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子是不是冤案?

小于叔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朝。在建国初期,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和依然强大的蒙元残余势力,整个明朝还能上下一心共同对外,但是随着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的陆续收复,外患一清就生内乱,为了利益、权力,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和朝臣们矛盾日趋尖锐,明初四大案就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而1380年的“胡惟庸案”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次政治事件,对于整个明朝后来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胡惟庸案”中宰相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应该是朱元璋找的借口,但是胡惟庸及其党羽的死一点都不冤枉,不论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朱元璋都必杀胡惟庸。

1、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朋党集团的胡作非为已经影响了初生的明朝的稳定。朱元璋本身是安徽凤阳人,因此他起家的时候大量任用了自己的童年好友和安徽老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就在朱元璋势力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淮西朋党集团。明朝建立后,淮西朋党集团的人都成为了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特别是李善长和胡惟庸两任宰相的出现使得淮西朋党集团权势熏天。

这帮开国功臣倚仗权势胡作非为、横行乡里,为了维持骄奢的生活,他们侵吞民田、逼迫平民成为奴隶;向蒙元走私违禁品获取暴利,反正是违法乱纪无人敢管,民怨极大。朱元璋是经历过元朝乱象的,他自己家就深受元朝权贵的压迫之苦,深知官逼民反,为了朱家江山的稳固,胡惟庸这帮人就留不得。

2、胡惟庸本身也是一个擅长作死的人,犯了人臣大忌。首先胡惟庸身为左丞相,百官之首应该协调各方势力治理国家,他一上任就开启党争模式,大肆排斥异己,任用淮西朋党,就连同为开国功臣的刘伯温等人都被胡惟庸逼出了朝堂;其次文武联手从来都是皇帝最忌讳的事,胡惟庸却利用左丞相职务之便,阅览天下兵马簿籍拉拢很多统兵将领成为自己的党羽,后来“蓝玉案”中很多被杀的武将和胡惟庸的关系也都很好;最后胡惟庸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对于官员任免、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明朝的内政外交大事,胡惟庸常常独断专行,不请示皇帝就擅自处理,这样的人朱元璋肯定容不下他。

3、明太祖朱元璋为自己的继任者铺路。大多数朝代都是开国之君威望最重,能压得住开国功臣,继任的皇帝就差很多了,往往会爆发很多威胁皇权的政治危机。朱元璋登基称帝的时候就已经41岁,到“胡惟庸案”爆发的时候更是53岁高龄,咱们这些后来的人知道朱元璋能活到71岁,但是在当时人的角度看来五十多岁是一个随时会去世的年龄段,朱元璋自觉没有时间慢慢削弱开国功臣们的影响了,只能使用最极端的手段杀光这帮会威胁朱家江山的人。

另外淮西朋党集团对于皇权的各种无视也是加速朱元璋动手的原因。比如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等人对于朱元璋的皇命都敢推诿;丞相胡惟庸更是胆大到将外国进贡的消息隐瞒,面对朱元璋的问责也是百般抵赖。朱元璋这样的强势君主都要压不住开国功臣了,以太子朱标那种仁慈宽厚的性格一旦继位不得被这帮人欺负死。

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做好准备的朱元璋终于动手,首先是御史中丞涂节罗织罪状告发胡惟庸谋反,然后明朝第一任锦衣卫指挥使毛骧出手大肆抓捕、杀戮,在锦衣卫诏狱的严刑拷打下,越来越多的朝臣被牵连其中,这场政治风波一直延续到1390年,以位居“开国勋臣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之死而告终,三万多人被杀,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胡惟庸案”对明朝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首先“胡惟庸案”中锦衣卫的大展身手让所有人都认识到锦衣卫的可怕,

拉开了明朝厂卫横行的时代,从此明朝大臣都生活在锦衣卫的阴影之下;其次朱元璋趁机废除了“丞相”职位,将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对于勤政的朱元璋、朱棣等皇帝自然是好事,但是之后的明朝皇帝为了减轻负担弄出了司礼监太监代行皇权处理朝政,可以说朱元璋的行为埋下了明朝宦官弄权的伏笔。


当狗容易做人难


胡惟庸案起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因御史中丞涂节告发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而起,后三人均被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太师、韩国公李善长遭御史弹奏,被逼自杀……该案前后历时十数年,被杀功臣及其家属达四万余人,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开国将领、靖宁侯叶昇和开国文臣之首、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等人也未能幸免。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时常不奏请朱元璋批准就擅自行事,“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可以说胡是咎由自取,一点不冤,但就整个胡惟庸案来说,则是个天大的冤案。

拿李善长来说,他和胡惟庸关系密切不假,但其向来小心谨慎,在自己权势最大的时候都没有敢谋反,怎么可能会在年近七十的时候和胡惟庸串通谋反?在李善长被杀一年后,御史解缙曾冒死为其申冤,言李善长已是开国第一勋臣,即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还是第一勋臣,况且当时他已经年迈,何苦如此颠倒?朱元璋看后没辩驳。可见朱元璋也清楚,杀李善长的理由是很扯的。

朱元璋杀李善长等人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出于如下考虑:

一、夺回行政权,为子孙后代扫清管理障碍。在刚刚建国的时候,千头万绪,自私惨苛的朱元璋不能不用李善长等行政官僚来保障国家权力的运作,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君权、相权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之中。等一切进入了轨道,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就不能容忍这些行政官僚的“胡作非为”,更担心他们将来给子孙后代“上眼药”, 诛杀胡惟庸、李善长等人只是早晚问题。

二、措财筹款之需。明初连年用兵,财政枯竭,怎么办?宰“肥猪”呗。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不仅将不顺眼的文官、桀骜的宿将诛杀,还将一切够得上籍没财产资格的一块割了韮菜,这是多好的致富捷径啊!

