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觸過餘秋雨的人眼裡，他確實呈現了某種分裂，才華和弱點同樣醒目，前者把他帶到了最好的地方，後者把他扔進了最糟的境遇。
去往遠方的路上，他走過通途，也遇過歧路，「該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願意（走）了。」
文｜張月
前一晚沒睡好，餘秋雨發了點起床氣，說好的拍照不樂意去了。
「我照片拍的太多了，當時在鳳凰衛視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無數的照片，到處都拍，永遠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員好說歹說，把老頭兒哄到了攝影棚。擺了幾個pose，他高興了起來，「央視說我是中國最上鏡學者。」
親自刪掉了閉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點假的照片之後，他叮囑工作人員，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發給妻子馬蘭看一下，「讓她看看我拍的怎麼樣。」拍攝結束，他做了總結，「拍照很開心！」
餘秋雨今年72歲，放在上海，這是一個可以申領一張老年公交卡的年紀。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頭髮有些花白，聽力有點下降以外。他腰桿依然挺直，服飾一絲不苟，作為一個愛漂亮的上海人，有著嚴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飄著小雨，工作人員想用文件夾幫他擋雨，他說別別快拿開，「影響我形象。」
然而，他那麼愛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長的時光裡變得複雜難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來，他獲得了巨大的聲名，影響了幾代人的閱讀趣味，也在聲名的巔峰之上遭遇斷崖，急轉而下。他在多年後回憶，「餘秋雨三個字，當時成了這片土地上什麼樣的閒夫走卒都能來咬一口、啄幾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訣。」
一些人自覺經歷了偶像的幻滅，長大後不願意承認曾受過他影響，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讀著他的書，幫他一次次登上暢銷作者的榜單。
在接觸過他的人眼裡，餘秋雨確實呈現了某種分裂，才華和弱點同樣醒目，前者把他帶到了最好的地方，後者把他扔進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書還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後，他說要封筆了，「我寫的書已經書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寫就不對了。」
他最新的動靜是在喜馬拉雅FM上開了一門中國文化課，講中國文化的世界身份。對於這次高調亮相，他說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從遠方歸來。
去往遠方的路上，他走過通途，也遇過歧路，「該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願意（走）了。」坐在《人物》記者對面的沙發上，他緩緩地說，背後的窗臺上，雨聲淅瀝。
直覺
空空蕩蕩的錄音室裡，餘秋雨戴著耳機，一個人對著麥克風，手裡抱著一個文件夾，裡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寫的講稿，裝訂得仔仔細細。
他講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才會產生著了魔一樣的精神淬礪。」
在新開的音頻課裡，他的表達還是精英式的話語，不講笑話，不跟古人開玩笑，「因為中華文化在當代世界的重要性，這個問題本身是很嚴肅的課題，我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滑稽的課題，到處滑稽，到處講笑話，那是不可以的。」
偶爾他也會停下來，對著空無一人的錄音室說：「各位同學會不會覺得我講的課程有點難，需要很多的知識儲備，那我現在就要來寬大家的心了。」
在喜馬拉雅FM內容高級製作人顧文豪看來，餘秋雨有一種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我們沒有想到一個70歲的老爺子這麼自如。」
