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媒介》一書中，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寫下了一段奠定當代傳播與文化研究領域生態的文字：
“媒介即是訊息，因為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正是媒介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然而，媒介的內容對塑造人際組合的形態也是無能為力的。實際上，任何媒介的“內容”都使我們對媒介的性質熟視無睹，這種情況非常典型。“
當麥克盧漢在五十年前拋出“媒介”的概念時，他隱含著對一種文化氛圍的指向。歷經時代沿革，這一術語如今更多代表著傳播文化信息的環境和技術媒介。簡而言之，我們將自己視作一種文化的方式，反映出我們用以代表自己的技術。
1986年世界盃四分之一決賽英格蘭與阿根廷的對決，便是一個極佳的例證。本場比賽，馬拉多納打入了兩記載入足球史冊的偉大進球，第一球更是成為體育史上最具爭議的時刻。下半場開始僅六分鐘，馬拉多納為阿根廷首開紀錄，著名的“上帝之手”由此孕育而生。
此球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據隨後的錄像畫面顯示，馬拉多納是用手將球打進的。當值的突尼斯主裁阿里·本納賽爾（Ali Bennaceur）並未看到馬拉多納的手擊球動作，而是判定為頭球進球有效。進球后，馬拉多納指示隊友們表現出對此球有效性的充分自信，“過來和我擁抱，不然裁判就要把這球吹掉了。”一貫張揚的球王接著說道，“這個進球一半是靠馬拉多納的頭，一半是靠上帝的手。”
馬拉多納不僅是球場上的大師，亦深諳文化取代技術從而塑造真相的重要力量。這便是麥克盧漢在1964年提到的“媒介”：社會劇場成為檢驗事實的舞臺。儘管大量照片與影像記錄下馬拉多納的手球，但被廣泛接受的真相併非技術呈現的畫面，而是借馬拉多納“之手”被編織進阿根廷全新的民族敘事，進而被其形塑的“真相”。結果就是，大眾選擇看到一粒頭球。
“上帝之手”背景下的阿根廷，剛剛結束從1976到1983年的軍政府統治。這個殘酷程度幾乎冠絕二十世紀的軍事獨裁政府，造成了近3萬人被強迫失蹤。在那些存活下來的人之中，大部分在競技俱樂部（Club Atlético）這樣的集中營裡遭到折磨與強姦。由於集中營位置臨近博卡青年競技俱樂部的糖果盒球場，“競技俱樂部”由此得名。在這類集中營裡，許多女性懷孕產子，自己的孩子卻被軍方搶走再轉送他人。新生兒們的歸宿，通常是那些參與謀殺他們母親的人家。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競技俱樂部集中營，大量政治異見人士遭到折磨或謀殺。
“上帝之手”之於阿根廷人的意義，遠超於單純的“違規入球”。在這個符號般的進球背後，是對於英國入侵阿根廷的不義歷史的一種回應——先是1806與1807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而後是1832年代的福克蘭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最終導致阿根廷在1982年入侵福克蘭群島，孤注一擲地試圖挽回搖搖欲墜的獨裁政權。
“上帝之手”標誌著一個恐怖與強迫失蹤時代的終結，而1978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本土世界盃上，政治迫害的事實卻被徹底地消聲了。相反，“被失蹤的人們（desaparecidos）”以另一種方式得到紀念：反國家恐怖主義的阿根廷公民們在河床紀念碑球場的門柱下方塗上了兩道黑環。“上帝之手”是阿根廷國家隊對於諸多強加於人民的不公的抗爭，再多的技術手段也無法介入這場馬拉多納完美地利用謊言換取的“勝利”。
1986年6月22日，在墨西哥城阿茲臺克球場發生的錯誤，距離今日的我們已無比遙遠。國際足聯在本屆世界盃引入了VAR（視頻助理裁判）技術，以有效規避“上帝之手”等情況的出現。我們如今已進入超監控時代，任何事物都將被置於鏡頭下仔細審視。這種情況下，在本屆世界盃的裁判等待VAR回看結果的兩分鐘間隔，你完全可以去上個廁所再回來。根據國際足聯規則，VAR僅僅在提醒裁判出現“明顯錯誤”時才會介入，包括與進球、點球、紅牌和認錯人有關的錯誤。
在莫斯科的中央VAR辦公室，共有兩個視頻操作間（VOR）。33個轉播攝像頭中，8個為超慢速（super slow-motion），4個為極慢速（ultra slow-motion）。此外，配備14個終端的視頻操作間裡還有2個專供VAR團隊使用的越位攝像頭。每場世界盃比賽會安排4名視頻助理裁判，其中一名負責判定是否存在越位。四名轉播編導會選取最佳的鏡頭角度，幫助這名裁判做出判斷。
除了在莫斯科的視頻操作間，球場邊還設有一個裁判審查區（RRA），以便裁判對場內事件進行回看。每次裁判選擇到場邊回看，都會用手勢向球員與觀眾示意使用VAR，這會延緩重新開球的時間。儘管在主裁給予法國隊和瑞典隊點球的判罰中發揮了有效作用，這些回看同時意味著延長死球間隔，更多點球與更少的紅牌。
說實話，VAR降低了比賽節奏，讓足球變得乏味。在筆者看來，過去一週的幾場比賽不再像以往那樣充滿激情，對於“安全與穩妥”的關注已超過對比賽策略的追求。規則成為足球比賽的重心，球場意外事件催生出的情緒則被人為削弱了。筆者懷念那些錯誤留給我們的不完美判罰，以及從座位上一躍而起的球迷們。現如今，球場氛圍讓人感覺如同身處皇家歌劇院。
馬拉多納祭出“上帝之手”僅僅四分鐘後，他打入了堪稱足球史上最精彩的進球之一，後被稱為“世紀進球”。這就是體育的藝術性之所在：超脫於規則。馬拉多納用行動告訴世人，足球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公正與文化共同體。
看過西語國家比賽的人一定不會忘記，球場或電視解說員在球隊進球后那一連串“G-o-o-o-ol”的吶喊，這種情感的釋放可以延續一分鐘以上。在英語足球文化中，與之對等的場景並不存在。對很多人而言，拉長音的進球慶祝顯得“太過了”，讓人感到不舒服；但在其他人眼中，“G-o-o-o-ol”永遠不嫌多。“不完美”深深嵌入我們的文化身份之中，而對每個動作都通過技術進行切割與測算的VAR，正醞釀著毀滅的危險。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言中的是，如果我們允許技術識別並消弭球員與裁判犯下的每一個錯誤，我們將會冒著失去足球熱情的風險。筆者深信，文化交流的成果勝過VAR的好處。儘管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逃過裁判懲罰，並最終幫助阿根廷贏得1986年世界盃冠軍，但就像一名球迷所言，這場勝利僅僅是“對福克蘭群島戰爭失利的報復”。
隨著我們遠離人類的共有激情，危險地滑入一個系統性的，推崇數據計算、條條框框與完美無瑕的社會，筆者不禁懷疑：如果瑕疵和錯誤正是驅動我們的文化與個體情感的動力呢？筆者情願回到那個儘管不完美，卻格外美妙、富有人類連結的“上帝之手”時代，而不是向如今文化工業生產出的冰冷而機械的監視器張開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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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手”不會再有，因為VAR就是足球場新的上帝 | B面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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