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剛剛降生。一個多月後，1958年10月2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正式成立，隨之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成立。
四十年前，我二十弱冠。兩個多月後，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開啟了中華民族改革開放新篇章。
盛世今朝，我六十花甲。再過幾月後，自治區成立60週年和改革開放40週年大慶即將隆重舉行，我也將光榮退休。
時光如白駒過隙，回首往昔，如歌如詩。我不僅與自治區同齡，而且工作的43年恰是改革開放的40年，在法院的38年更是將最美好的芳華奉獻給了法院，見證了寧夏法院的成長、發展。
剛調到法院高興的騎上法院的兩輪摩托車。
生於自治區成立之時，有夥伴們羨慕的童年
我叫馬桓，1958年9月出生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父親和母親都是國家幹部，我排行老大，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
我的童年是在同心縣農村長大的，經歷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也經歷了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人說我們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我的童年卻是在夥伴們的羨慕中度過的。
由於家裡父母是國家幹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家也能吃上白麵餅子。那時候上學都是自己帶吃的，農村的同學很多都帶的是用豆子碾成面後再炒一下的炒麵，還有黃米做的麵糰、玉米麵做的窩窩頭，再帶一點自己家醃製的鹹菜。有的時候白麵餅子吃膩了，我看見同學們炒麵吃得很香，也會和他們換著吃。
有一次同學來家找我玩，做飯的時候，老媽用少量的油熗了一點蔥花，做了酸湯麵。同學羨慕的說我家天天在過年。
60年代是計劃經濟時期，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實行“票證制”。布票、糧票、油票、豆腐票......，沒有票即使有錢也買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感覺那個時候就沒有吃過肉，吃的最好的東西就是啃骨頭，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才能吃上雞蛋和一點肉菜。
但在喝水上，大家都是平等的。由於同心縣地處我國乾旱地帶，十年九旱，也沒有地上水和地下水資源，大家吃水只能靠收集的窖水。春秋有雨的時候，將雨水收集在水窖裡，冬天下雪時，將積雪掃到水窖裡。由於水窖是露天的，水面上常常漂著麥稈、木枝甚至牛、羊、驢的糞蛋等。用的時候，再用桶打上來，撇乾淨上面的雜物後燒開了飲用。那時候水比油還貴，鄉親們嫁女兒一定要嫁給有水的人家，記憶中同心縣大概到90年代初才通上自來水。
我的學生時代是隨著父親工作的調動而不斷變動的，先後在同心縣的張家塬、預旺、馬家高莊、韋州等地完成了小學、中學的學習。當時的學習用品也少的可憐，幾乎啥也沒有，沒有現成的本子、沒有訂書機、沒有鉛筆盒......。作業本是從外面買幾張大白紙，回家再用小刀裁成32開的小紙張，用線繩再裝訂起來。生活困難的同學作業本都是正反兩面用的，上面寫得密密麻麻沒有一點空隙。鉛筆也是省著用，用到只有2、3釐米的鉛筆頭時，手也握不住了，就再把鉛筆頭套在塑料管上用。後來，開始用鋼筆寫字了，買墨水又成了困難。我家的條件好些，農村的同學都用我的，我也非常願意幫助同學們。
