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每一個朝代都有一些武功蓋世、萬夫不當的武林高手，但是，這些武林高手出自民間，其功夫高低多為民間傳說，真實狀況難以考證。
除了這些武林高手，中國古代還有官方的武術考試，這就是科舉制中的“武舉”考試。在“武舉”考試中獲得最高名次的就是“武狀元”。
這些“武狀元”可謂武林中的國家隊，受過專門教育，武功自然應高於民間武林高手。
但是，他們究竟有多厲害？又是如何參加考試的呢？除了那些“大內高手”？今天，我們主要清朝為例來叨叨。
中國歷史上的武舉制度創始於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
武狀元中，最有名的當屬郭子儀，他是唯一由武狀元而位至宰相者。
郭子儀是唐代開元初年武舉高等(狀元) 。他一生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曾兩度擔任宰相。
同時,他也是歷代武狀元中軍功最為顯著者。
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武舉的興盛期在明清兩代，特別是在清代。清朝時武科舉鼎盛時期，也是衰亡時期。
明朝武舉創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沒有確定下來。清朝沿用明朝的制度採用文武並重的辦法。
滿清是在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功根深蒂固。
另外，從入關建立大清國，內外戰事不斷，武官戰將的補充、內外戰爭的需要使朝廷不能不重視武備；而籠絡漢族人中“武可拜將”的傑出人才也是維護一統的需要。
清代武官雖然仍以行伍出身為“正途”，由武舉出身的次之，但武舉出身者數量不斷增大，在軍中佔有相當比例，清代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國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對武舉考試趨之若鶩。
清代武舉為國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產生了不少傑出人物。 但清朝只設武舉而無武學，可以說為近代中國軍事落後埋下了禍根。
順治三年（1646年）朝廷同時開始文科和武科考試，武科與文科一樣，分為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四級。
一、童試，在縣、府進行，考中者為武秀才。
二、鄉試，在省城進行，考中者為武舉人。
三、會試，在京城進行，考中者為武進士。
四、殿試，會試後已取得武進士資格者，再通過殿試（也稱廷試）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稱為“三甲”。
一甲是前三名，頭名是武狀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
殿試的規格很高，一般由皇帝親自主考。
考試揭曉後，在太和殿唱名，西長安門外掛榜，並賜給武狀元盔甲。
然後由巡捕營護送武狀元歸第，炫耀恩榮。
第二天，在兵部舉行盛大的“會試宴”，又賞給武狀元盔甲、腰刀等，賞給眾進士銀兩等。
清代科甲等級差別甚大，同樣是武進士，一、二、三甲的等級和榮譽卻大不相同。
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後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綵，上街
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殿試以後，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職。
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舉第一科，當時規定武狀元授正三品的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的遊擊，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
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備守備，三甲授從五品的署守備。
康熙年間又有變動，改為一半授營職
，是直接帶兵的官，另一半授衛職，是皇帝的宮廷侍衛。
雍正五年（1727）規定，武狀元授御前一等侍衛，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衛。
再從二甲中選頭十名，授三等侍衛。
其餘全在兵部註冊授於守備等營職。雍正以後各朝武進士的授官情況還有一些變化，不過所授品階基本上以康熙朝定製為準，沒有太大的變更。
清代的考試辦法差不多與明代一樣，分一、二、三場進行。一、二場試了弓馬技勇，稱為“外場”；三場試策論武經，稱“內場”。
每年十月初，武舉們就要去兵部考策論。然後，皇帝在紫光閣檢閱武舉們的騎射及步射，一場試馬上箭法，馳馬三趟，發箭九枝，三箭中靶為合格，達不到三箭者不準參加二場。
乾隆年間，一場又增加了馬射“地球”，俗稱“拾帽子”，專為考察伏射能力。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三中為合格。
二場考步射、技勇。步射九發三中為合格。
接著，在御劍亭檢閱武舉們考試弓刀石。一共三項。頭項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號，另備有十二力以上的出號弓。應試者弓號自選，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滿為準。
二項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號，試刀者應先成左右闖刀過頂、前後胸舞花等動作。刀號自選，一次完成為準。
第三項是拿石蒂子，即專為考試而備的石塊，長方型，兩邊各有可以用手指頭摳住的地方，但並不深。也分為三號，頭號三百斤，二號二百五十斤，三號二百斤。
三場是考文，當時叫“程文”，也稱“內場”，相當於文化課考試。
內場考試對大多數武人來說，比外場考試更難應付，所以考試辦法不得不屢有變動。
最初是考策、論文章，“策”相當於問答題，“論”是按試題寫一篇議論文。順治時定為策二篇、論二篇，題目選自四書和兵書。康熙年間改為策一篇、論二篇。
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只從《論語》三部兵書，論題只從《孟子》中出，考試難度有所降低。
乾隆時，又改為策一題，論一題，題目都選自《武經七書》。
到嘉慶年間，考慮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論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場成績突出者又往往敗於內場，於是乾脆廢除策、論，改為按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
這樣一味遷就，使內場考試的水平越來越低，最後差不多隻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當時社會上歧視武人之風很盛，經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們看成纖纖武夫，武舉的社會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有一段記述，最能反映武舉內場考試的實情，也反映了當時文人對武人的輕蔑：“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餘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亙’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抬高一字，則凡論古今地名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抬頭。
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好‘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實際上康熙注意到了科舉文武分途不利於造就兼備人材的問題，他曾要求打破考試中的傳統界線，允許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武科舉人可以改考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可以改考武科進士。
康熙認為：“如此則各得展其所學，文武兩途，皆得真才矣。”