三、恐吓知识分子。朱元璋出身贫贱,既需要用知识分子又恐遭知识分子讥讽,所以他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稍有风骨,一代帝师宋濂为人低调,对朱元璋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也被以其孙宋慎与胡惟庸案有涉为由,遭流放而死。朱元璋所要的,是唯诺听命的知识分子,没有个人思想的驯仆,金丝笼里的画眉……

最后我想说的是,冤不冤其实也要看哪个话语系统。按当时大明王朝的话语系统,如果你真反了,那就不冤;没反,才可以叫冤。但是若超越传统的王朝话话系统,这些文臣武将,站在某一个角度,也没啥冤不冤的。因为你们是社会领头羊,却没有改变中国两千年的政治逻辑:文臣武将做帝王打江山的帮凶,帝王做文臣武将共享江山时的杀手。双方相生相杀,相辅相伐。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任何文臣武将,在辅佐帝王起步之时,就应该想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大结局。武将就不说了,头大脖子粗的,那文臣呢?作为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嘛两千年的历史循环里,就不给自己设计一个安全的体制或者堡垒呢?知识分子的存在,不是论证帝王权力的合理性,不是替帝王磨斧头,而是,如何把这个权力,放置到一个笼子里,替帝王钝斧头,做到权力的均衡与人道配置。可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冷兵器时代就应该完成的。一旦走出冷兵器时代,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的那小样儿,更完不成了。所以,冤不冤的,我是不太在意的。个体的侥幸与否,与整个制度的悲剧,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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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初四大案之一,胡惟庸案的影响深远,此案究竟是不是冤案也是众说纷纭。胡惟庸案又称“胡党案”,它发生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连同御史大夫陈宁谋反,最终处理结果是三人皆被杀。那么,胡惟庸是何人,他为什么会落得被杀头的下场呢?

胡惟庸案

胡惟庸曾随同朱元璋起兵,深受朱元璋的信任,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经同乡兼姻亲的李善长推荐担任了右丞相一职,洪武十年(1377年)升任左丞相,一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上半年,朱元璋仍对胡惟庸十分信任。但是,胡惟庸在位期间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势力,颇为同僚所憎恨,刘基就曾评价其人“奸态不可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杀的罪名是“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胡惟庸在朝中遍植朋党是事实,但是要上升到谋反的罪名,光凭他结党营私的行为难有说服力,而且胡惟庸死后十年,关于他的罪状越来越具体,情形越来越严重,这就不禁让人怀疑整个胡惟庸案的真实性,胡惟庸究竟有没有冤?

刘基

应当说明的是,明初的四大狱案在当时的定性都与真实情况有出入,因此许多人认为明初四大案就是四大冤案,那么在胡惟庸案中,胡惟庸冤不冤?可以说,胡惟庸不冤。前面提到了胡惟庸曾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利用职权之便徇私枉法,打压其他异己势力,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迫害刘基。此外, 胡惟庸曾一度权倾朝野,倚仗朱元璋的支持在朝廷为所欲为,树敌众多。胡惟庸的这些行为让朱元璋十分不满,对朱元璋而言,他不能容忍朝中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为所欲为。而且朱元璋素来猜疑心理很重,早在胡惟庸还受宠时,他就派人对其进行监视。此外,朱元璋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皇权,胡惟庸一案后,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以防朝中再出现威胁皇权的情形。因此可以说,胡惟庸谋反的罪状难以成立,他真正触怒朱元璋的是四处树权结党、打击异己的行为,最终让朱元璋下令罢相并对其彻底清算。

胡惟庸画像

在明初政局中,胡惟庸案的影响十分深远,首先便是朱元璋自此废除了丞相制度,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掌握。其次,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控制,朱元璋下令废除行中书省,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等以互相制约,深化了对地方机构的改革。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林小静

参考文献:

王建华:《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肖立军:《朱元璋杀胡惟庸废丞相考辨》,《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杨欣:《胡惟庸案与明初中央集权》,《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朱忠文:《胡惟庸案与李善长死因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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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胡惟庸案冤不冤枉,都是朱元璋达到权力高峰的绊脚石。

明朝建立后,不管朱元璋如何铲除开国功臣,但相权和君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朱元璋的心病,需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将此铲除。

