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Mon Oncle）是雅克
·塔蒂（Jacques Tati）的第三部長片，以於洛先生為主角的第二部影片。於洛先生住在一所老舊可愛的公寓樓的頂層，這是一個傳統的居民區，有一些善良的普通居民，生活熱熱鬧鬧，也頗悠閒。相對的，於洛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住在一座現代化的高科技住宅，姐姐讓丈夫幫於洛先生在他的塑料工廠裡找一份差事。於洛先生又搞砸了，他顯然和任何機械化的事物格格不入。
影片裡沒有說教，也沒有極端的諷刺與批判。塔蒂用滑稽的人與事所包裹的，是現代——傳統、拘束——自由、機械化——人性化的兩種社會圖景。就像他本人說的：“我不教育別人，我只是試圖給人們一個可以進入的情境，在那裡他們可以有理由盡情發笑。”
在現代化街道中，所有東西都好像變成了工廠大機械生產的一個環節。忙碌吵鬧的早高峰壓根不存在，所有車輛都排成一條直線，以同一速度前行，完全遵守每一個路牌指示。汽車停在學校門口，孩子們從車上下來，整個過程就像機械性的卸貨：一個孩子下來，車開走，下一輛車停下，孩子下來，車開走……孩子們的下車時間分毫不差，每輛車只下來一個孩子，每輛車都停在同一位置，連開關車門的速度都一樣。這就是塔蒂呈現的現代化生活方式。
於洛的姐夫，塑料公司的經理，是一個和於洛完全相反的人物。他每天出門的程序和動作分毫不差，他要沿著虛線才能把車開進車位，而且他的車位是單獨在一片空地上的。影片快結束時，他開車去接於洛，好笑的是，他無法把車停好，一個愛管閒事的行動遲緩的老頭給他指揮，最後也不耐煩地走了。
相比姐姐和姐夫，於洛先生和工廠裡的普通工人更接近。那是一群還未被“機器化”的年輕人，他們笑話於洛做出了香腸似的管子，還得避開老闆幫於洛去扔管子。
機械化的生存環境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財富、衣著、“高雅”的禮儀成為追求，人人都戴上了一副虛偽的面具，有一種外在自我高於內在自我的優越感。在阿貝爾公寓，就只有小侄子和小狗子還保持著純真。最具象徵性的就是那座逼真的魚形噴泉，噴泉只有在客人來訪時才會打開。不過也不是任何人來都會開，如果來人是自家人或身份卑微，比如阿爾貝先生、於洛先生、郵遞員、蔬菜小販，就不會打開。於是
噴泉成了鑑別人們身份地位的標準。
花園裡還有一條S形小路，這使得阿貝爾夫人去迎客時，她和客人都需要從這條小路上走過。於是在某一時刻，他們並不是在向對方走來，而是各自目視前方，對著空氣說話，直到在小路的中間相遇。塔蒂用一種刻意誇張的方式諷刺了人們無意義和虛偽的社交。
相反，於洛先生陣營的居民就親切可愛多了。塔蒂以全景視角展現了街區的群像。掃地工、蔬菜商、廢品收購員、老人、孩子、狗、遛狗的大爺、於洛的鄰居——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孫女。
那個幫助阿貝爾先生停車的老頭是Georges Bazot飾演的，他是一位有半個世紀戲齡的老馬戲團明星，在塔蒂還沒出生時就開始表演了。塔蒂專門請他客串一回，是塔蒂對馬戲演員的一貫敬意。
演掃地工的是場景攝影師Andre Dino，塔蒂反覆向他示範，每一次打掃的動作必須在開始前就被某些似是而非的東西給攪和。
他還從動物收容所裡找來好幾條狗，指揮這些未經訓練的狗子十分困難，塔蒂曾說：“40個技術人員不得不耐心等待一條狗屈尊在一個電燈杆子下釋放，這讓我感到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影片結束後，塔蒂不願將它們重新送回收容所，於是在報紙上登了個廣告，為“出演《我的舅舅》的狗明星”找領養人。結果反響異乎尋常，“我們收到了那麼多的請求。有些女士願意做任何事，就是為了要其中的一條狗。最終它們落戶到了巴黎各個角落。其中一隻在很別緻的Avenue du Bois安了家。它是一隻很有風度的狗。另外一隻在郊外的Asniere和一個退休的小個子呆在了一起。”
現代與傳統的對比在一個情節中表現得特別鮮明：阿貝爾夫婦為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日，來到高雅餐廳享受食物與音樂，可是，兩人之間似乎無話可說。同一晚，於洛結識了一對年輕情侶（一個搞笑的誤會），一同坐馬車回家，他們一路上有說有笑，還唱起歌來。與他們真實的快樂相比照的是，小轎車中的阿貝爾夫婦彼此確認著：“我們玩得很開心，對嗎？”
《我的舅舅》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後，美國電影學院問塔蒂希望得到什麼樣的待遇，塔蒂提出希望去馬克·森內特、巴斯特·基頓、斯坦·勞來現在住的地方拜訪。他見到森內特的時候，老森問他為什麼要學英文：“當你什麼都不說的時候，我能理解你更多。”
的確，塔蒂的故事是用畫面、音效與音樂來講述的，他自己也說：“《我的舅舅》幾乎就是個默片”。
塔蒂近乎瘋狂的追求聲音上的細節，劇編劇卡雷爾講述，曾見過塔蒂在錄音棚裡砸玻璃，一塊接著一塊，一連砸幾個小時，表情嚴肅， 就為了找到最合適的聲音。”
影片中，塔蒂創造性的賦予了現代與傳統街區不同的主旋律。現代住宅的段落幾乎是沒有背景音樂的，佔據聲音主體的是各種各樣音量過高的雜聲，比如腳步聲，穿衣聲，桌椅聲，各種機械設備的聲音等。在後半部分的一場戲中，廚房和電動剃鬚刀的聲音如此之大，以至於阿貝爾夫婦都變成了啞劇表演者，而他們誰也沒弄懂誰。
在一些車輛的鏡頭中，音樂節奏和車燈的閃爍是一致的，結尾處，停車的節奏也和音樂一致。還加入了一些讓人聯想到《玩樂時間》（Play Time，1967）的滑稽音效，比如工廠側門的開關聲，於洛面試坐的椅子的響聲，魚形噴泉的噴水聲，生產塑料管的聲音等等。
相對的，在傳統街區，時時伴隨著歡快的“背景”音樂，音樂來自於一家小餐館。塔蒂還原了一個典型傳統街區的各種各樣的聲音，顯得豐富而真實。
另一個應用音樂的出眾例子是結尾的飛機場外，人們從四面八方湧進入口，他們穿著統一色調的服裝，揹著同一款式的包，合著音樂的節奏往裡跑，就像是在跳舞。於洛被他們夾在中間，直接轉著圈被擠進去了。
和《玩樂時間》相似的轉變在《我的舅舅》的結尾也出現了。於洛先生就像是治癒社會異化的解毒劑。他的純真天性、利他主義和真實，神奇地治癒了阿貝爾一家的疏離感。 就在影片快結束時，阿貝爾先生的新車開進了老街區，阿貝爾先生和兒子在機場外目送於洛先生，實踐了一次兒子以前玩過的戲弄人的小把戲。結果兒子牽住了阿貝爾先生的手，就像他以前牽於洛先生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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