歸來再入江湖，他似乎還是站在了潮頭。從紙質出版到電視節目，再到音頻付費，每一步，餘秋雨都踩中了時代的節拍。
喜馬拉雅副總裁張永昶說之所以請餘秋雨開課，還在於他的大眾影響力很強，擁有豐富的媒體經驗，曾經擔任《秋雨時分》主持人，又擔任青歌賽評委，對於內容和表達都遊刃有餘。
這種恰如其分的表達能力，在餘秋雨聲名未顯的時候，就已經露出端倪。上世紀90年代，復旦的老師蔣孔陽請餘秋雨來講課，教室裡圍的水洩不通，聽完課的學生們很驚歎，都說沒見過這麼會講話的，他能把一些抽象的美學和哲學概念，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並且完全脫稿。
從1999年開始，餘秋雨參加了鳳凰衛視牽頭的千禧之旅，跟隨車隊，走過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伊朗等國家，實地考察恐怖主義控制地區，堅持每天寫一篇專欄。
在此之前，很少有學者與媒體有如此深度的合作。在《文化苦旅》的責任編輯王國偉看來，那是餘秋雨全面擁抱大眾媒體的開始。「《文化苦旅》剛出的時候，他對於媒體還是拒絕的，後來和媒體越來越接近。我覺得他是個入世的，不是一個坐冷板凳的（人）。」
如果說《文化苦旅》一炮而紅的年代，是中國從文革斷層走出來之後的紙質出版的高峰時刻，那麼到了20世紀末，電視的廣泛普及則將人們帶入了一個新的傳播時代。而恰恰在這一時刻，餘秋雨又開始介入了電視製作，包括千禧之旅、後來的國際大專辯論賽、青歌賽，以及數不清的各種電視專訪與對話，他又一次趕上了時代轉變與傳媒轉型的紅利。
「他（餘秋雨）是一個有傳播意識和介質敏銳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個時代有它自己的傳播中心的，他就會適度地讓自己做調整。」顧文豪說。「當然時代大勢不是他能去算的，而是說他的直覺很好，敏感性很好。在這些方面他不是一個太保守的人，他有些時候好奇心比較重，有時候他願意試一試，音頻付費也是這樣。」
苦旅
當然，餘秋雨的口才落到筆下才最令人驚豔。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餘秋雨寫作出版了包括《藝術創造工程》、《戲劇理論史稿》在內的一系列學術著作。
原《南方週末》高級記者張英曾多次採訪過餘秋雨，迄今都還記得看了餘秋雨的《藝術創造工程》後的感受。他告訴《人物》記者：「他寫得非常美，你要說哪一個人能夠把理論用那麼激情洋溢又那麼美的文字，把藝術非常枯燥無味的東西解釋得那麼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話，餘秋雨可能算一個。」
這些著作為餘秋雨在學術圈贏得了聲名，也幫他開啟了仕途。他先後出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
仕途一片光明的時候，他的生活卻在谷底掙扎。當時他住在上海龍華一個簡陋的兩居室，每逢下雨，家裡就漏雨，身體也不太好，常常生病，情緒總是低落。家旁邊挨著一個殯儀館，朋友常開玩笑：「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
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許是精神的撕裂感。他曾在《家住龍華》一文中寫過當時的狀態：「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他只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看書寫作。
當時他讀康德，看到一句很觸動的話：什麼叫自由？自由是一個人自由支配時間的多寡。「其他都是假的，就是一個人完全自由地支配時間有多少，對我來說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自己能控制多少時間。」
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悶時間裡，餘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寫作。當年時任上海知識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王國偉還記得看到《文化苦旅》手稿時的場景：「扔在書房角落裡，像一堆廢紙，有雜誌的複印件，有他手寫並修改過的，還有幾塊內容用糨糊粘貼的，稿子上滿是別家出版社各種色筆畫畫改改的痕跡。」
