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我国流传已久的谚语。它的含意是三岁、七岁时形成的一些重要的个性特征对一生都有影响，因此应重视早期教育。
这个谚语发源于何时已无从考查。但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夏末商初人伊尹就曾强调“慎终于始”。《颜氏家训“》教子”篇中写道“：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可见在中华文明起源时就有了这种认识，成为中华文化重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可惜的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缺乏逻辑推理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概念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妨碍它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西方对儿童早期教育科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随着儿童心理学的创立，童年经验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争论。科恩在其所著《自我论》一书中，下篇是以“个人恒定性：是神话还是现实”作为标题，开始就写道：“个人同一性，个人基本特征和结构的恒定性———这是个人学说的一个基本公设和定理。”科恩认为对此的争论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如恒定性指什么而言，程度如何，时间跨度和发展阶段、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关系，等等。书中列举了好几项实证研究的资料，也就是跟踪同一批人的长期发展做出纵向的研究。如美国费尔兹研究所在"1929-1959年的30年间就27项参数对36名男子、36名妇女自孩提时心理发展作用做了纵向研究，又如伦敦、波恩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等的研究。“
纵向研究者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在所有的发展阶段，个体个人特征的稳定性、恒定性和继承性表现都超过可变性。然而个人和个人素质的继承性并不排除它们的发展和变化，而且这两者的对比关系取决于一系列条件。”由遗传决定的或在个体发育初期阶段产生的生物稳定性特征一生都保持不变。受文化制约的特征可变性较大。生物文化双重决定的特征受双重条件的变化而异。
关于儿童个体发展的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学说、艾里克森的社会发展学说和皮亚杰的认识发展学说。佛洛伊德认为人格在儿童5-6岁时就完全形成，现实的人格扎根于童年。
皮亚杰十分重视儿童认知发展对一生的影响。艾里克森则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将人格的形成视为机体成熟、自我成长与社会关系三者互动的结果。
在以后兴起的以罗杰斯与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反对人格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观点。罗杰斯将人看作是自己主动的建构者，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终点。
马斯洛则认为弗洛伊德只提供了心理学的悲观部分。他提倡对乐观的、心理健康的、完整的人的关注，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在生理、安全、归属与爱的需要之后，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要考虑怎样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自我实现者之所以能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善，其根本之处在于他们的“心理健康”。马斯洛的“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受到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价值取向。”"问题是，在当今现实，将信念、信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因灵魂的充实而活出了人性之美的人实属难得。马斯洛自己认为，自我实现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很低，大约只有#$甚至1%或0.5%。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不幸的童年体验，这些体验阻止自我实现”，严厉控制和支配儿童，像其反面———过分的自由和随意一样，是有害的……马斯洛强调一生前两年的重要性；如果两岁儿童没有得到适当的爱、保护和尊重，那么，儿童向着自我实现的成长，将是非常困难的。
其他学科著名学者也有不少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论述。早期教育学家如意大利的蒙台梭利自不待言。
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的专著《菊与刀》中，对美日两国的育儿方式作了比较后，她写道：“从前所有西方人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的儿童教养中得到理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内容广泛的对话中说“：人格是每个人的遗传性状与他周围环境的反应相互作用形成的。人格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还会发生变化。”但他又肯定：“人格的定形是在五岁以前。
无论是经验的总结，或是实证与理论的研究，无论是东方文化或是西方文化，都十分重视和肯定婴幼儿时期的经历对人一生的影响，个人的稳定性，即使是自我实现的理论，其核心是意识到了“超越性动机”以自由发展个体的潜能。这种超越就包括了对自身不足之处的自我认识，种种不足之处就包涵有童年时期的负面影响。对童年经历的反思因此也成为了可变性的重要条件。
因此，童年经历对稳定性与可变性都有密切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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