童年時代，家中最值錢的是一臺裁縫機。由於家中有5個孩子，穿衣比吃飯更困難。我的衣服都是老母親在煤油燈下一針一線縫製的，我幾乎沒有穿過新衣服，都是老父親穿過的衣服，老母親又再改一改給我穿，我穿過的再改一改給弟弟們穿。70年代初，生活條件比我們好的二叔家（二叔二嬸都是國家幹部，只有一個孩子），看到我家的困難記在心上。二嬸用省吃儉用的工資給母親買了一臺“蜜蜂”牌縫紉機，一家人都非常感激二嬸，至今都記得她的好，這也是當年家裡最值錢的財產了。
長於法院重建之日，38載法院工作好風光
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農村的教學還是比較落後的。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熱潮席捲了全中國每個角落，學校裡也開始了“批林批孔”，張鐵生交白卷成了光榮，滿教室都是大字報，老師們每天領著學生在唸毛主席語錄。
1974年底，我已經上到了高中一年級。由於學校裡盛行讀書無用論，而且學校的義務勞動也越來越多，我就有了棄學工作的念頭。
1975年3月，我到同心縣的水電局當了一名打井隊工人，當時還不滿17週歲。打井隊的工作是三班倒，工作全部在野外。整年都是白天風吹日曬吃乾糧，晚上風餐露宿住簡易帳篷，每月的工資是40幾塊錢，但在當時也算得上高工資了。我記得非常清楚，到年底的時候，正式轉正後每月的工資是49.5元。那個時候也開始知道心疼老母親和分擔家庭負擔了，除了給自己留下5元的零用錢，其餘全部上交給老母親補貼家用。
1977年春天，父親調到水電局當領導，我們也舉家搬遷到了同心縣城。一家7口人有了國家分的兩間平房，有十幾戶人家住在一個大院子裡。為了迴避我就被調到了同心縣電影公司，開始了電影放映員的工作。當時文化娛樂活動非常少，看電影是老百姓最大的文化享受，電影放映員也深受百姓歡迎。最高興的事就是，用毛驢車拉著放映機、發電機，自己跟在毛驢後面徒步走上二三十里路到農村去放電影。十里八村的鄉親一聽說來放電影，都會早早的拎著自家的小木凳、小馬紮趕到放映地點，來晚的鄉親就會蹲在地上、擠在牆角、站在高處，孩子們就會爬在牆上、大樹枝上眼巴巴的等著電影開始。記得當時在電影開始前，還要求我們放一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短片。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國家加強了法制建設，人民法院恢復重建，從此進入蓬勃發展時期。1979年底，公檢法機關進行擴編，從各單位選調幹部。我有幸被同心縣組織部篩選上了，但我還是喜歡電影放映員的生活，不想去。後來，縣委組織部找老父親談了話，讓老父親做我的思想工作。
“去法院好呢，能騎上摩托車，很風光的。”親朋們也這樣勸我。
穿上第一身法院制服在辦公室前留影。
1980年初，我就到同心縣法院上班了，開始了我的法院生涯。當時的同心縣法院只有辦公室、民庭、刑庭三個機構，十幾名幹警，2輛黃河牌摩托車，5、6間簡易的辦公平房，與公安、檢察院在一個大院子裡辦公。我是院裡最年輕的幹警，工作先從法警、書記員幹起。與現在法院的案多人少、壓力大、風險高相比，當時又有不一樣的辛苦。
封火爐是必須的工作技能。80年代，法院冬天取暖用的還是鑄鐵爐子，燒的是幹警自己用煤沫打的煤餅子。由於辦公經費緊張，煤餅是按辦公室人頭進行分配的。為了避免浪費，火爐生起來後，到了晚上下班時就要封火。如果火爐封不好，第二天就續不上火，要重新點火，既費煤餅又影響衛生，而封火的任務一般都是由我們這些年輕幹警來完成的。
裝訂卷宗更是書記員必備手藝。現在，法院的卷宗，有電子版的，也有紙質版的。紙質版卷宗的裝訂用的是裝訂機，既快又省時省力。而在80、90年代，裝訂卷宗則是完全的純手工活。錐子、線繩、漿糊是書記員裝訂卷宗的“三件寶”，訂卷宗時，先把手寫體的紙張材料按程序整理好，然後用鐵錐子鑽兩個眼，把線繩帶過去訂起來，再用漿糊封上側面粘上卷宗封皮。剛開始鐵錐戳破手、線繩磨破皮都是家常便飯。
記好筆錄則是書記員的基本工。記得有一次，我給同心縣法院副院長高鵬當書記員，記一份調解筆錄就捱了批。
“這麼浪費紙張。”高副院長拉長了臉批評我。原因是我第一頁在記錄時寫錯了字，就順手把第一頁紙給撕了。高副院長的批評讓我臉紅的抬不起頭來。為了提高自己的記錄質量和速度，我省吃儉用存夠了一臺錄音機的錢，託同學在廣州帶回來一臺磚式錄音機。專門找人說一些話，然後邊放邊記錄，以提高記錄速度和質量。經過幾個月的訓練，我就成為了全院記錄最好的書記員。而現在的記錄都是書記員用電腦或速錄機直接輸入。
