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约1845年侨民组织的跑马会“永租”了今南京东路北，河南中路偏西的81亩土地建了一个跑马场，这个跑马场的马道不足400米，并不适合正规的赛马，为了方便马匹进出，他们在跑马场的南门外筑了一条东西向的路，经常有马从这里经过或奔驰，于是被上海人叫做“马路”，上海乃至全国把城市道路叫做“马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跑马场的周围用于马道，而中间就被建为花园或球场，于是，这个跑马场也被人们叫做“花园”或“抛球场”，那条“马路”也被叫做“花园弄”或“派克弄”（Park Lane），后来改称“南京路”，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那个运动场则叫做“Fives Court”，中国人不知fives是什么意思，现代出版的许多英汉字典也不收fives一词，人们只好望文生义，以为fives是five（五）的派生词，就把“Fives Court”译作“五柱球场”，于是一条与Fives Court相通的马路Fives Court Lane译作“五柱球场路”，这个跑马场不设围墙，人们可以看到侨民们玩球，这些球大多是以手抛棒击之形式，于是统称之为“抛球”，如《点石斋画报·亥集·西人抛球》的配画文说： 抛球一事为西国通行之技，其式甚多，有击于桌上者，重球系以象牙者；击于地上者，重球制以木；铺板于地而击之；更有击之于野者，重球式亦有二，一则以树乳制成，抛者各持一软拍，往来交掷；一则以皮制就，其抛击全恃乎力，盖皆西人之藉以行血气而舒筋络者也。
该图所绘应该是在打板球。fives见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19世纪英国校园最盛行的运动，被译作“墙手球”，英国人把这个运动场叫作Fives Court，可以理解为“墙手球场”。这个跑马场仅存在了几年，由于租界内靠近外滩的土地十分紧缺，地价每年以数倍的速度上升，而这81亩的跑马场又实在太小了，跑马会就将这块土地出卖后，又在它的西面购地重建跑马场，如果 你仔细看上海市区地图，会发现今天的北海路、湖北路、浙江中路、芝罘路、西藏中路相连而成为一环形，这大致上就是第二个跑马场的马道留下的痕迹。 几乎是相同的原因，这个跑马场一带的道路及市政建设发展也很快，使这里的地价又不断上升，于是他们又购进了租界的西界——泥城浜（即今西藏中路）以西的约520亩土地，第三次重建跑马场。由于租界的西界在泥城浜一直延续到1899年，这个在这里已经存在了30余年的跑马场再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后来上海人讲的跑马厅就是这个跑马厅。
袁祖志《海上竹枝词·沪上西人竹枝词》： 短衣精制荷兰绒，铜链金环扣着胸。 独有皮靴样好，声来橐橐快趋风。 跑马的西人穿着有铜链金环的紧身短衣，脚穿齐膝的皮靴，骑着马飞奔，十分神气。 春秋佳日趁晴明，跑马场开纵辔行。 胜负事何关局外，也将金币赌输赢。 跑马者你追我赶，与局外人也有关系，因为西人利用跑马来赌现钱的。 马赛在上海叫做“香槟赛”，是champion的“洋泾浜语”，也可以译作“冠军赛”、“锦标赛”、“杯赛”等。早期的《申报》有一篇关于上海“香槟赛”的报道：今日西人赛马之初日，午时起一点钟至二点钟，时歇一时。
由二点钟至晚而止。共有七事，计开：赛马路银盘一跑，赏物值银七十五两，跑有一里半之远；诸马进名者共二十七匹。试马跑，进名马共十三匹，每马供银二十五两，得胜马取银；惟第二快马免具供入名之银，跑有三里远。生马跑，惟中国未曾先跑各马，准其与赛，赏银一百七十五两。跑有二里半远；进名诸马共四十五匹，每马付入名银十两。道台银尊一跑。系道台赏银樽，值一百元；骑马之远六里。骑马人一跑，凡马未曾跑胜，凡骑者未曾骑胜，始准与跑，赏银樽，值七十五两；共有二十六匹马入名，跑马之远三里。勿得银樽一跑，樽值二百两，跑马之远三里。跳山沟一跑，另行择勘驰道绕跑三匝。 当时马赛共设七项杯赛，早期的赛马均为洋人骑洋马，可能是将洋马经海运进上海，价格过于昂贵，使上海出现赛马不够的事实，也许又是外国人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赛马活动中，就设了“生马跑”，就是中国马的比赛，规定可以有45匹马报名参赛，每匹马的报名费为10两，共计450两，而获头奖的赛马可获奖金175两。
