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忠魂閻達開

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雜誌/樂亭故鄉人網站專版

燕趙忠魂閻達開

閻達開,原名閻鳳善,曾用名閻明、高建林、周紹林、周建林,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長期擔任河北省及天津市重要領導職務,艱苦奮鬥了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出於斯,歸於斯,奮鬥於斯一輩子

閻達開1913年5月生於河北省樂亭縣樊家坨村,1997年2月8日病逝於天津,終年85歲。離休前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委第二書記,天津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

閻達開在少年求學時期,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在本縣舉行的“五卅”紀念大會、“五九”雪恥紀念大會。後因生活所迫輟學,當過學徒和店員,目睹了人民的深重苦難,對反動統治和軍閥混戰深惡痛絕,積極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於1931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河北省樂亭縣杜林高小團支部書記、城東南黨團書記、中共樂亭縣委宣傳部長,青年團京東特委書記、青年團河北省委駐冀東代表、中共京東特委書記、冀熱遼特委宣傳部長等職。

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裡,他以教員身份為掩護進行黨的地下工作,參與領導了建立樂亭縣小學教員抗日聯合會、農民抗日抗捐抗稅運動;向舊軍隊士兵和鹽警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積蓄抗日力量,組織發動沿海鹽民爭取熬鹽、賣鹽自由的鬥爭;參與領導恢復、整頓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在對敵鬥爭中,他多次遇險,經受了生與死的考驗。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閻達開根據黨的指示,在冀東地區開闢工作,任中共冀東特委代理書記。1937年他參與組織和領導了規模宏大的冀東人民抗日武裝起義(又稱冀東暴動),任冀東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臨時黨委書記兼副總指揮、總指揮,在起義部隊中進行上層統戰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的影響。起義受挫以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參與領導了恢復、整頓黨的組織,堅持游擊戰爭,同日寇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39年12月他到晉察冀邊區黨校學習,同年任冀東區黨委組織部長,為冀東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和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0年5月,在組織的安排下,閻達開來到了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先後在馬列主義學院、中央黨校學習,曾任中央黨校三部副主任,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年12月起,閻達開先後任冀東區黨委民運部長、組織部長,參與領導冀東地區土地改革、黨的組織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恢復和建立基層政權、支援前線等工作,為解放戰爭勝利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48年12月至1954年3月,他歷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市軍管會主任,唐山市委副書記兼代理市長、市總工會主席、開灤煤礦黨委書記,市委第二書記兼市政協主席等職。在此期間,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城市工作方針,認真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在建國初期困難的情況下,他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同心同德,艱苦奮鬥,為唐山市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生產,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搞好黨的建設,支援抗美援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幹部群眾的擁護和信賴。

1954年4月起,閻達開同志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兼計委主任、省政協主席、省委書記處書記、天津市委第二書記等職。1972年至1983年,閻達開歷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員會委員等職。他主持水利工程建設,為緩解天津市工業生產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改善農業條件,加快農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堅決擁護並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圍繞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閻達開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以後,認真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十分關注津冀兩地優勢互補,攜手共進,身體力行,為此做了許多工作。

堅持黨性原則,時時磊落光明

閻達開具有堅強的黨性原則。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身心遭到摧殘。在逆境中,他對黨和人民忠貞不渝,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66年冬,他被造反派多次批鬥,囚禁在天津某大學宿舍。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傳出歇斯底里的叫喊:“閻達開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校園內“打到閻達開”的大字標語到處都是,就連柏油馬路上也用瀝青寫了類似的口號。在殺氣騰騰的氣氛中,造反派日夜輪流看管著他,使他的行動失去了自由。有一天,造反派把《天津日報》領導人揪到那裡,凶神惡煞般地逼著閻達開向《天津日報》領導人髮指示,要報社為造反派印製反對省委的傳單。閻達開當著造反派的面明確告訴報社領導人堅決執行市委指示,拒絕代印反動傳單。他斬釘截鐵一句話,使報社頂住了造反派的壓力。

