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才诗笔当今无”
张德容(1820—1888)，衢江区黄坛口人，因为黄坛口旧有古松地坪，故自号“松坪”。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三年(1853)中进士二甲第二十六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1856)因为成绩优异留任，被授予编修一职，正式成为翰林。此后，他又在朝中历任军机处章京、兵部郎中等，职掌军政机要。也就在这一时期，他与晚清的许多饱学之士深有交往，如军机大臣潘祖荫、太傅翁同龢、大藏书家朱学勤、金石家何昆玉等。
1871年以后，张德容离京外放，曾两度出任湖南岳州(今岳阳)知府。在任上他编撰了《岳州救生局志》，并先后两次主持重修了岳阳楼。关心民瘼，颇有惠政，影响深远。这只是政绩，张德容的文采也少有人比，诗、书、画无一不精，太傅翁同龢《题张松坪潇湘梦游图》评之：“岳州太守贤大夫，吏才诗笔当今无。”衢州市博物馆就珍藏其书法作品数幅和翁同龢赠之楷书八言联一对。
●“服官之暇”著巨编
除了“吏才诗笔”，张德容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极大。作为一个曾有着发达青铜文化的国家，我国的金石学研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据考：金石学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出现了赵氏夫妇的《金石录》。衰于元明。至清末咸同年间，虽然从全国文化学术界来看，理学还是主流，但上海、江浙一带的儒官却钟情于金石学研究。张德容出仕咸同间，平常与潘曾莹、陆增祥、潘祖荫、何昆玉等交谊，他们都是金石爱好者，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名家。所以说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些特殊的人才，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
张德容是晚清大藏家，收藏以金石碑帖为主，并以藏宋拓《石门颂》为世人惊叹。随着藏品的积累和时机的成熟，1872年在岳州任上，他完成了《金石聚》十六卷，“十余年间服官之暇”，于“草堂养疴时”完成。由于他的斋号是“二铭草堂”，所以书取名《二铭草堂金石聚》。
光绪五年（1879年）张德容再任岳州知府。此时，岳阳楼“断碑残碣，纵横满地，楼基拆裂，大有倾圯之势。”他果断决定拨茶厘税及劝四邑（巴陵、平江、临湘、华容）富绅捐款，于次年动工大修岳阳楼。为了使岳阳楼免遭洞庭波涛冲毁之灾，遂将楼址从湖畔坡地移进六丈多，建于巴丘山顶高敞处。楼顶的玻璃瓦用桐油石灰调拌，隔瓦则以铁铆连结，十分牢固，暴风难揭，滴水不漏。楼前的石砌泊岸和城墙上的雉堞，都用糯米粉调细瓷灰修砌，刀斧不入。左仙梅亭、右三醉亭亦加固筑。此次维修历时一年，共费资2万余缗。后张德容在《重修岳阳楼记》中这样写道：“自宋以来，或修或毁，不知几易。其修也，则层檐飞阁，岌焕于其上，文人才士登眺而徘徊；其毁也，则横波巨浪，冲击于其下，迁客骚人矫首而太息。”这说明他对保护这座古楼有极深的见识与创举。
通过这次岳阳楼大修，不仅解决了岳阳楼楼基免遭洪水波涛冲洗的问题，而且使楼台更为雄伟壮观，楼观视野更为开阔，形成了“大湖南北形胜之地，以斯楼为雄”，参观揽胜者络绎不绝的新气象。
为保护好岳阳楼，大修竣工后，张德容又出具告示：“嗣后登楼游览，务各恪遵礼法，不得肆行喧哗”，“不得酗酒滋闹”，“倘有违玩不遵，定即拿案惩治不贷”。并刻碑于楼旁。后经民国年间维修，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落架大修，岳阳楼整旧如旧，复古出新，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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