的傳教士，李提摩太是幸運的，僅僅2000兩白銀就獲取了曾國荃的信任，在山西順利的“賑災”和傳教。據李提摩太自訴，通過募捐，他共發放白銀12萬兩，賑濟災民超過15萬人。
但是這些募捐的錢款並不乾淨。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首要的目標就是掠奪中國的白銀，特別是鴉片戰爭後，傳教士以鴉片是健身補品的名義讓中國教民廣泛種植，獲取巨大利潤。同時在商品傾銷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山西等地區存在大量煤炭資源，這對於蒸汽機革命後的西方如獲至寶，因此才有對山西募捐的結果。
山西發生的這場丁戍奇荒，除了自然災害原因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西方列強的誘導下，山西大量種植鴉片而使糧食銳減所致。據相關史料記載，“自罌粟盛行，（山西）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占十五萬頃”。種植鴉片的公開化，均拜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強加中國所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所致。
此次在山西賑災，還為李提摩太意想不到的政治收穫：一年多後他在天津接受了李鴻章的約見，並受李鴻章的啟發，開始執行利瑪竇式的傳教方式，即通過上層關係網拉攏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
同時，也就是在李鴻章等人的引薦下，他結識了張之洞、左宗棠、康有為、孫中山等人，並且通過帝師翁同龢與光緒皇帝交情過密，他所遞呈給光緒的一些書籍直接導致光緒力主進行維新變法，成為光緒皇帝變法求新的理論基礎。
從李提摩太身上，可以看到當時傳教士在中國進行的文化侵略的事實。但很多傳教士並不僅僅是傳教士的單一身份，更多還是從事間諜和軍事行動。一方面他們精通漢語和中國國情，另一方面在中國有眾多教徒，適於間諜和軍事行動展開。
比如英國傳教士郭實臘，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他就充分英軍翻譯和情報官員。英國佔領定海、寧波後，郭實臘又擔任當地民政官（即英國任命的當地最高行政長官）。而在南京條約簽訂時，郭實臘又變成英國翻譯。
除郭實臘外，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裨治文、衛三畏、柏駕等傳教士，均有多重身份難以辨識。儘管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李提摩太從事過間諜等行為，但其文化侵略和經濟掠奪的目的是相當明顯的，甚至還帶有鮮明的政治投機成分，中國之行不僅成功打開了浸信會對中國瓜分的局面，還使清政府對其委以重任，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可謂名利雙收。據說，李提摩太還受到了英國女王和政府表彰，獲得騎士勳章。
值得一提的是，更多傳教士還大量將中國勞工作為廉價勞動力輸送國外。在海外的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迅速在異國他鄉爭取了自己的經濟地位，甚至有向西方上流社會蔓延的趨勢。此時一些西方人認為中國人的恐怖，在社會上散佈“黃禍論”，並以此為契機，開始擠壓中國勞工的生存空間。以1885年美國懷俄明州石泉城發生的屠殺華工事件為例，當時就有“28人被殘殺，15人受重傷，被焚燒和搶劫的華工財產共147,748美元”的瘋狂排華事件發生。洶湧的排華風潮促使美國國會在1882年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宣佈“絕對禁止華工入境十年”。而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東南亞各地也在“黃禍”聲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華浪潮。
鑑於這樣原因，李提摩太認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傳教的宗旨要變更為文化佔領。但是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李提摩太寄希望於上層社會改變中國的計劃落空。而對他最大打擊的是1900年山西教案的發生（限於篇幅有限，此處不再贅述。詳情百度或參閱行走山西《如果你的人生很痛苦，請到山西來！ 》等文。本文下方有相關鏈接，請一併閱讀並指正）。
山西教案後，中國在經歷了痛苦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沉寂了兩年的李提摩太忽然發言，在賠款問題上玩起了煙幕彈：
“我對他們所說的是，傳教士協會不會拿傳教士們的生命來賣錢，但是，由於罪行已經發生了——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議從賠款中拿出五十萬兩返還山西，每年支付五萬兩，用來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學，以克服人們的無知和迷信——這種無知和迷信正是導致對外國人的屠殺的主要原因。”
為此，李提摩太還寫了一篇《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1901年5月29日，李提摩太把這個章程交給了李鴻章，此《章程》總計七條，其中前兩條是：
一各府州縣殺害教民甚多，本當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輩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牽累。為各府起見，首匪當懲辦一人以示警。若晉撫果能剴切曉諭，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將匪首從寬追究。
二晉省地方紳民脅從傷害教民之人，雖寬其死罪，卻不得推言無過。凡損失教民財產，罰其照數賠還，並無依之父母孤兒寡婦，必有事奉養。
這份章程至今還收藏在故宮博物院。李提摩太巧妙地迴避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國及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11國簽訂的《辛丑條約》，強行掠奪走中國9.8億兩白銀的事實，也成功避開了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國的燒殺搶掠，其中僅8月在北京製造一次殺死中國平民1700人的莊王府慘案的國民憤慨。
這個章程，在息事寧人的清政府以及慈禧那裡很快通過。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同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三所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西式大學順利成建。李提摩太也當然不讓的擔任了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總理。
從此，李提摩太由對中國上流人士的拉攏變為對中國普通大眾的奴役和愚民，完成了他對中國傳教方針和文化侵略方式的大轉變。
當然，晚清政府之所以能夠答應李提摩太要求，也有自身變革要求、圖存求變的深層次原因，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興辦西式學堂到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發展軌跡，可以清晰看出晚晴政府和中國社會對國家積貧積弱由表及裡的艱難認知，即從科技求新、制度改良和文化反思。
應該注意的是，山西大學堂的興建並非是庚子賠款西方人對中國的返還，而是從山西本土籌措的。李提摩太《章程》的第七條明文規定：
“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限。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人總管其事。”
山西大學的創建，表面上看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較量和平衡的結果，其實是西方對中國文化侵略的最高表現形式，其目的是要割裂中國文化和傳統，並在中國尋找西方政治、文化的代言人和執行者。這一點，是比中國封建制度更加殘忍和惡劣，只是手段非常隱蔽而已。儘管，西學的開辦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近代現代化的進程，但不可否認其創建初衷的血腥和無恥。
另外一個鮮為人知的消息是，在李提摩太如此努力下，以中國特別是山西等地為基石，他所在的浸信會三百年來空前發展，1905年浸禮宗世界聯盟才姍姍成立。
李提摩太，生於1845年，自24歲來中國，先後有45年時間在中國從事傳教等工作，1919年在疾病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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