為練好記錄專門買了錄音機練習。
印刷裁判文書在當時是又髒又累的活。當時的調查筆錄、調解筆錄、庭審筆錄還有審理報告、判決書等裁判文書都是審判人員一筆一畫用手寫出來的。一些要送達給當事人的判決書、調解書等，由於需要好幾份，還要交到打字員那裡用鉛字打印機打印出來。記得同心縣法院只有一臺打字機，由辦公室派專人管理、專人使用。打字員用打字機把它們打到臘紙上，然後我們再用油印機印出來。常常是擼起袖子，推著油墨輥子，臉上手上身上到處糊的是黑色的油墨。而現在的裁判文書都是審判人員在電腦上直接輸入進去，然後用打印機打出來，既乾淨又快捷。
外出調查和送達是既辛苦又快樂的工作。快樂是因為可以騎上院裡的摩托車，辛苦是因為一整天都在鄉里跑，有時候一口水都喝不上，還有可能碰到車壞了被困住的情況。
1982年的春天，我和一位同事去農村調解一件離婚案子，同時還帶了當地的幾個其他案件。中午時分，摩托車壞在了同心縣羅山的大山裡，方園幾里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我們檢查發現摩托車的大梁斷了，非常危險，不能再開著走了。沒有辦法，兩個人推著摩托車走了近十幾裡的山路，終於推到一家農戶家。問農戶有沒有鐵絲，他看我們是法院的人，就給我們到處找要了一些。我們用鐵絲將摩托車的大梁捆綁在一起，試著騎了騎，居然可以開起來。當時，兩個人高興的在農戶家的院子裡跳起了“忠字舞”，後來這件事在單位裡就傳開了。
1985年，院裡把唯一一個在中央民族大學上學的機會給了我。我非常榮幸的成為了一名大學生，有機會在大學裡深入系統的學習了法律知識。經過兩年的深造，我的法律業務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1988年，回到院裡的第二年，我和吳忠中院原副院長馬少清（已退休）、高院執行一庭庭長張秉俊三位比較優秀的年輕人被提拔為各庭的副庭長，我當時被任命為民庭的副庭長。
1990年底，高院選調一批少數民族幹部，我有幸被選中。在高院一干就是28年，先後在民庭、經濟庭、告申庭、刑二庭工作，2011年又調整到刑一庭工作，並晉升為二級高級法官。2016年9月，我沐浴著司法改革的春風成為全區第一批842名員額法官之一。
2003年，全區法院配了第一批電腦，要求幹警們都用電腦工作。大家都開始學習電腦技術和打字，45歲的我也投入到電腦學習的大潮中。由於農村小學當時沒有教漢語拼音，我就不會用拼音打字。但為了工作必須學會打字，我就開始背五筆字根，記不住就一遍一遍的背；手指僵硬不會用指法，就用一個指頭在鍵盤上敲打，幾十頁的審理報告到現在還是用“一指禪”打出來的。
在法院的38年人民法院快速的發展壯大，從最初的銀川、固原2箇中院和19個基層人民法院到現在的5箇中院22個基層人民法院和1個鐵路運輸法院。
有一次翻看《寧夏法院志》，仔細計算了一下1980年全區法院的受理案件量為5269件。而2017年，全區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突破20萬件大關，是我1980年進入法院時的近40倍，幹警們的工作壓力也是空前加大，有的法院人均審理案件達200件左右，有的法官年均結案達500件。
高院的案件數量雖然沒有基層法院的多，但都是比較重大、疑難、複雜的，而刑一庭更是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許多案件涉及到當事人的清白、生命，責任非常重大。由於自己在法院工作時間久，資歷老，成為員額法官後，庭裡常常把一些比較棘手的疑難、複雜案件分配給我主審，或者由我擔任審判長負責把好關。
2018年年頭上，院裡還分給我7個案件，已經辦完了6件。還有1件故意殺人的案件，辦完手裡的這1件到9月份我也就退休了。
辦了38年的案子，感觸最深的是要把案件辦好，法官必須要有正義感，要有司法為民的情懷和嚴格依法辦案的職業操守。近四十年法官生涯，在辦理案件中我始終對當事人笑臉相迎、耐心說理、主動疏導，至今沒有一個當事人反映我有臉難看、門難進、事難辦的情形。在辦理案件時，無論是民事、刑事，還是申訴複查，每辦一起案件我都會嚴把案件的事實關、程序關、證據關、法律關、文字關，努力讓每一個案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至今沒有發現有一起錯案。