沒人覺得那會是本暢銷書。在王國偉之前，餘秋雨曾把原稿寄給多個出版社，但都杳無音訊。一位不願具名的出版社編輯告訴《人物》記者，他還記得副主編看到《文化苦旅》原稿的評價：「散文不是這麼寫的。」
當時流行的是專欄式的城市散文，更關注情感和日常生活，對於更宏大厚重的表達，市場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遊地賣的小冊子，餘秋雨非常不高興，拒絕了。
王國偉把到處碰壁的《文化苦旅》從角落裡撿起，安排一位已經退休的編審，用稿紙謄寫清楚，仔仔細細讀了一遍，覺得這本書寫歷史大事件，把歷史事件和自我感受完美結合，很有細節美。
總編輯支持王國偉的判斷，但就是有些擔心未來市場銷售前景。最終，王國偉說服了總編輯，不但出版了精裝本，新書首發儀式定在了當時上海最大的新華書店，「一開始我們就給它高定位的登場。」
市場反應超乎尋常的熱烈，首印的一萬冊在三個月內售罄。許多名家給了很高的評價，余光中說：「中國散文，在朱自清和錢鍾書之後，出了餘秋雨。」白先勇說：「餘秋雨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或者說，他重塑了唐宋八大家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
金庸則把他和魯迅並立，「北京有年輕人為了調侃我，說浙江人不會寫文章。就算我不會，但浙江人裡還有魯迅和餘秋雨。」
王國偉記得，《文化苦旅》最暢銷的時候，零售商都得搭配著買其他書，才能搶到出版社的配額。他覺得這本書的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人們剛剛走過一個信息短缺的時代，當時又盛行「文化熱」，這本書恰好滿足了這樣的閱讀需求。「拿到現在互聯網時代（出版）的話，可能就沒多少人會讀。」
《文化苦旅》真正從暢銷書到長銷書，是在進入了上海的中學之後，王國偉注意到，《文化苦旅》有很多鐵粉，是上海各個中學的語文老師，還有全國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出版社敏銳地開始把營銷重點調整到教育部門和學校，《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選入各類語文教材，同時進入中小學閱讀推薦書目，從此，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變成了餘秋雨書目穩定的購買群體。
王國偉後來約過幾位中生代的優秀學者，試著寫類似的文化大散文。他們努力了半年，沒有寫出來。最後大家都表示，「這是屬於餘秋雨的能力，我們不具備他這個能力。」
《文化苦旅》
風波
參加完鳳凰衛視的千禧之旅後，餘秋雨成為了全中國的文化偶像，進入自己的高光時刻。
上文提到的那位出版社編輯記得，當時和其他幾家出版社爭奪餘秋雨書目版權的戰況。接待他們的是餘秋雨的助理，對方用半隻手跟他握了手，簡單說了句：「你們回去寫一個出版方案。」
他回去讀完了餘秋雨所有的書，絞盡腦汁寫了好幾天，終於如願拿下幾本書的版權，社內一片歡騰。
新書的首發儀式定在上海，「餘秋雨當時已經是上海的文化標籤，不敢說萬人空巷，但也是盛況空前了，年輕人老頭兒老太太，來的人特別多。」主編擔心地問他：「你準備好了嗎？別變成治安事件。」他們還安排了餘秋雨的演講，由於人太多，不得不租兩個場地，一部分觀眾在現場觀看，另一部分只能看電視直播。
那是餘秋雨如日中天之時，然而好時光短得讓人嘆息。千禧之旅結束沒多久，北大中文系學生餘傑發表《餘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一文，聲稱餘秋雨在文革中參加過「石一歌」寫作組，寫過極左文章，稱他是「文革餘孽」、「文化流氓」。
之後有人開始調查餘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麼，有人批判餘秋雨的文化考察不過是「文化口紅」，有人揭露餘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這種討論甚至進入了私人領域，餘秋雨與馬蘭三不五時就要「被離婚」一次。
餘秋雨回憶，輿論最激烈的時候，有一次他和馬蘭上街買菜，馬蘭走外側，他走裡側，經過報攤的時候，馬蘭拽著他急急往前走。他覺得不對勁，停下來掃了一眼，看到了驚悚的報刊標題：《餘秋雨是文化殺手》、《藝術的敵人餘秋雨》、《餘秋雨為什麼不懺悔》、《剝餘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發涼，一個曾經視他為寵兒的媒體時代就這樣倉促結束了。
和餘秋雨相交二十多年的林東記得，餘秋雨當時在私下對這些事表現得雲淡風輕，別人不問，他也不提，別人問了，他就簡單說幾句，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憤世嫉俗。