閻達開的黨性原則,還表現在他不唯上和堅持實事求是上,在下級幹部受到不公正對待時,能挺身而出保護幹部。那還是剛剛粉碎“四人幫”,極左思潮的影響尚未徹底消除時,有人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某縣縣委書記在落實政策上對抗中央,頂著不辦。北京一家大報為此發表了報道與評論,指責這位書記結黨營私,建立自家王朝,拒絕落實黨的政策。當市委討論這個問題時,閻達開實事求是地指出,這位書記是個好同志,不是有意頂著不辦,而是由於工作有成績滋長了自滿情緒。他不同意“*家王朝”的提法,認為這樣會打擊一大片。《天津日報》根據他的意見寫了報道與評論,這位縣委書記和縣裡廣大幹部看了心服口服。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很多。

閻達開任人唯賢,滿腔熱情培養教育年輕幹部,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他在市人大工作期間,經常向年輕幹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他不擔任主任後,仍以老黨員的責任心,關心著青年幹部成長。一年,市人大調來一批大學生,他主動邀他們座談,語重心長地教育年輕同志發揚革命傳統,當好接班人。現在,這批年輕人已成為市人大機關的骨幹,至今不忘閻達開的教誨。

閻達開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無論是他應負領導責任的問題,還是一般工作上方法和態度的問題,他都勇於攬過,不推三遮四,以虛懷若谷的精神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承受各方面的尖銳批評。他對同志的缺點和錯誤,也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對於有時難免過火甚至錯誤的批評,他第二天會去被批評同志辦公室作揖道歉,坦率承認自己態度偏激或言詞失當,表現了老黨員的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高尚風格,使被批評者十分感動。

閻達開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儘管他素以有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領導作風著稱,但他十分尊重集體領導。他在天津市任人大主任、黨組書記期間,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集思廣益,最後做出決定,從不個人說了算。他在執行民主集中制方面還表現在他十分尊重市委領導,儘管他資歷深,貢獻大,年事高,市委領導同志都很尊重他,但他總是虛心接受市委領導,支持年輕領導同志,表現了很高的修養。他總是以一名普通黨員的身份,按時參加黨的生活會,彙報自己的思想狀況。如有重要事不能參加,就向小組請假。有段時間他外出未參加組織生活會,返津後立即向黨小組寫了書面材料。為此,《支部生活》還發表了文章,號召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向閻達開同志學習。

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新人物是否熱情支持,細心保護其成長,是檢驗共產黨員黨性強弱的一個標誌。閻達開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發現新生事物和先進人物就熱情支持。比如,他得知棉紡廠一位女工赤手空拳勇鬥歹徒,就率市人大幹部到她家去慰問。此後,他又建議市人大常委會制定表彰英雄模範人物的地方性法規。當大邱莊改革取得初步成果時,他親自去調研,向中顧委和天津市委寫了調查報告,熱情支持農村改革。後來,禹作敏逐漸銳化,閻達開又及時地向他提出忠告,用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話讓禹自律。但禹作敏一觸即跳,拒絕勸告,最後跌入犯罪的深淵。

閻達開幾十年來始終保持著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和工作作風,下基層工作,吃住都嚴格按規定交費,從不搞特殊。一次下鄉,縣委負責同志陪同吃飯時提出要喝酒,還多做了幾個菜,閻達開當場提出:白酒不喝,喝啤酒自己拿錢,吃飯就四菜一湯,多了的撤下去。他的家庭生活也很節儉,每月發薪除了交黨費外,就是按時給幾個堡壘戶寄些錢,資助他們生活。1965年他參加省政協會議沒在會上用餐,會後大會秘書處寄來會議補助款8元,可他說什麼也不肯收,非讓退回去不可。還有多次,他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所得稿費也全部退回去。閻達開從不收受禮品,誰送了禮,他不僅不收,還要嚴厲批評送禮人。對於老家鄉親送來的農產品和土特產,他總是非常動感情地說,家鄉還不富裕,留下自己吃吧,而這裡什麼都有。最後都是照價付錢,還專門寫信對鄉親表示感謝。

