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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礼记》为“三礼”之一(《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刘德得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解释《礼》的内容一百三十一篇进献,当时并没有传习的人,也未被立于学官。到刘向校书中秘,检得一百三十篇,编辑目录,除其繁冗重出者。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一共五种,合计二百十四篇。戴德(大戴)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戴德之侄,称为“小戴”)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按:当为四十九篇,据《四库总目提要》考订,《隋志》此说有误),谓之《小戴记》,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行所说的《礼记》。小戴传梁人桥仁,号称“桥君学”,这就是关于《礼记》在前汉时代的传承脉络。后汉时代,马融传小戴之学,郑玄、卢植等俱受学马融,并精于《礼记》。郑玄遍注群经,犹精于“三礼”,今“三礼”汉魏古注,俱出于郑玄。《礼记》所以称为“记”,正如《隋志》所说,是因为它是解释“礼”的文体。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解释经的文体有“传”、“说”、“记”等,《礼记》正是“记”的一种。
《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编纂而成,其内容十分驳杂,前人如梁启超等都对《礼记》内容进行过分类,梁启超将之分为五类,据沈文倬先生据曹元弼提出的《礼记》内容分类,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礼、政、学三类:
一是“礼”,如其中的《丧大记》、《丧服小记》、《间传》等,即是直接解释《仪礼》中关于不同礼类的文字;
二是“政”,如《王制》、《礼运》等关于制度设计的;
三是“学”,如《大学》、《中庸》、《乐记》这样的类似哲学思辨的内容。
彭林指出按照“经与记”的关系来思考的话,应该分为直接与《礼记》相关、间接相关和无关三类,也可以作为一种分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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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像
《礼记》在汉代的经学史上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前汉重《仪礼》而后汉重《周礼》,魏晋南北朝时代《仪礼》和《周礼》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较《礼记》为胜。虽然南北朝时代注释《礼记》者不少,但到唐代时《礼记》注家就只剩下皇侃和熊安生两家了,唐太宗朝编纂《五经正义》将《礼记》纳入其中,才正式确立了《礼记》的官方学术地位。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内页
现今《礼记》通行版本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正义》,而阮刻本《礼记正义》是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阮元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版本并非善本,而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北京大学日籍教授乔秀岩主持引进了此书影印,并于2014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有吕友仁点校《礼记正义》即以越州本为底本。适合一般读者和供研究者进行阅读使用的还有王文锦的《礼记译解》、杨天宇的《礼记译注》等。
《礼记正义》
《五经正义》为唐代孔颖达等奉唐太宗之命所编订,集中体现了官方统一南学、北学的手段,使六朝以来南、北地区各自发展的经学思想殊途而归一,是后来各朝代相继编纂官方经学解释的滥觞。初次修成于贞观十六年,比较能够体现唐太宗以及时人的学术倾向和学术品味,之后又陆续修订,于唐高宗永徽四年最终修成并颁布。初名“义赞”,后敕诏改名“正义”。之所以叫作“正义”,是因为此书为当时经学教学、应试和解释的标准。
礼记正义
作者: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正义/ 吕友仁整理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副标题: 十三经注疏丛书
出版年: 2008.9
《礼记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种,选择《礼记》作为“五经”而非《仪礼》、使得《礼记》与其余《仪礼》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自此之后,《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正义》在选择旧疏上颇有不得已处,因为在当时能够看到的旧疏只有皇侃和熊安生二家,因此孔颖达等就以皇侃为主,辅之以熊安生,并且孔颖达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孔颖达像
如《礼记·曲礼上》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四句,郑注只是说:“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但孔疏却在这里进行了极好的串讲。首先是指明这四句的性质:“此一节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据人君恭谨节俭之事,故郑引桀、纣以证之。”接下来是对四句话分别疏解,分别引《孟子》、《六韬》、《乐记》申说其义。再略说“《尚书》、《史记》说纣恶甚多,不可具载”。最后则引皇侃疏来说明。可谓层次分明,推比详细,引证详尽。认真阅读《注疏》,对于理解经学的博大鸿富,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礼记集解》