从胡惟庸谋反的迹象中看,疑点重重,可以说是一场毫无缜密规划的谋反,即便胡惟庸死后,他的谋反迹象也没有完全暴露。

反观之,胡惟庸谋反也许是莫须有的罪名,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朱元璋时期的丞相无一人善终,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借此在明朝上下掀起一场大肃反运动,涉案人之多,位置之高,比如蓝田案,后正式罢丞相,废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胡惟庸案可以说是由皇帝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皇权的专制达到顶峰,从此不再有相权对君权的威胁。但也有诸多不利,靖难之役就是明显的例子,朱元璋的大肃反,使得太子党被肃清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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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谈到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时,都会对他大开杀戒、滥杀功臣表示十分不满,并举出胡惟庸案来证明。事实上明初肯定还有其它大案,而胡案之所以出名,还在于牵涉时间过长(十年之久)、涉及人数过广(诛杀三万人),单从这一点看的话,这里面肯定会有冤死之人,但是作为朱皇帝当时考虑的是天下长治久安,这些不应该成为指责他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胡惟庸是否该杀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发家史就能作出明断。我们从朱皇帝当年兴兵起义的过程就能够看出,他当时能够夺取天下,依赖的就是手下的两个大帮派,其一就是淮西帮,其二就是浙东派,前者以李善长为代表,后者以刘伯温为主导。因此早年的李善长是在朱皇帝身边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而胡惟庸则明显不是他的核心幕僚。但他在偶然知道同乡的李善长,竟然是老朱面前的红人时,就先后用攀亲带故、巨额贿赂等方式接近了李善长,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对方的侄子,进一步稳固了两人的关系,也使得他开始有了仕途的长足发展。

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很有才能的,当时的朱元璋也是看中了他的才能,所以才在李善长的举荐之下,对他放手使用,并信任有加,还在自己做皇帝的第三个年头,让他当上了中书省的参知政事。然而胡惟庸对此并不满足,他想的是更高的权力与地位。偏偏这个时候的丞相李善长要告老还乡,这让他心急如焚,他不能看着这棵大树倒下。于是他就挑唆李善长,想方设法让皇帝意中的丞相人选泡汤,而让汪广洋上位,自己在旁辅佐。此后又设计将汪广洋搬开,自己担任了丞相。

已经被权欲蒙弊了心智的他,开始不择手段地拉帮结派,并用之来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以李善长经营的淮西帮为地盘,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朱元璋将一些违法乱纪的淮西籍大臣给弃用了,他却采用其它办法将他们再次升迁,使得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死心塌地归附自己。此后他又开始向手伸向非淮西籍的官员,只要他们听话效忠,他就提拔重用。而对于朱元璋看中的人才,只要他们不肯向自己的权势低头,那对不起只能是贬谪了事。在他这种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状态下,淮西帮比李善长时代更为壮大,成为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

立国之初的朱元璋也对赖以起家的淮西帮是十分看重,但随着治国瑆政的深入推进,他深感百废待兴、人才匮乏,于是将选贤任能的视野放到了全国的角度,这个时候他开始明显重用大明天下的能人贤臣。但这个时候的胡惟庸几近走火入魔,身为丞相的他,对于己不利的奏折就压着不报,对于效忠自己的官员是大肆提拔。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光突破了大明律法的底线,而且严重影响了朝堂的稳定。

随着治国思路的进一步发展,朱元璋深感相权对君权的严重冲击,于是开始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把权利收到自己手里,但这时候就与胡惟庸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为这个时候他先是命令地方政事不经中书省直接上报朝廷,其后又决定撤除中书省,这让胡惟庸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于是他开始作最后的挣扎与反扑,除了与一干手下亲信大臣密谋作乱以外,还插手到军队事务中,为自己的谋反作乱作准备。然而他这一系列动作却因一件小事处理不慎受到朱元璋的追查,最终发现了这个惊天阴谋,这时候杀胡惟庸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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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是不是冤案?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胡惟庸,虽已位极人臣,但不知进退,不懂取舍,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明初,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元朝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失其操柄”,因此朱元璋一开始就对丞相特别防范、猜疑、限制,以防止其擅权,危及明王朝基业的巩固。朱元璋在改革中央官制以前,先后任用了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朱元璋首先以李善长“其年既高,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为借口,免除了他的中书左丞相职务。右丞相徐达,虽身居相位,由于他经常领兵在外,绝无揽权嫌疑,即令如此,他也仅仅任职四年,便被免去中书右丞相的职务。汪广洋曾两拜右丞相,总共任期四年多,此人无甚权欲,“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但仍不能使朱元璋放心,借故贬海南,又追敕“斩其首”,下场相当悲惨。

最后是胡惟庸。胡惟庸执政六年多,在四人中是为相时间最长的。他“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从而严重激化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洪武十三年(1380 )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罪将其处死,并大兴胡党之狱,株连三万多人。李善长也在其中,全家70余人被诛杀。

胡惟庸的被杀,尽管有其具体的原因,但究其实质,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尖锐冲突的结果。他既然看到了朱元璋短平快的处理前三任宰相,就应该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如果不主动退位,只能是死路一条,尤其是碰上朱元璋从社会最低层起家的人手里,自然不可能如宋朝的杯酒释兵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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