嘔心瀝血於冀津水利事業與救災鬥爭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一生緊繫人民群眾疾苦冷暖,是閻達開的生平寫照。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黨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歷史功績,特別是在冀津海河流域的水利事業建設上和幾次地震救災鬥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1963年海河流域發生了歷史上少見的特大洪水。當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閻達開與省委、省人委負責同志一起,徹夜不眠,研究水情,部署力量,指揮抗洪,並親赴天津外圍抗洪前線檢查指導。1965年7月,他主持制定了根治海河規劃,組織實施了開挖疏浚黑龍港河、子牙新河等工程,使海河治理工程按照規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1972年8月,他擔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當時天津正遇到幾十年罕見的嚴重乾旱,南運河水斷流,幾個水庫水源短缺,水運不到天津,天津人民飽嘗了喝鹹水之苦。年邁多病的閻達開以高度的責任心和豐富的治水經驗,專題進行調查,研究了大量的水文資料,分析了天津的水源狀況,提出了天津市用水和水源問題的總思路,即解決天津市水源問題的途徑,除大力開展節約用水和合理開發地下水源外,還提出了引灤入津的設想(當時因客觀原因未能實現)。他又提出,對汛期下洩入海的洪瀝水應當設法利用,在天津周圍增加蓄水能力。他代表天津市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彙報。根據周總理的指示,他組織天津各有關部門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展開了制訂供水規劃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擔任京津冀供水規劃小組副組長時,不顧身患嚴重的心臟病,乘車帶著氧氣袋,親赴北大港水庫、馬廠鹼河、獨流鹼河、青靜黃排水河、於橋水庫、薊縣下營等地查勘。深入調研天津的蓄水區建設和引水線路。為了北大港水庫工程早日審批動工,他不顧大病未愈和市委主要同志勸阻,由大夫陪同帶上氧氣袋去了北京水利部彙報工作。水庫動工後,他每隔幾天最多十天半月就要親自去工地看一看,研究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在一個颳著六七級西北風的冬日,他為專查水庫北圍堤的平臺能否代替護坡,親自去水庫瞭解平臺被沖刷的情況。繼1974年興建北大港水庫之後,1976年又修建獨流鹼河低水閘工程。此後,又在團泊窪地區按照他當年的思路統一規劃,擴建了團泊窪水庫。這都為天津市接納存蓄西系、南繫上游來水和實施南水北調創造了有利條件。

閻達開十分關心人民的安全和用水。1974年、1975年他負責天津市防汛抗旱領導小組工作,多次聽取各區縣彙報,召開會議具體部署,檢查落實度汛措施,使全市安全度過了汛期。1975年海河上游乾旱少雨,海河水位急劇下降,天津市面臨斷水威脅。為了保水,在海河干流邢家圈附近打壩,京、冀、魯、豫四省市為天津送水。他又是帶著氧氣袋乘車親赴滄州接水,沿途檢查指導工作。那時,為了使天津市有一個穩定的水源,他不僅委派幹部到潘家口,而且拖病查看引灤沿線,為引灤入津方案做準備。六七十代河北省部分地區曾屢遭水災。救濟款發到手沒有,凡應解決而未落實的,都要求有關部門立即解決。

1977年夏,河北省部分地區又遭受水災,上游來水要經海河入海,可是為確保天津人民春夏不吃鹹水的二道閘擋住了去路,水一時洩不下去。閻達開心急如焚,連夜急調拔樁船拆壩,在烈日炎炎下一連幾天在船甲板上指揮拔樁。拔樁效率提高了,洪水洩流加大了,上游災民災情緩解了。

閻達開非常關注天津的經濟發展,精心指導水利部門編制到2000年的用水規劃。他主張工業要用優質水,引用外來水,農業要多搞自備水源,蓄水地方多了,就活起來了。在1973年天津市根治海河先進代表會議上,他語重心長地勉勵大家,“為加快根治海河的步伐,促進工業生產的大發展而努力,在使海河為子孫萬代造福的偉大斗爭中立新功”。

