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黑暗的天空中也會有閃亮的星星。一個日本人，在軍國主義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不惜與本國侵華政策相背離，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人們不禁會問，這是一個怎樣的人？
黑暗中的閃光
信仰是什麼？是靈魂中最執著最無上的信念與力量。它具有無與倫比的堅定性，一旦選擇，就終身不會改變。信仰有正義與邪惡之分，儘管信奉它的人自己因身陷其中而覺察不到。世界上有許多邪惡的信仰把人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也有許多良善的信仰把人引向愛、和平以及真善美的境地。如同黑暗中星點的閃光，一個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在軍國主義盛行的年代，選擇了與之相背離的共產主義信仰。
1911年，中西功出生於日本三重縣。與其他日本小孩一樣，質樸善良的他從小受到的是日本政府對華的歪曲教育。1929年夏天，18歲的中西功以日本三重縣派遣留學生的身份，首次來到了中國上海，成為東亞同文書院的第29屆入校生。那時的院長正是後來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文磨。由於日本侵華的野心不斷增強，外務省乃至日本軍方委託同文書院學生進行中國情報調查的情況增多，使得同文書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間諜活動”的性質。中西功進入同文書院的時候，正好由不久前剛留日歸來的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王學文主持教學。這位王教授是一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共黨員，正在他先進思想的影響下，中西功意識到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敵意來自於日本的侵華政策，當他認真瞭解歷史，以及日中兩國共有的巨大貧富懸殊和階級矛盾時，他開始真正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他與書院的十幾名日本學生一起加入王學文領導下的“日中鬥爭同盟”反戰組織。他們的力量並不是孤立的，在上海數萬名日本僑民中，有許多是站在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上。
1930年秋，日本海軍士官生來到上海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在得知這一情況後，同文書院學生安齋庫治與時任日本朝日新聞社上海總局記者、馬克思主義者尾崎秀實聯手，指揮日本進步學生進行反戰運動。包括中西功、西里龍夫(第26屆)等許多在校生印發傳單，對日本海軍艦船的士兵、乘務員進行反戰宣傳。為此，中西功被憲兵“特高課”逮捕。入獄使中西功更加認清了軍國主義統治的黑暗，決心以革命來推翻它。1931年春，中西功出獄復學，加入了中共青年團。“九·一八事變”後，他組織起一支“對支那不干涉同盟”，繼續推行反戰運動。1932年4月，中西功等學生再次被捕。為了表示反戰決心，同文書院的進步學生全體要求返回日本，這個要求得到了日本大使館的同意，這一年，中西功回到了日本東京。在歸國的船上，他與駐上海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成員尾崎秀實相識，開始了他人生傳奇的一幕。
潛伏日營
回國之後，中西功加入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並向尾崎秀實學習了情報工作。1933年，因參加無產階級研究所而被軍國主義右翼分子再次逮捕，關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獲釋。之後，中西功返回故鄉，從事農民運動。1934年，中西功在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工作。這期間，他充分研究了馬克思思想和共產主義理論，認識到只有使軍國主義失敗，並與中國友好，才能建設民主的新日本。
1934年，尾崎秀實已經成功打入日本統治階級的上層。在他的介紹下，中西功進入南滿洲鐵道會社(簡稱“滿鐵”)大連調查部，並以調查員的公開身份研究中國經濟。此時，他開始以“大村達夫”為筆名發表文章。他的分析文章，因析理透徹而引起了政府和軍部重視。1938年日本“中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其特務部特地從“滿鐵”將他這個“中國通”借調來滬，沒想到這個“通”卻乘機從事了相反的工作。在上海，中西功再次碰到志同道合的西里龍夫、王學文等人。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情報組織”，以有利的身份開始了他在華的情報生涯。