但張英寫的《餘秋雨片段：1963—1980》發表之後，接到了餘秋雨的電話，「他說你們被一些人利用了，我冤深似海，我好比竇娥一樣冤，我好比當年阮玲玉一樣冤。」
張英的文章被外界認為基本釐清了餘秋雨那段歷史。他證實餘秋雨親自寫的，只有兩篇措辭並不算太過頭的文章。
然而，對這兩篇文章，餘秋雨依然否認了。餘秋雨說，自己那時候只寫過《世界戲劇學》一書。「我面對著重重的災難，咬著牙齒編出了一本《世界戲劇學》，直到現在還是全國在這個領域唯一的權威教科書。」
在張英看來，餘秋雨是個完美主義者，不能容忍人生的一點點汙點，「這點上他不願意低頭，他覺得低頭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樣，成為人生的汙點。」
外界對餘秋雨的攻擊還有一件事。上海《咬文嚼字》一位編輯，找出了餘秋雨書中的一百多處文史差錯，在報紙上刊發後，餘秋雨認為是雙方理解的不同，並非自己犯了錯，再次引發輿論圍攻。
王國偉記得，《文化苦旅》出版後，確實有讀者寫信來指出一些典故的使用錯誤和個別字的筆誤。「其實事情本來不大，如果發個簡單聲明，歡迎並感謝讀者找出書中的錯誤，如經核實，就在加印時修改。這就是大家風範了。」
他認為，再大牌的作家也是經不起語言學家挑剔的。事實上，反擊和辯護的結果，反而讓讀者忽略了文章本身，讓人的感覺卻是他拒絕批評的態度。
關於那段輿論最黑暗的時期，餘秋雨現在的總結和十幾年前並沒有太大變化：「有十幾年時間所有的媒體都在罵你，這個太可笑了。現在要問的不是說餘秋雨如何被罵，要問為什麼他們要糟踐餘秋雨，因為他名聲大，因為他做的事情太輝煌了。輝煌談不上的話，至少他做的事情較為重要，那些人就來了。」
張英反思過當時的媒體環境，「客觀來說，當時幾家市場化媒體報道一邊倒，報道傾向性偏向批評者，不夠客觀中立。這會導致餘秋雨進一步的反彈，他反應一過當，雙方激化，就沒法再回到那個原點了。」
高峰之下
淡出的日子裡，他還在出書。諸多爭議，似乎並沒有影響餘秋雨三個字在圖書市場上的號召力。
去年三月，餘秋雨來北京領了作家出版社頒發的「超級暢銷紀念獎盃」，獎盃上鐫刻著「4200000」的數字，這是他和作家出版社合作18年的銷售總量。
繁榮的數字之外，他的新書似乎有些寂寥：依舊暢銷，卻不再像早期的書那樣引起廣泛的討論。420萬冊的銷量裡，賣得最好的是2000年出版的《霜冷長河》和2002年出版的《千年一嘆》，分別再版70多次，銷售量都達到了120萬冊以上。
《千年一嘆》之後，餘秋雨的新書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回憶作品，以《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為代表。另一類是對以前作品的改寫、增訂和結集，以《遊走廢墟》、新版《文化苦旅》、《尋覓中華》為代表。
2007年出版的《遊走廢墟》囊括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借我一生》三本書裡的精選。2008年出版的《尋覓中華》裡，餘秋雨對以前的文章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寫，增補了一些關於中華文化基本經絡的文章。2014年的新版《文化苦旅》，是對舊版的改寫和增訂。
有書評人士認為，從2004年出版《借我一生》起，餘秋雨的寫作流露出越來越多的自我化傾向——在那本書裡，他講述自己的家族歷史，以及對那場輿論風暴的回應。
到現在為止，王國偉都覺得，餘秋雨寫的最好的書依然是《文化苦旅》，因為它是個非功利寫作，是餘秋雨十幾年的積累，「他也沒想到以後會成為暢銷書，就是把自己的讀書和考察寫下來，所以他的寫作狀態非常好。《文化苦旅》暢銷了以後，寫《山居筆記》總會帶有一點對這個書的以後銷售上的期待吧。後面的書都寫得太快了。」
「讀者是有感受力的，他能感受你寫作的那個狀態。」王國偉說。
在他看來，《文化苦旅》之後，餘秋雨發生了一個寫作面向的變化，從精英寫作轉向了大眾寫作，「他是為大眾階層寫作，不是為學界寫作。大眾需要煽情，大眾很喜歡他的東西，所以他的書每本都能賣得好，那麼帶來的另外一面，精英就對他就是一片批評聲。」
張英也有同感，他買過餘秋雨所有的新書，「從學術成就來講，我覺得他還是在吃老本嘛，後面沒有太多新的突破。散文也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是高峰了。」
一位讀者從小讀餘秋雨的書，現在偶爾還是會讀舊版的《文化苦旅》，每晚給孩子胎教的讀物也是這本書。讀完他最新的《泥歩修行》，她的感覺是：「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讀者在成熟，一直在進步，餘秋雨的文字已經難以滿足被他帶著長大的那一部分讀者的需求了。」