1966年邢臺大地震,閻達開日夜堅守救災第一線。周總理於地震後很快飛抵災區,就是閻達開接待和始終陪同的。他陪同周總理看過災民,看過震後的地裂,又在一間小屋裡,冒著餘震的威脅研究具體救災方案。小屋頂在餘震中不停地顫抖往下掉土,閻達開請總理趕緊離開。總理說:“不需要出去,外邊太亂,這裡安靜,好說話。”達開時時準備掩護總理,讓總理身後的人們讓開道,以便有了險情迅速撤出。在周總理榜樣力量的鼓舞下,閻達開積極組織和帶領幹部群眾抗震救災,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

在10年後的唐山大地震中,他不顧自己心臟病已十分嚴重並時時有心絞痛發作的身體狀況,馬上向組織上提出要求趕赴唐山抗震救災……他雖然沒有去成唐山,卻又一次一心撲在了領導天津人民抗震救災的鬥爭上來了。在他的主持下,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先後審議通過了《天津市城市建設拆遷安置辦法》、《天津市拆除城鎮私有房屋補償辦法》、《天津市安置震災無房居民住房及拆除臨建棚實施辦法》等,使拆遷安置工作有法可依。在拆遷安置工作中,開闢新住宅區是解決安置的一條出路。為此他輕裝簡從到郊區進行調查研究,到現場勘察地形地貌,形成了開闢萬新村住宅區的設想。在他的建議下,天津市啟動了萬新村住宅開發工程。

播德昭賢於日常,風範永存

在唐山大地震中,閻達開在那裡的親人有20餘人或傷或亡,但他一如既往將國事置於家事、人民的疾苦置於親情的傷痛之上。

地震發生不久,僥倖從房屋廢墟中爬出來的他的兩個兒子,當時尚不知地震震中就在唐山,出於對父母的關切之情,他倆沿著火車道奔跑了一晝夜。當他們帶著滿臉疲憊一身傷痕終於來到父親面前時,他劈頭第一句話竟是:“你們怎麼回來了?你們在這關鍵時刻離開唐山,對得起黨的培養,對得起唐山人民嗎?要立即回去,參加搶險救災,馬上就走。”

看到兩個孩子十分委曲,淚水奪眶而出,他才又說:“就休息一天吧,明天一定回去。”接著,他就仔細詢問開了唐山的震情:開灤煤礦怎樣了,啟新水泥廠怎樣了……直到最後才低聲問起自家人的情況。

面對大災,閻達開首先想到的是唐山人民,是國家財產,直到最後才問到他深愛著的兒子、女兒、孫女、弟弟們。

在閻達開的教誨與感召下,他的兩個孩子很快返回唐山,積極投入抗震救災鬥爭,還雙雙被評為抗震救災積極分子。

閻達開每月的工資收入,有個奇特的分配方式:第一是交黨費,第二是寄給戰爭時期掩護過他的堡壘戶,第三是資助烈士遺孤,第四是寄給老家的五爺和五奶,然後才是他全家的生活費。在這方面,有件事令他的子女們沒齒難忘。

1969年,閻達開被^造**派關押,一位好心人告知他的家人關在何地,他的兩個孩子就偷偷地跑去看他,心裡十分難過。閻達開小聲詢問家人的現狀後,沉思片刻,便問:給你五爺寄錢了麼?孩子們回說沒有,他立刻著起急來。孩子就急忙解釋:寄了幾個月,現在我們手中也早就沒有錢了。他聽後嘆了口氣,沒有批評兩孩子。因為他自己知道,他本人的工資早就停發了,每月只給幾十元的生活費。但他當時仍是一副十分不安的樣子,翻遍全身口袋,終於掏出十幾元錢,叮囑道:“想辦法去借一借吧,先把欠下的如數寄走。以後一定要按月寄,哪怕我們餓飯,也要寄。”那真摯、深厚的親情、鄉情又一次深深地震撼了孩子們的心!

