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棣北伐，网络上极多争议。赞美者自然赞颂其堪比卫霍扫荡匈奴，贬低者则认为朱棣用兵乏善可陈，如百度ryan_knight_12吧的知名人士可御可箩朴草娥，就认为朱棣的军事能力仅仅与五代时的后唐末帝李从珂相当。
这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言论，并非完全找不到依据。实际上不但逆向民族主义者往往对朱棣横加抹黑，即便是某些明史知名学者如毛佩琦、马渭源等人，亦对朱棣北伐蒙古予以差评。
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朱棣北伐中，最精彩激烈的，无疑是第二次北伐中讨伐瓦剌的忽兰忽失温之战，对于此战，毛佩琦先生的《永乐皇帝大传》有论述如下。
【这一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刺，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日:“兵刃才交，如摧枯朽。”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国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亦可证瓦刺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刺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损失是巨大的。】
朱棣
毛佩琦先生原文旁征博引，史料甚多，似乎颇有道理。从史德而言，毛先生作为明史大家，也无可挑剔。
不过，在史料的选取辨析上，毛先生作为一个长于考据，但军事常识有所不足的学者，在军事史上犯错误，也是难免的。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贬低边功的传统，主张谨守边疆，不必沾惹周边的蛮夷荒芜之地。汉武帝开拓四方，太史公颇有微词。等到唐朝的大扩张以藩镇割据告终，自宋开始，这种将边功视为黩武主义的错误思想在士大夫当中就越发剧烈。古代士大夫既不可能像当代人一样认识到经略边远在新时代的疆域归属意义，也往往认识不到进攻作战的国防意义，就体现出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五十万众出塞，实不可能。朱棣北伐，远及现在的蒙古国中部甚至俄罗斯境内，遥渡大漠，补给线极长。若以50万战兵作战，所需后勤人员至少200万以上不可。因此所谓50万大军，实际上是计算了辅兵、转运民夫之后的兵力总和，作战人员，不过十万左右。
而即便是这十万人，亦几乎不可能投送到同一个战场。
蒙古草原广袤无边，道路难寻。蒙古人也不是傻子，如果没有把握，绝不会选择与明军进行主力决战。
欲要捕捉到敌军，明军兵分数路在草原上进行地毯式搜索是不可避免的。而能够与敌军真正接战的，无疑只是遇敌的一路，人数不过数万而已，较蒙古军，并无太大优势。
朱棣第一次北伐蒙古，对东蒙古的鞑靼部造成了巨大打击。西蒙古的瓦剌人借机崛起，绰罗斯·马哈木统一瓦剌三部，更是攻杀了鞑靼大汗，名义上的北元皇帝本雅失里，立本雅失里的儿子答里巴为傀儡大汗，自立为太师，掌握实权，气焰嚣张，颇有一统蒙古之势。
马哈木试图借明朝的力量，消灭太师阿鲁台手中的瓦剌残部。而阿鲁台亦希望借助明朝力量收复失地。朱棣经过权衡之后，认识到瓦剌势强，为了维持草原上的均势，应当打击瓦剌为宜。
瓦剌本部战兵不过三万余人，但战力不可低估。由于远在明帝国西北，瓦剌得以避开明帝国的铁器武器贸易封锁，向中亚购买大量铁器，组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重装骑兵队。中亚战神帖木儿进行的突厥化军事改革，对于瓦剌人也颇有影响，此时的瓦剌军队，在编制、体系上，战斗力已经高于了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军。
按照近些年的研究，在元朝灭亡之后，草原上的蒙古人受到帖木儿帝国的影响，实际上战力在很一段时间有所上升，受内亚影响发展出了重骑兵传统（在元代，蒙古人习惯于使用其他民族的仆从重骑兵，结果本民族战力疲弱，重骑兵稀少）。
瓦剌重骑兵受到帖木儿帝国影响，有很强的突厥风格，着全身札甲，配合锁子甲及部分布面铁甲，甚至还有一些板甲加强部件，如板札式腿甲、护臂甲和胫甲，其战马也披金属铠甲，装备远比过去的蒙古重骑兵精良。
大漠铁骑
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中，瓦剌军夜宿营的时候用精锐重骑兵将其他瓦剌军围在当中，作为“铁骑屏障”，每骑随一犬，有警则以犬吠为号。
后来俺答汗时代，鞑靼人也产生了重骑兵体系，《北虏始末记》王世贞记载：“俺答有四万骑，其精兵万余骑……其精兵戴铁浮屠，马具铠，长刀大簇，望之若冰雪然。咸一当百者，然不轻易与我战，即余骑足扼我矣。”