由于中国马可以参赛，于是上海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贩马。我童年时经常听老人讲上海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白瘌痢勇斗山东马永贞”的故事，后来从事上海史研究，才知道这是上海滩发生过的真实故事的演义。白瘌痢真名顾忠溪，上海人，早期在跑马厅为马倌，与跑马厅的洋人关系密切，后来脱离跑马厅成为马贩子，操控了上海马匹市场。马永贞是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曾任松江正营教习，1875年曾在上海击败摆雷台的外国拳手史蒂夫而声名大噪，后来转业任马贩，将蒙古、察哈尔的马贩运到上海，成为与白瘌痢势均力敌的第二大贩马帮。1879年4月13日在南京路一洞天茶楼遭白瘌痢攻击，重伤致死。 每年有大量的中国马从北方被运抵上海，这些马经筛选、拍卖的方式，一部分进了跑马厅成了赛马，更多的就被淘汰而成了拉马车的畜力，同样，赛马也不断更换，淘汰者就成了畜力，个别马贩就成了上海的巨富。黄炎培等编纂的《川沙县志》卷十六中记： 陶如曾，字凤山，号善钟。顾家路（今浦东新区顾路）人。幼微寒，业调马，设善钟马车行于上海，营业甚盛。广置地产于法租界善钟路一带。租界当局以其名名路。 陶善钟是浦东顾路人，出身贫寒，从小来上海在跑马厅任驯马师，收入提高了，他也成了马贩，由于可以买到低价的马，于是就开了一家善钟马车行（1920年《上海商业名录》：“善钟马车行。法租界徐家汇路二五八号。电话四八三八。”）与中国许多农民一样，陶如曾发财后在沪西买了许多农田，当沪西被划进租界后，原来的农业用地变成了城市用地，价格以数倍甚至数十倍上涨，他就成了“地产大王”，当年法租界要筑路时，他的部分土地被征用，其中一条马路即以陶善钟之名命名为“善钟路”（Route de Say Zoong），也就是今天的常熟路。
《图画日报》绘“华人争看西人跑马之无谓” 由于大量中国人参与观看赛马活动，同时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参与，赛马也从原来的“锦标赛”蜕变为博彩业。跑马总会实行俱乐部制，规定只有会员才能进入会所以及跑马场的“司令台”，而非会员只能站到司令台以外的地方观看赛马，于是一到赛期，跑马厅四周凡能看到赛马的建筑纷纷打出“出租”的招牌。据说，想要到跑马厅旁视线较好的楼房里观看赛马，一人一天就要支付一元大洋。《图画日报·上海社会之现象·华人争看西人跑马之无谓》的配画文讲： 西人春秋赛马，于游戏中寓尚武精神。昨报言之矣。乃华人每届西人赛马，好游此者必结队往观，且有簇新其衣者，盛饰其车者，而与亲戚故旧，及家人或所欢等偕往者，甚至世家大族，亦所不免。是岂不可已乎。 可以讲，洋人是马赛的组织者，东道主，而华人是主要的参与者，但华人不能进入跑马总会，不能到司令台观看，难免有点扫兴，于是华人向跑马总会和工部局提出抗议，跑马总会深深知道，失去了华人就失去了赛马的商业价值，于是在1907年在司令台的北面紧挨司令台的地方建了一个“非会员”的看台，非会员买门券就可以入内观看赛马。解放后原跑马厅的北部被改造为人民公园，这个非会员看台的梯式看台依然保存，但不知何时也被拆除了。
跑马总会的门牌号“305 Bubbling Well Road”，即今南京西路305号，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这里为上海图书馆，今为上海美术馆所在地，而Grand Station，即“司令台”的大门设在“304 Mohawk Road”，即今黄陂路威海路口，原看台与相邻之地已被建为上海大剧院。 上海跑马厅香槟票，主图案即 当马赛成为博彩业后，赛事也作了调整，彩票有“独赢”、“位置”、“连位”、“摇彩”等多种，“独赢”即买头马，中奖的机会很少，而赔率很高；“连位”就买一场赛事中跑第一和第二的马，那中奖概率更低，但赔率更高，“位置”则特选某马，并确定其能得第几名。从表面上看，中奖全凭运气，但实际上早已通过计算。一般讲，估计有45%的彩票收入用于支付奖金，15%的费用用于马赛的开支，17%作为博彩税进入工部局账号，余下的就是跑马总会的收入。单从博彩业而言，用于奖金的费用还是稍高的。到目前为止，未见有赛马重大舞弊事件的发生，至于个别人因中奖而一夜暴富，或无视后果地孤注一掷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那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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