養於良好家風之中，是一生平安的護身符
習近平總書記說，“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
正是好的家風為我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指引我圓滿的走完了法官職業生涯。可以說，良好的家風是我從事法官這一高風險職業的護身符，父母親的言傳身教給我樹立了良好榜樣。
“家裡的錢是大家公用的，你要用錢要說明理由，不能偷著拿。要從小養成良好的習慣。”這是第一次捱打後，母親拉著我紅腫的手邊哭邊說的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生長在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中，家裡的錢和生活花費都是由母親負責的。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偷偷地拿了母親放在抽屜裡的錢去買零食。母親發現後，拉起我的手就用尺子一頓狠打，手被打得又紅又腫。
這件事對我以後的生活影響和啟發很大，讓我牢牢記住了公用的錢不能擅自拿，不該拿的錢不能拿。
一直在地方當領導的父親，對家人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尤其對子女在工作上、政治上要求很高。我1985年就向黨組織提交了入黨申請，1986年轉為正式黨員，現在也是有33年黨齡的老黨員了。
記得剛參加工作不久，有次下班回家遇到了一個來感謝父親的叔叔。他因為工作調動，非要來家裡感謝父親。當時父親還沒有回到家，那位叔叔說他向馬局長借了錢，在單位找不父親，就到家裡來還錢。母親推託讓他到單位還給父親，但那位叔叔堅持把錢留在了家裡。
父親回來後，氣壞了，狠狠地罵哭了母親，並讓我把錢當即送還給了那位叔叔。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也為我以後處理此類事情樹立了榜樣。
作為一名三十多年的老法官，工作、生活中難免會遇到請客、送禮的事情發生，但自己始終記得父親是怎樣做的。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同心縣法院辦理民事案件時，就有當事人提著點心、罐頭來單位、到家裡送禮，我都義正言辭的加以拒絕。隨後的二三十年，請吃、送禮的物品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一直在不斷的改變和增加，但唯一不變的是自己拒腐蝕永不沾的法官職業操守。
2014年底，有一個宅基地申訴案件的當事人經常來法院纏訪。案件分給我之後，有一次在接待她的時候，她留下了一份申訴材料。當我打開申訴材料閱看時，發現材料中夾帶了兩張銀行卡。我立即打電話，把她喊了回來，嚴厲地批評了她並堅決讓其收回銀行卡。
認真閱卷後，我認為她的申訴理由並不能成立，依法駁回了她的申訴請求。據立案信訪部門的同志反映，她後來再也沒有來高院纏訴纏訪。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如今，我的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兩個兒子和兒媳都是重點大學的研究生。大兒子在北京工作，小兒子還找了個漢族媳婦，我也有了2個小孫子，一大家子其樂融融，寧夏回漢一家親的民族團結景象在我們家得到了充分體現。
時間無聲，歲月有痕。
臨近退休依然忙著辦案的馬桓法官。
再過幾個月，就是自治區60週年大慶、改革開放40週年慶典，也是我光榮退休的時候。回首我這六十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公公正正辦案，心裡很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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