餘秋雨最穩定的讀者群是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他的寫作一直是在一個基點上，煽情啊表達啊可能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驚喜。但在我們這一代人來看，煽情就有點做作。」王國偉說：「一個作家只要有一本書就可以奠定他的地位，他可能後來寫了20本、30本，但是都在高峰之下。餘秋雨所有的書裡，最好的就是兩本，《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
在《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了了》裡，餘秋雨用了大段的篇幅回應輿論的攻擊和批評，王國偉感覺那是一種帶著情緒的寫作，「如果真是大師，應該平靜地面對所有的批評。他太在意外界了，如果他還在意別人對他的批評、去反擊別人的時候，他是永遠不可能往上走的。」
現在的餘秋雨，對於文字的表達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自信：「這是我比較倔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確講了，不能添字，不能減字，一個標點都不能改。這文章是很複雜的事情，它裡邊有節奏，有韻律，這是潛伏的東西，責任編輯是搞不清楚的，那怎麼可能來改我的文章，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再大的文章，李白也不能給杜甫改，杜甫也不能給李白改，大人物也不能改。」
「出版社堅持要改怎麼辦？」
「那就馬上換個出版社。」
在王國偉記憶裡，曾經的餘秋雨不是這樣的，「那個時候我給他改稿子，有錯就改，跟他說什麼都肯的。」
在他看來，某種意義上，現在的餘秋雨活在一個自我構建的王國裡，「他周邊接觸的這個圈子傳遞給他的信息已經把他捧得已經不得了了，沒一個人真正地能以朋友的方式非常中肯地和他去討論這些問題。」
茶飲
餘秋雨目前沒什麼寫作計劃。他現在每天在家裡寫毛筆字，穿著紅短褲，赤著胳膊，伏在案上寫《離騷》或者《逍遙遊》，幾天幾夜，茶飯不歇，寫錯就撕了重來，屋子裡到處瀰漫著墨的味道。
林東還記得，有一次餘秋雨來北京，給她帶了一幅自己的作品當作禮物。林東當時正要去看望另一位愛好書法的朋友，有些忐忑地徵求餘秋雨意見，能不能把這幅作品送給那位朋友，餘秋雨愉快地同意了。「之後他再也沒送過我字畫（笑）。」
餘秋雨沒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不進行體育鍛煉，偶爾使用家裡一個30塊錢的意爾康健身器材，偏執地認為規律作息和體育鍛煉並不能讓人長壽。
他沒有手機，別人聯繫他，只能通過助理和馬蘭。馬蘭是他生活裡最重要的篇章，在三個小時的採訪裡，他提了75次馬蘭。結婚幾十年，他與馬蘭互為柺棍，家裡沒有僱過保姆，一切家庭瑣事，清潔、打掃、修理、買菜、煮飯、洗碗，全都自己做。以前是餘秋雨換燈泡，現在歲數大了，換成了馬蘭。
他幾十年都沒去過理髮店，頭髮都是馬蘭給剪，三下五下，剪的很快。「剪多剪少的，經常哈哈大笑。」
家裡離菜市場有點遠，通常是馬蘭開車，兩人去買菜，他對菜市場各類蔬菜價格瞭如指掌。他練就了做飯的好手藝，典型的上海菜樣樣來得。有一次他同學請大家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把宴席上的幾個菜都嚐了一遍，說這幾個菜都要重新做過，然後挽起袖子，把桌上的菜都重新調了味。
對現在的餘秋雨來說，吃點什麼，喝點什麼，花是不是該澆水了，廚房是不是該打掃了，都是生活裡很重要的事情。「這些事情聽起來有點瑣碎，但只要依傍著他們，就會覺得雙腳落地，很難再被花言巧語拉的太遠。」他說。
連抹布的垂掛姿勢都很重要。有的時候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來廚房的抹布有一個角沒掛好，於是爬起來，重新再掛。
看電視是個不能耽誤的固定節目。他認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覺得第二部沒有第一部拍得好。現在最喜歡的歌手是華晨宇，覺得他是一顆超過了周杰倫的新星。
去年，他看到新聞裡的一張圖片，1937年的小女孩和2017年的小女孩在同一張圖裡，一邊寫著「那年亂世如麻」，另一邊寫著「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他眼眶溼潤了。 「搞藝術的人，他的心會比較軟，這敏感和他的職業有關。」他說。
