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设计的不合理。王安石的变法有着良好的动机，一方面要富国，一方面要利民。
青苗法的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融资困难，防止高利贷的盘剥。均输法要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保甲法就是每户两个男丁抽一个，在自己的村子里训练，当民兵。免役法就是你可以出钱代替服兵役。市易法是向商户征收商业税。保马法是把养战马的任务下放到农户。方田法就是把农田分为五个等级，按照地的质量好坏收税。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思路不能实现富国利民的目标。因为这些政策设计存在着两大漏洞，一是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企图以政府取代市场。二是忽略了政策执行的交易成本。
例如青苗法，其实际运作就是政府举办金融机构。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例如均输法，变法前，各州县进贡给京城的货物需长途运输，运输到京城后有些货物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反而需降价出售，让国家亏损。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规定主管此项事物的六路发运使可以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能就近采购的货物，就就近采购，以节省运费。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场不同的价钱，把在当地价格高的产品就地卖掉，变成钱后，再到价格低的地方买回这种产品。同时，还规定，如果地方进贡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货物，可以折成钱，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运输机构（六路发运使）变成了兼具商贸功能的国营企业，通过经营、销售各地的上贡货物赢利。
例如市易法：当时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发商，经营商业批发业务，获利颇丰。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官办的商业企业经营主要的批发业务。范围十分广泛，连干鲜果品都由市易务经营，这样，就等于把原来民间批发商人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来了。并且，官方对各种商品的专卖范围越扩越大，从盐、茶叶、酒，一直扩展到女人的梳子和夏季降温的冰，只要有利润，就可能改为官卖。
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例如保马法，就是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然而政府介入经济，甚至取代市场，其至多是蛋糕的再分配，即财富从社会转向政府，并导致严重的腐败。其长期的后果是社会总产出的减少。
例如免役法，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赋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
仅仅一个免役法，就可能导致钱贵物贱的后果。司马光指出，小民所有的，只是一身之力与种地收获的谷物，现在国家不取民力和谷物，而只是征钱，这会造成钱贵物贱，从而逼得小民贱卖所有，以应付官方索须。虽然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汉唐，但总的来讲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货币化的程度比较低。当时官员们所领取的朝廷俸禄即工资，有相当部分并不是钱，而是实物如米、绢或其他物品，统称为“折变”。作为一种有价证券或者说是纸币雏形的“交子”，其发行和使用的范围也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役的货币化只能加重贫苦农民的负担。因为贫苦农民缺乏货币和商品，但有的是时间和力气。对于这些人来说，服徭役要比缴税或者纳粮更加合算。因为徭役本身就是一项便利安排。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获得足够的劳动和税收，那么具体由谁来缴纳并不重要。所以从汉朝开始，就有富户出钱，穷人出力，请人代役的制度，叫做“更赋”。就是说，劳役根本就不需要货币化。只要免除贵族享有的免役特权就足够了。贵族和富人不愿意服劳役，只需要出钱请人代役就可以了。
然而这还不危害最大的。最为产生危害的是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的国有化经营，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产生消极作用。王安石的本意是要平抑物价，政府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但实际后果必然是，这些国有化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后果，因而采取市场原则办事，并利用政府权力，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如果政府垄断价格过低，生产者势必对生产采取消极态度；如果出卖价格过高，势必抬高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青苗法。利息二分就是20%，虽然与高利贷是50%，还有的还100%的高利贷相比算是算是低的，但仍然是一个高利息（民间偶然借贷，这种高利息肯定有，但比较少）。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20%是高还是低，而是一刀切地强行贷款。不管你要不要，就派给你粮食、钱物，然后让你加20%的利息归还。有的人不需要也要摊派，最后变成了强制，等于变相的增加税收。
如果遇到贫苦农民的抗拒，经办官员的办法一定将青苗钱贷给富户。有评论说：王安石不懂得，利率的高低正是对借款人信用高低的反映。所以他统一划定利率的结果就是，贷款官员把青苗钱一古脑儿全部硬塞给信用最高的家族，也就是豪强。贫农反而借不到钱。所以民间高利贷的现象仍然存在。
政府垄断贸易的结果，使得“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货物流转依靠的是商贾，商业被政府垄断，等于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上出现了梗阻，长此以往，必然出现经济的凋敝。当汉初的朝廷垄断了农具铁器的供应时，农民不得不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得到一堆质量低劣得多甚至无法使用的农具。朝廷当然规定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这一价格从来只能落在纸面上，朝廷也没有办法广泛地实施有效的质量监督体系。无法可施，西汉初期的一些农民只有舍弃农具，胼手胝足，回到前铁器时代。（引自《经济集权是中国历史数次改革失败的原因》）
尽管王安石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思考问题非常周全，但是他在搞变法的顶层设计时，还是存在着一个重大漏洞，那就是对政策执行的交易成本严重估计不足。在王安石看来，甚至很多现代人看来，只要忠实执行变法，变法一定会成功。他们都把政府官员假定为道德人，而不是经济人。王安石把政府官员都看成是与他一样的正人君子。作为政府官员，应该忠实执行政府政策，但在实际上，如果没有监督，逐利的本性使腐败必然发生。政府靠得住，母猪会上树。政府部门办企业和做生意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这是因为通过垄断所获得的实利，绝大部分终将流入经手者的腰包。
王安石的变法使得老百姓的负担大大加重了，从而不是像王安石所希望的那样，不加重百姓负担。这是王安石变法必须终止的原因所在。否则势必将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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