由於中西功做情報分析的特殊工作需要，他可以自由進出絕密資料室以及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臺向延安發出一系列重要情報。此時的尾崎秀實也擔任近衛首相的秘書，他從東京不斷向中西功發來包括御前會議決定在內的許多情報，由他再轉發延安。他冒生命危險向中共提供情報。193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令中西功可以利用他公開的特殊身份配合中國革命。這年他參加了“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調查委員會”，由於該委員會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力的消長情況，所以他們的調查作為日本對華誘降急需的戰略情報而備受軍部關注。中西功公開地在總結報告中高度評價中國的抗戰能力，從而牽制了日本的軍事活動。在非公開的活動中，他與西里龍夫等人一道，為中共領導層提供情報，援助反戰活動和抗日運動。
在4年之間，中西功向延安成功發送了一系列有戰略價值的情報，其情報之精準，如同直接參加了日本最高層的決策會並作了詳細記錄。譬如，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日軍佔領武漢後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對他們的貢獻，毛澤東曾作出過極高的評價。其中，尤其以1941年夏天德國進攻蘇聯，日本南進還是北上等戰略情報尤其至關重要。當時，已近暴露階段的尾崎秀實從首相那裡得知，日本戰時大本營準備對美開戰，他把這個消息通過德籍蘇聯情報員佐爾格向莫斯科迅速發電。至此，許多人認為，佐爾格與尾崎秀實是“二次大戰中最成功的諜報員”，其實中西功對這個情報也作出了重大貢獻。就在日本決策層尚未最後拍板的時候，即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兩個月，佐爾格與尾崎秀實均被捕。他們未竟的事業由中西功接續完成，對這個情報的確切性作了最後的落實。在他冒著生命危險返回東京之前，已經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區。然而，他仍然返回東京併到“滿鐵”探得絕密情報，得知日軍南進決策已定，並瞭解到準確日期。這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情報，他迅速向延安報告並轉蘇聯。正是這一情報，使斯大林作出了最正確的戰略部署，調動遠東20個精銳師增援西線，從而扭轉了蘇德戰場的被動局勢。
最後的貢獻
尾崎秀實被捕後，中西功仍然沒有去延安，繼續他在上海的情報工作。日本“特高課”終於追查到他的頭上。1942年夏秋，包括中西功在內的其他為中共工作的日本情報員20餘人被捕。日本政府和軍部都為此“中共諜報團案”的規模而震驚。很快，他們就被引渡回東京警視廳，關押於巢鴨監獄。中西功在經受了酷刑拷打之後，仍不肯說出接頭人，卻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他與一同被捕的西里龍夫一起，把審訊室當成了講堂。那些警校畢業的士兵過去受的全是軍國主義奴化教育，此時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革命理論，再聯繫戰事失利及國內餓怨載道的無情事實，在產生懷疑的同時，也對被審者有了些尊重。在獄中，中西功“憑自己的記憶”，堅持編寫《中國共產黨史》一書。
經長期審訊，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將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絞決，中西功被檢察機關以違反治安維護法和外患罪起訴，最終被判處“死刑”。因“特高課”要留活口核對疑問，死刑暫未執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後，聯合國軍總司令部入駐日本。根據美國佔領軍釋放政治犯的命令，尚在等待死刑執行的中西功於1945年10月被釋放出獄。
在此之後，他拖著傷病之軀為組建日本共產黨而奔走，並創立中國研究所，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革命理論。1960年後，中西功寫就了許多革命理論書籍和論文，如《中國革命史》、回憶錄《在中國革命風暴中》等，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非常著名的著作。據他的夫人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處於彌留之際，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國的上海，說：“我真想去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
作為一個日本人，中西功不愛自己的國家嗎？當然不是。他認為是，只有使軍國主義失敗，並與中國友好，才能建設民主的新日本。那麼，作為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又如何能以坦然的態度面對國內軍國主義分子的指責呢？這幾乎是一個只有他自己能解開的謎。信仰的力量，可以大到神秘的程度，吸引著他走完自己一生傳奇的經歷。至今，仍為人們所震撼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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