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厲慧良，來看李大爺」

20世紀50年代的一天下午，我家來了一位身穿長毛絨大衣的年輕人，只見大衣的外毛已經被剪平了，他手裡還拿著一把油紙大雨傘。年輕人自報家門道：

厲慧良

當時我父親不在家，正好我三舅（楊小樓班的二路武生）來家裡，因厲不認識他，就沒怎麼打招呼。聽我們說厲也是唱武生的，本來脾氣不好的三舅便更覺氣惱，還在屋裡罵了兩句，我們就勸他：“人家對您不熟悉，何必計較。”

厲慧良進屋後又接著自我介紹了一番，他的父親厲彥芝先生與我的七大爺楊玉樓（即楊榮樓的父親，我父親的把兄弟）是最要好的把兄弟，厲大爺拉胡琴，七大爺打鼓，厲慧良父母的結合也是七大爺做的大媒。厲慧良此次是初來北京特地登門來拜訪我父親的。

年輕的厲慧良(上中)與兄弟姐妹

那一次厲慧良是應裘盛戎之邀來京與北京京劇二團合作演出的，裘非常欣賞厲的表演。結果，厲慧良這第一次進京公演就大獲成功，從此給北京的觀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當時對他的表演也非常著迷，幾乎天天晚上都騎著自行車趕去看他的演出。那時他的嗓音還好，堪稱文武雙全，加上他在藝術上善於創新，精益求精，每一齣戲都有攝人心魄的絕活佳技，令人百看不厭，如醉如痴。

厲慧良

厲慧良的基本功非常紮實，又善於借鑑學習。他說，老的好東西自己沒有見過，聽老先生聊過後，就自己動腦筋琢磨，如此在前輩藝術的基礎上發揮、創新。他的創新絕不是想入非非，瞎編亂造，由於他的知識豐富，聰明絕頂，他的創造出新也都是符合規律的，能令人接受的。

1985年，袁世海，厲慧良，張學津，刁麗，耿巧雲，劉子蔚，宋小川

厲慧良是一個聰明、開竅的好演員，在藝術上他非常謙虛、好學，尤其難得的是他非常有自知之明。他曾說過，拿他自己與李少春比，少春二哥的身條、扮相都比自己秀氣，像《三岔口》的任堂惠，我一扮上就已經輸給人家了！幹嘛要去比呢？！但我也有適於自己的長項，如我演《豔陽樓》、《狀元印》就不弱於人。

1982年7月30日晚河西區工人俱樂部後臺(先生當晚演出《豔陽樓》

厲慧良的好學精神是非常令人欽佩的，不論什麼劇種，不論劇團大小，他都去觀摩。記得當時有西安獅吼豫劇團來京在吉祥戲院演出《八大錘》，他聞訊就坐火車從天津趕來看戲，戲散後跟著再坐夜車趕回天津。北京風雷京劇團演出新編《小刀會》，他也聞訊趕來，從不因劇團小就不肯屈駕。他說他演《鍾馗嫁妹》，其中“噴火”的表演就是吸收了西安秦腔《紅梅記》的“噴火”技巧。

我們有時和他一起看戲，發現他總是拿個小本本在記。邊看邊聽他講些心得、見解，令人感到受益匪淺。如什麼角色穿什麼顏色的服裝，拿什麼顏色的馬鞭，他都十分認真、仔細地研究、對待。他常說：機遇是給有心人的，但不是給投機分子的。

厲慧良

1957年，毛主席陪同來華訪問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觀賞京劇，原安排的是由李少春主演的《野豬林》，在李臨時因病不能演出的情況下，急調厲慧良趕來替演，結果他不僅順利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並且表演上還有很多獨到之處，演出了自己的特色。

厲慧良在說戲

常有人在說厲慧良如何如何的驕傲，我卻不以為然。因為他給我的感覺並非如此，他在藝術上本是一個十分虛心好學的人。無論是老前輩或同輩人，只要你有真才實學、一技之長，他就會十分虛心、認真地向你請教。如他見到傅德威先生就說：“

從厲慧良初到北京，我們就與他相識，要好。記得我和姐姐陪著他還有裘盛戎二哥、馬長禮師哥一起到先農壇看足球，一起逛天橋、喝豆汁兒。幾十年來，每次見到他，總是那樣親切、愉快。有一次我買了一本《楊小樓評傳》送給他，他特別高興，很鄭重地收起來。

1985年暑期，北京戲校78班的學生畢業到天津一宮演出，我也隨同前往。慧良哥幾乎每晚都來看戲，而且有時早早就到劇場。他總是很直率地同我們交流感想，當他看到有的學生用功不勤，有的樂手伴奏看譜子時，都馬上嚴肅又幽默地給予告誡。不久前我在搬家整理東西的時候，又看到了他寫給我的信，為的是要給我介紹個學程派的學生。

他最後的一次在京登臺是1994年初在中國戲校排演場演一折《挑滑車》。當時他不去住飯店、賓館，要求就住在學校宿舍，說這樣練功方便。當他看到學校裡的練功棚很少有人練功時，感到很不滿意。那次，他打電話約我去看戲，同到的還有茹元駿老師和榮樓哥。沒想到，他演過這一場戲，過了春節從上海演出回到天津家裡就不幸突發心肌缺氧，搶救無效過世了。這個消息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他的死是令人痛惜的，因為對於京劇藝術來說，是無法估量和彌補的損失。

他的妹妹厲慧敏說：“我二哥這一輩子來到陽間就是受罪來的。”

在他的追悼會上，來的多一半都是自發趕來的“厲迷”觀眾。我望著他的遺容，心裡想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還能再出一個厲慧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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