清代学者对于经学研究用力甚勤,也取得了重大了突破。清代“三礼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应当首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礼记》虽然没有取得像《周礼正义》那样的可称之为划时代的成果,但也有值得称道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孙希旦的《礼记集解》。
礼记集解(全三册)
作者:[清] 孙希旦撰/ 沈啸寰 / 王星贤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1989-02
王锷指出,孙希旦的《集解》有几个特点:一是偏向宋学,阐述礼意;二是博稽约取,裁以己意;三是依据详明,考索礼制;四是《三礼》互证,总结礼例。 试举一例:
【记】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敛斯席矣。”小敛之奠在西方,鲁礼之末失也。(按:“记”指《礼记》原文,方便阅读所加)
这里《礼记》中讨论小敛奠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郑玄说:“曾子以俗说非。”意思是说曾子以当时的服丧中小敛奠的实际情况来否定子游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不符合礼制的。这才会有后文的“鲁礼之末失也”的判断。
孙希旦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尊重了郑玄的说法,并进一步发挥,他引《士丧礼》说:“小敛‘奠于尸东’。尸南首,尸东,尸之右也。凡奠于尸者,必于其右,象生人以右手取食也。曾子谓在西方,非也。”人死后,尸体头朝南,尸体的东边就是死者的右手边。小敛时,由于死者刚死不久,孝子不能接受死者已经死去,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将食物放在他的右手边祭奠,便于用右手食用,这样就是为什么小敛奠要在东方的原因。孙说引《仪礼》证《周礼》,而且得“礼”之“情”,申说郑义,可谓精当。当然孙书也有一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清代《礼记》研究的重要著作。另外
朱彬的《礼记训纂》可以和孙书相互参看。《礼记译解》
王文锦先生所撰《礼记译解》可以说是目前既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有适合研究者精研的典型。王文锦先生是礼学大家,因此,《礼记译解》中多有王先生对于礼的理解和解释。
礼记译解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6-1
而且《译解》尽量做到将能够解释的词句用最清通简要的文辞进行解释,即使不读《仪礼》也能明白其中一些涉及《仪礼》中专门词句的部分。如在《郊特牲》中:
【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适诸侯,诸侯膳用犊,诸侯适天子,天子赐之礼大牢,贵诚之义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译解】天子南郊祭天用一头牛犊,而祭祀社稷则用牛羊猪三牲。天子到诸侯国家去视察,诸侯为天子设宴,只宰杀一头牛犊;诸侯去朝见天子,天子赐宴,则宰杀牛羊猪三牲。为什么祭天和为天子设宴之宰杀一头牛犊呢?这是以笃诚为贵的意思。因为小牛犊纯真诚朴,没有也不懂牝牡之情。所以怀孕的牲口,不但天子不食用,祭祀上帝也不使用。
这一段中,王文锦先生对“贵诚之义也”进行了发挥和解释,因为“小牛犊纯真诚朴,没有也不懂牝牡之情”来象征天子对天,诸侯对天子的笃诚之情,这正是礼所要反应的人伦情感和上下关系,同时又使文字晓畅,逻辑通顺,大大方便了读者理解。并且王先生将“大牢”(即太牢)直接译作“牛羊猪三牲”,让人能够很快明白大牢的形制,对于理解礼制设定有相当的帮助。
《礼记译注》
《礼记译注》是杨天宇先生《三礼译注》的一种,先于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于2004年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译注系列”中。杨天宇先生对于“三礼”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特别对于郑玄的“三礼学”用力甚深,据说他曾有系统研究“三礼”的计划,但天不假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礼记译注(上、下)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2004-07
杨氏的《译注》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分段严明,将一章中的内容按意义划分成若干段,对每个段落进行解释,这对于《礼记》的内容,特别是如《曲礼》这样记载礼制细节和不同情境下礼节不同的情况是极其有利的。第二是对于需要理解的地方在“注”中详下案语,以求理解顺畅。仍以《郊特牲》为例:
【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为便于理解,杨先生在这条的注释中下了案语:“辟君,案诸侯对天子,大夫对诸侯,皆当行稽首之礼。大夫之臣对大夫亦稽首,则有拟大夫为正君之嫌。”为什么大夫之臣不对大夫稽首呢?是因为大夫不是正君,如果让大夫之臣对大夫稽首,则大夫就是正君,为了避免这一点,家臣就之是拜而不稽首。这样理解,在译文中就能够更好理解了。第三是杨先生比较尊重《礼记正义》中孔疏的说法。仍以《郊特牲》为例:
【记】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
杨氏认为“尊贤不过二代”的原因是尽法先代,则当代之法不可尽行。这实际上是吸收了《礼记正义》中孔颖达等的看法:“尊贤不过二代”者,所以尊贤之事,取其法象,但代异时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则不可尽行,故所尊之贤,不过取二代而已。若过之,远难为法也。”因此,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杨书,可以成为理解《正义》和解读正义的钥匙。
作者八砖,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员。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彭林:《怎样读〈礼记〉》,国学网,2015年。http://www.guoxue.com/?p=29818
王锷:《孙希旦〈礼记集解〉平议》,香港:《能仁学报》第十三期,第92—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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