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餘秋雨，他的周到細緻都是大家公認的。
在飯桌上，餘秋雨和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是：「儂是哪裡人？」對方回答之後，他會熟練地說出該地的特產、風俗和文化背景，甚至當地官員的變遷，從而迅速打開話題。「吃過一頓飯，他就記得你是誰。」顧文豪說。
「他待人接物都會顯得很體貼，很少有學者會願意跟採訪他的人保持那種體貼的。」張英說。
作家出版社的編審王淑麗和餘秋雨合作了近二十年，「我接觸過很多的作家，別人有時候不會在乎一些細節上的表達。但餘秋雨對你是一種朋友的關係，他會問你的家人好不好，你好不好，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他會點撥你。」
2003年的時候，王淑麗的父親得了癌症，又趕上「非典」降臨北京，全城戒嚴。餘秋雨和馬蘭第一時間給她打了電話，問她是否需要緊缺藥品和物資，「他們怕我精神上承受的壓力太大。」
林東說：「他對朋友的事情特別認真。你要是跟他說有什麼事，說我需要幫忙，他會很上心地把這個事給你辦好。」
在顧文豪看來，餘秋雨骨子裡有點老派上海人的腔調，「其實他有些江湖氣的，就是他願意幫忙的。」
餘秋雨身邊的人，都跟了他很多年。司機曾因為照顧家裡的老母親，經濟上捉襟見肘。餘秋雨給司機出了兩個點子，「一，我給你找上海最好的養老院，二，她晚年所有的錢都我出。」最後他幫司機的母親找了養老院，承擔了全部費用。
林東覺得，餘秋雨這些年沒什麼變化，「歲月催人老」這句話不適用於他，他似乎還是九十年代初自己剛認識他的樣子，「這個人完全不髒，你知道嗎，很乾淨。一個乾淨的人他不會說是被時間或者世俗的這些汙垢汙染的，我感覺是這樣。」
餘秋雨寫過很多書，多到書架擺不下，也走過很多吉凶難卜的路，回望過去，他說：「我沒有後悔自己過去走的路，一點沒後悔。我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才能離開，就像一個人想走很多山峰一樣，你沒有跑到這個山的山頂，你很難說來過這座山了，就在山腳下晃晃這是不行的。我對人生沒有後悔的。」
關於譭譽參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總結，也不想給自己下定論，「對老年人最殘酷的事情有幾個，一個就是他明明生命快結束的時候，還要剖開他的肚子，剖開他的心臟擠壓，這叫做殘酷搶救。另外一個就是在他的名字前加個頭銜，這都是最殘酷的事情。他活著就是生命啊……我的墓碑上最好只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都可以不要有。」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希望早晨起來，吃一碗麥片稀飯，然後到湖邊走走，不用特別的安排，安靜地度過普通的一天。想了想，又補了一句，「當然我希望和馬蘭在一起。」
聊到衰老這件事，他說了這樣一段話，「老年時代是詩意的時代，真正的詩意是在老年，因為他一切追求都追求過了，一切目標都已經失去了，剩下的就是像詩歌一般過日子。他擁有長天白雲，擁有非常沒有實際目的的美好的晚年，他又可以很溫和地勸告很多年輕人，能夠安靜地過日子，這就是詩啊。」記者注意到，旁邊的工作人員因為這段話，眼睛有些溼潤。
他說：「我現在完全沒有目標，因為遇到很多不好的事，也遇到了很好的事，所以就沒有目標了，就是快快樂樂地過日子，讓周圍的人能夠因為我過得更好一點。」
結束了一天的拍攝採訪後，上海的雨依然沒有停。窗外車燈明滅，車子裡昏暗沉默，餘秋雨的腦袋像小雞啄米一樣漸漸垂下，一會兒便傳來了均勻的呼吸。不知誰的手機響了一聲，他醒來，恍如一場大夢方驚，伸著脖子猶猶豫豫地問前排工作人員，「跟馬蘭說過了伐？我一會兒就到家了。」
餘秋雨說：「中國文化應該具有世界身份，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它，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走得很從容，站得很自在，我就做這樣的事。」
在喜馬拉雅FM，餘秋雨用260堂中國文化課，從百家爭鳴的儒釋道講起，連接唐宋元明清的思想文化，用歷史時間線串聯起歷史上重要文化人物：老子、孔子、屈原、李白、杜甫、蘇東坡、王陽明、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胡適、魯迅……
他陪你一起，踏上聲音的苦旅，尋找中國文化的世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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