還有一件事:丁振軍是閻達開的老戰友,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了。他從此把他的三孩子當做自己的兒女一樣撫養,送他(她)們上大學,直到走上了工作崗位以後,還不斷關心和資助他(她)們。在他病危時,丁振軍的女兒來看他,他此時已經設有力氣講話了。丁振軍的女兒走後,他對一個陪床的孩子伸手示意,久久不肯放下。這陪床的孩子含淚猜測了幾次,才明白了他惦記著丁振軍的女兒,讓他的孩子們繼續幫助她。

閻達開在自己生命最後日子裡想得最多的還是他人,因為他關心他人永遠勝於關心自己。

對黨無限忠誠,對人民無限熱愛,這是閻達開的高貴品質之一。

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他是極其堅強的,就是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時,他的家人和孩子們也從未看見過他掉過一滴淚。但是每當人民遭受災難時,他的家人卻幾次看見他流淚。1966年邢臺發生大地震,他陪同周總理視察災情,指揮抗震救災工作,回到家後在飯桌上有幾次議論災情,他總是淚水橫流,吃不下飯。1963年天津發大水,毛澤東主席親臨視察,握著閻達開的手對他說:一定要替我把災民救出來。閻達開每當向家人說到這件事時,也總是眼含熱淚。

“文革”期間,閻達開多次受批鬥,本來強健的身體被折磨得十分虛弱,有幾次被送到醫院搶救,幾度和死神擦肩而過。1970年,他被分配到天津鹼廠工作,正是嚴冬。他乘公共汽車從尖山到市圖書館轉乘去塘沽的51路車,人多車擠,他自帶一個馬紮,經常坐在汽車的過道里。當時由於“文革”的影響,鹼廠的生產很不正常。為了恢復廠里正常生產,他不顧年高體弱,吃住在辦公室和車間現場,晚上就把電話放在床頭,經常在半夜趕到車間現場處理問題。有一天的深夜他昏倒在辦公室的電話旁,是夜班工人找他解決問題時才發現的,也是工人們含著熱淚把他送到醫院。他的家人和孩子有時對他的所做不理解,他總是說:“要相信黨,這是最基本的一條。”

閻達開無論處境多麼困難,都誠心誠意地交納黨費。

由於他把工資大都給了堡壘戶和老家的長輩,他生活相當清苦,家裡除了公家的東西幾乎一無所有。在“文革”開始他們被迫遷往尖山居住的那次搬家中,他們的所有家當只有幾卷被褥和4個箱子,一卡車只裝了半個車廂。可是就在他病重期間,當天津鹼廠的軍代表去看望他,並代表組織將剛剛補發給他的幾千元工資交給他時,他躺在病榻上,用顫抖的雙手把那一包厚厚的鈔票又送回到軍代表手中,用虛弱而堅定的口氣說:“我一分錢也不要,全部交給組織,作為我的黨費。”後來,組織上再一次正式給他補7900元工資,並通知說:“文革”期間以交黨費的形式上繳工資的,不管出於自願或被迫,一律退回。當時,他家裡確實很困難,不用說生活用品就連孩子們穿的補丁衣服、生活費、醫藥費都曾得到朋友的接濟。他為這事專門召集全家人開過一次會。他嚴肅地對家人說:“這些年我基本上沒有工作,怎麼能要黨的工資呢?這筆錢他是堅決不收的,你們也不要指望這筆錢,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財富吧。”就這樣,閻達開再一次堅決地毫不猶豫地把這筆錢上交了組織,作為他的黨費。

愛子莫如父母。但閻達開對子女的愛卻是同黨的事業聯繫起來的,他對子女的愛是深遠的崇高的,他的家教突出體現了一個“嚴”字上。

1979年他的一個孩子參加高考,考前曾跟單位請了5個月的假複習功課。當這孩子終於考上北京大學,正準備去上學時,閻達開找他談話,讓他把這5個月的工資退給原單位,又進一步解釋說:沒有工作怎麼能拿工資喲。還說:“上學的錢我可以幫助你。做人嘛,就應該保持最基本的品質。”

閻達開身居領導地位,國家給他配有專車,他從來嚴格規定:家人家事一律不準用配給他的專車。1981年,因在唐山地震時受傷的長子在唐山去世,他的妻子帶幾個孩子去辦喪事,是坐他的車去的。事後,閻達開執意拿出100元交車費。

據閻達開家人及孩子回憶,他這樣嚴格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保持普通勞動者本色的事例,俯拾皆是,數不勝數……

閻達開病逝後,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為他舉行的隆重追悼會上,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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