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西方列強既要侵略中國，又願意向中國提供軍事顧問；清政府則既要發揮外籍僱員作用，又要維護本國主權—這真是個微妙而複雜的問題。從兩次擔任北洋海軍總查的外國人琅威理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矛盾關係的詳盡體現。
李鴻章當面延聘琅威理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於英國。1879年，李鴻章委託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海軍部尋覓顧問時，曾紀澤便推薦說，琅威理新近將送炮船來華，此人“誠實和平，堪以留用”。這年9月，英國海軍上將古德路過天津時，李鴻章與他談到擇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說琅威理明練可靠。11月，琅氏護送四艘“鎮”字號艦抵津，李鴻章與他晤談數次，又看他調閱操演，甚為滿意，便當面延聘，月薪白銀600兩。
琅威理表示，他來華任職，第一，須有調派弁勇之權；第二，須向英國海軍部請假並獲允准；第三，中國方面須與英國海軍部商妥，不能影響他在英國海軍中的升遷。李鴻章請曾紀澤與英國海軍部洽商，但海軍猶豫不決，一則是不願其現役軍官為中國訓練軍隊；二則琅威理既為中國所聘，應該留職停薪，海上年資亦當暫停計算。此事陷入僵局。直到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及海關官員赫德、金登乾等人出面活動，才使事情有了轉機。
1882年秋天，琅威理來中國任職，頭銜是副提督銜北洋海軍總查（他在英國的軍銜是中校），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琅威理治軍嚴格，辦事勤快，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佐所敬憚。
醇親王重獎琅威理
1883年底中法戰爭爆發後，琅威理因英政府宣佈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職，請假回國。1886年1月應邀重返中國。此時他已升任英國海軍上校，故月薪增至700兩。
1886年5月，醇親王巡閱北洋，以琅威理訓練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寶星並賞給提督銜。以後李鴻章在發給琅威理的文電中，常用“提督銜琅威理”或“丁（汝昌）琅兩提督”的稱呼。
由於丁汝昌不熟悉海軍事務，艦隊的訓練多由浪威理主持。他日夜操演，官兵請假離船甚難。在他的作風影響下，無人敢出差錯。軍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說法。在其任內，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達到了顛峰。
“撤旗事件”迫使琅威理辭職
1886年，琅威理重返中國。在服務合同中，中方要求琅威理承諾在五年內將中國海軍的訓練提升到國際水準，並且必須應允在戰時幫助中國作戰，除非作戰對象是英國。對此項條件，英國外交部和海軍部還有不同意見，琅威理與中方的關係也似乎沒有中法戰爭前那麼融洽。他認為在中國得不到足夠的信任和授權。
1890年2月，北洋艦隊南下避凍。2月24日，丁汝昌率“致遠”等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琅威理、林泰曾、劉步蟾督帶“定遠”、“鎮遠”等艦在香港維修。3月6日，“定遠”管帶劉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換升總兵旗，表明自己是艦上的最高長官。琅威理責問：“丁提督離職，有我副職在，為什麼撤下提督旗？”劉步蟾答：“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琅威理立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已的地位提出質問。北洋海軍提督旗圖形為黃灰黑藍紅五色，角上飾以錨形。而總兵旗為黑、綠、紅三色。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鴻章致電北洋海軍第二號人物、左翼總兵林泰曾：“琅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制四色旗是調和折衷之語。但李的電報，明確表明了北洋海軍只有一個提督。6月25日，北洋海軍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與李鴻章面談撤旗事件。李鴻章明確以劉步蟾為是，琅威理當場提出辭職，李鴻章接受了他的請求。
琅威理回國後，逢人即訴說其在華受辱。8月18日，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國外交部已電駐華公使複查此事，並考慮撤退全體在華英籍人員。薛問“能否轉圜？邦交有益”。8月20日，英國公使華而身向李鴻章詢問琅威理辭職緣由。李鴻章指出“中國海軍稱琅威理為提督，乃客氣用語。22日，他又致電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轉達。似與邦交無涉”。
11月4日，英國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人為北洋海軍顧問，以代替琅威理的請求，並召回在旅順港服務的英國人諾加，宣佈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中英之間的海軍合作關係進入低潮。
北洋海軍一團糟
劉步蟾與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揮權之爭外，從某種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軍內部對於嚴格管理的厭煩情緒。
事實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進口炮艇來華後，北洋水師官兵已與外國僱員發生過類似衝突。琅威理個性強脾氣躁，他的管理風格使得一些中國軍官難以接受。劉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國多年，深悉交際和交涉的重要，看琅威理不過是客卿，並不是上級領導。所有閩籍管駕，皆擁護劉、林，所以琅威理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駕，不應專用閩人”，由此引發撤旗事件。
尤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後，北洋海軍的訓練和軍紀日益鬆懈，操練盡馳。軍官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更顯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場悲劇的開端。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的一1廠慘痛教訓。
作為對比，日本海軍也是英國人一手訓練起來的。皇家海軍的英格斯上校為日本海軍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英格斯本人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役時，日本政府曾封贈他以貴族，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以與日本的高級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英國人的教育中得到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歐洲軍官便體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堅持走著他仍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琅威理大擺架子提條件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開始為北洋海軍重新尋找一位外籍顧問。人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琅威理此時在英國得封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軍艦艦長，統率著皇家海軍後備隊的38艘軍艦。他對於邀請他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佈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前往中國，又不願辭去現任的海軍職務，只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皇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等等。他始終不忘撒旗事件之辱。
於是赫得指示金登幹另尋找一個海軍顧問。金登幹推薦前日本海軍顧問、時任英同皇家海軍炮廠監督的英格斯。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乾的表兄。
最後，李鴻章任命一個無海軍背景的船主、美國人馬格祿為幫辦北洋海軍提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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