俺答汗去世后，由于明军加强了对于蒙古的贸易封锁，而中亚方向因为丝绸之路的衰退无法再提供足够的铁器与新技术，蒙古亦因为再次陷入分裂而财力疲弱，重骑兵体系才逐步消亡，在女真骑兵面前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朱元璋和朱棣都颇为重视重骑兵的建设。如明开国大将沐英击破雄强西南的麓川王国，就颇倚人马具装的具装重骑兵之功。朱棣第二次北伐中的忽兰忽失温之战，堪称明蒙战争史上罕见的重骑兵对决。
公元1413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封阿鲁台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同年马哈木率兵胪朐河（明成祖征阿鲁台时命名为饮马河），声言袭击阿鲁台，实际上是想入侵明朝边境。
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二月，明成祖亲率十万大军亲征漠北，号称五十万，征讨马哈木。命安远侯柳升领大营，武安侯郑亨领中军，宁阳侯陈懋领左哨，丰城侯李彬领右哨，成山侯王通领左掖，都督潭青领右掖，都督列江朱荣为前锋。
六月初大军到达双泉海，既撒里怯之地。这里相传是当年元太祖的发祥地，曾建造萨里哈老徒行宫，约当今克鲁伦河上游右岸喀老台湖附近，前锋在此与马哈木军遭遇。
由于路途遥远，明军颇有掉队或者偏师未曾赶到的，兵力上比起马哈木倾国而来的三万多铁骑，并没有太大优势。
而且，此地已经位于蒙古草原深处，在现今的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明军已经行军两个多月，在发现瓦剌主力踪迹后，倍道而行，体力消耗更剧，战斗力的严重消减也是必须考虑的。
汉代有一汉当五胡的说法，名将卫青在河套作战，能够以极小的伤亡歼敌上万，逼降数万匈奴大军。然而远征漠北时，由于汉军体力的消耗，仅仅能“杀伤相当”，足见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主场的优势，会随着农耕军队补给线的变长而越发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著名的昭莫多之战，康熙三路出塞，自己所带领的主力部队不但没能和噶尔丹接战，反而因为补给线太长而一度断粮，全军饥饿数日。
（【其实这时清军还面临着另外一些困难。士兵们携带的80天的粮食大部分已吃光，不要说继续前进，就是撤退也很危险了。康熙帝北征噶尔丹时，曾经命令副都统、绍兴人吴留村转饷，吴留村“素知塞外山川，因命运卒走捷径，先达军中。时御营已绝粮数日，上大喜， 谓理密亲王日: 吾父子有济矣。’”】
摘自——李秀梅《清朝与准噶尔百年角逐的高层较量》）
在发现瓦剌军前锋时，朱棣马上做出判断“虏必大至”“朕固知虏不远矣”。很快，明军在忽兰忽失温发现蒙古主力。马哈木挟持傀儡大汗答里巴，率军三万余，屯于山上，每人带从马三四匹，仅仅是战马就有十数万。
这是马哈木诱敌深入，精心选择的战场。瓦剌军居高临下，分三路冲锋，如同滔滔钢铁洪流，无法阻遏。朱棣深知明军重骑兵数量较少，又处于地理劣势，无法抵抗瓦剌重骑兵强大的第一波冲锋，于是命安远侯柳升以神机营迎战。
当敌军进入射程之内，神机营的枪炮齐鸣，敌战马中弹纷纷倒地，不得不撤回山顶。朱棣纵铁骑两路包抄，试图发挥出兵力优势，但瓦剌军占据制高点，极为凶猛，明军损失亦不轻，蒙古籍军官满都力战而死，郑亨中箭后撤。
朱棣见战局陷入白热化，亲率数千直属精锐重骑兵，直扑瓦剌军中宫。
精锐明军
这支部队是明军的王牌部队，分为重装枪骑兵与重装弓骑兵，远程近战都有极强杀伤力，战马也是精挑细选，多为体格堪比中亚马的河曲马（瓦剌军中多有中亚马，负重能力远胜蒙古马）。
瓦剌军遭到朱棣亲率明军锐气正盛的预备队打击，终于无力支撑，柳升复以神机营枪炮射击马哈木左右两路，敌军全线溃退。此役明军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采取枪炮兵同步骑兵协同作战的首次战例。
朱棣选择穷寇勿追，一直担心太过深入，明军体力继续消耗，将可能遭受擅长草原作战的蒙古军困兽之斗。二是不想对瓦剌造成太大打击，维持草原均势的考量。而毛佩琦认为朱棣损失比蒙古军更大，才不敢追击，那就大谬了。
固然，重骑兵对冲，瓦剌军骑兵数量占优，居高临下。明军伤亡不会轻。然而明军战死的将领仅有蒙古籍军官满都，而瓦剌被“杀其王子十数人”“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
杀伤相当，属于显示明军伤亡也不小的修饰夸张手法。不过实际上，瓦剌军的损失应该是要大得多。
明军的斩首，有“千余级”“数千级”两种说法，斩首数往往低于歼敌数甚多，然而瓦剌损失上万是无疑的。为何？因为瓦剌的衰弱极为明显。
之前马哈木能够凭借新兴的瓦剌，压制鞑靼阿鲁台，挟持大汗。仅仅是忽兰忽失温之战后两年，马哈木就在与阿鲁台的大战中惨败，重伤身亡。当然，马哈木的儿子脱欢和孙子也先极为出色，在逆境当中重新振兴瓦剌，统一蒙古，这又不是朱棣所能预料的了。
朱棣在忽兰忽失温之战中，临场战术发挥出色，这是无疑问的。然而进入敌人预设的阵地作战，无法以奇谋破之，只能对冲拼消耗，可谓长于正兵，而短于谋略。其用兵手腕，可以说接近蒙古天骄成吉思汗，但是比起刘秀、刘裕、李世民，以及乃父朱元璋这样的军神级人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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