然而，整個清代，文武交叉考試者寥寥無幾。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壘森嚴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長的人材也就越來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試製度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材，卻很難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後期政壇上出將入相人材日見匱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講考試辦法，是會試一級的，鄉試、童試的考試辦法與會試大致相同，只二場弓、刀、石的份量相應降低，馬步射降為九發二中為合格。
清朝武舉各級考試，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每科錄取人數也有定額。但常科以外，還時常增設所謂“恩科”，常額以外，也增加一點“恩額”。
這類“恩科”、“恩額”都由皇帝直接掌握。無非籠絡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為統治者效命。
滿清時期，朝廷相當重視射箭能力。
最後，兵部把所有中試的武舉名單送給皇帝檢查，由皇帝欽點名次，恩賞功名。
自然狀元是出盡了風頭的，登第後的三天內，可以披紅掛綵，上街誇官，真所謂春風得意、風光十足了。
清代武舉制度與大清帝國相始終。清代的武會試，自順治三年（丙戌）開科，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進行了一百一十二次。
也就是說一共產生了一百一十二個武狀元，還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總計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
一百一十二年武狀元的姓名都有記載，但目前能確知其籍貫者只九十二人，其餘二十一人還有待於考求。
這九十二個武狀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東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蘇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廣東四名，甘肅、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陝西各一名。此外，漢軍旗六名，滿軍旗三名。
古代科場的最高榮譽是“獨佔三元”，即一個人得了三個第一名：
鄉試第一解元，會試第一會元，殿試第一狀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僅兩人，一個是乾隆時代江蘇常州的錢棨；另一個是嘉慶時代廣西臨桂的陳繼昌。
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
說來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獨佔“四元”。
他本來是明朝崇禎十二年（1639）浙江武鄉試的解元。入清以後，又參加新王朝的武舉，獲順治八年（1651武鄉試解元，接著順治九年武會試會元，殿試又得狀元，是名符其實的“連捷三元”。王玉體貌偉岸，武力絕倫，甚得順治賞識，曾任天津鎮總兵等職。
武狀元馬全，本名馬瑔，山西陽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進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遊擊。他與同僚某人語言失歡，發生鬥毆。
某人敵不住馬全，由衙門逃到城門外，馬全騎馬追到城濠的橋上，兩人再次奮拳搏鬥，後來竟一起落入城濠。因為這件事，他被參劾罷官，只好流落北京。
過了幾年，他改名馬全，重新參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鄉試，取得武舉人資格。
第二年（庚辰科）參加武會試、殿試，居然以優異成績獲取一甲一名武狀元。
殿試外場的時候，乾隆認出了這位技勇出眾新科狀元馬全，其實就是幾年前的武探花馬瑔。
馬全不勝惶恐，乾隆愛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馬全重新獲得為國效力的機會。
後來，他參加了平定金川叛亂的戰爭，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後，英勇殉職。馬全的經歷成為清代武科膾炙人口的佳話。
江蘇泰州劉榮慶人，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狀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劉國慶又獲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狀元。兄弟兩人都是武狀元，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風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狀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豐三年癸丑科（1853）溫常湧；光緒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武國棟韓琦，“猿臂善射，射無虛。”武鄉試第一，武會試又第一，後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
李經世字槐圃，“任俠尚義，孔武多力。”也是鄉試、會試均為第一，後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蹟如出一輒，是過去天津的老人們喜歡講述的人文掌故。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齡，老於場屋而終身無尺寸進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還下考場的事情並不罕見。
清政府對這種人通常都要給予褒獎，無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畢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但武科是有年齡限制的，規定武生、武舉年齡超過六十，地方不許發給參加鄉試和會試的手續。
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個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歲高齡參加武鄉試，居然三場都應付下來。
主持鄉試的官員奏請皇帝授予職銜，道光以“違例妄請”的罪名將報請官員革職，並下令將送考、收考的學政、巡撫等一律“嚴加議處”。從保證武舉的質量來看，道光的處理不無道理。
鴉片戰爭以後，頻繁的禦侮戰爭中，早就顯露出武舉人材不能適應新的戰爭，除了長矛大刀與堅船利炮之間的差距外，更重要的還是基本素質和軍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陳規，玩歲愒日，武舉考試竟一直延續下去。
光緒二十一年，榮祿首先提出廢止武舉考試，他說：“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八比試帖之弊略同。積弱之端，未始不由於此。”
他主張各省創設武備學堂，以西洋軍事課程培養新式軍人。
然而，榮祿的倡議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朝臣的響應。一拖便是幾年，光緒二十四年照例舉行武舉會試——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武會試。
不久，要求改革的呼聲又一次響起來，“內外臣工請變更武科舊制，廢弓、矢、刀、石，試槍炮。”
然而，依舊未能實行改革。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舉制度才終於被宣佈廢止。可惜這已經太晚了，僅僅十年後，大清帝國便宣告滅亡了。
對於我們來說，聽民間武林高手的故事多了，而對武狀元這支個國家武術正規隊伍，聞之甚少。
其實，這些大內高手的功夫應該遠在民間武林高手之上。更被提像郭子儀這樣能文能武的超一流武狀元了！
閱讀更多 今天走狗屎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