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轉移了，那一刻的精彩就錯過了。圖片來源：Shuttershock
在今年6月14日的一場活動上，Facebook高管尼古拉·門德爾松（Nicola Mendelsohn）預測，五年之內，人們分享的內容或將全部變成視頻。
“我們正在見證文字信息一年年走向衰落，”門德爾松大膽猜測，“如果要我押注的話，我肯定會說：視頻，視頻，視頻。”
《紐約時報》最近刊載的一篇文章詳細描述了一群網紅的社交生活，他們是“拍照狂魔”，出門就是為了拍照，好讓粉絲看到自己精彩的夜生活。這篇報道的記者評論說：
“對他們來說，拍照、錄視頻然後發到Instagram或者Snapchat上已不止是為這一夜縱情玩樂留下紀念這麼簡單了，這一夜就是為了拍照而來的。”
以上兩個故事殊途同歸：圖片正在佔領我們的生活。
今天，在與人交流、獲得肯定和記錄新奇經歷方面，圖片已成為一個越來越關鍵的角色。從表面上看，這些色彩、像素、面孔和風景不過是在豐富我們的想象力，讓我們更深刻地體驗這個世界，但也許事實恰恰相反。
記者瑪麗·皮隆（Mary Pilon）在文章《Instagram正在毀掉假期》（Instagram is Ruining Vacation）中寫道，她在柬埔寨旅遊時，來到古寺跟前，只看到人山人海的遊客，他們忙著找到最完美的角度，拍下最好看的照片，好社交網絡上，但諷刺的是，“沒幾個人身在心也在。”
事實上，想要第一時間通過電子手段展現自我是一種令人慾罷不能的衝動，也是如今數字時代獨有的現象。不可否認，能夠向更多的觀眾展示更多的圖片確實會給我們帶來好處，但這種無法遏制的衝動，這種不停地記錄和分享的行為已經喧賓奪主了，它逐漸霸佔了我們的注意力，妨礙了直接的人際關係。
要簡單地衡量這種轉變難度不小，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者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以及它帶來的後果。
生活在自我陶醉的氣泡之中
心理學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中曾經寫道，21世紀，“生活在媒體氣泡（media bubble）之中已經成為常態。”
有了手機和電腦，不管我們身在何處，周圍是誰，我們都能隨時與他人交流互動。但隨著數字時代的生活不斷演進，拍照和錄製視頻已經成了我們社交生活的中心。
心理學教授約翰·R·舒勒（John R. Suler）認為，瘋狂地拍照和分享是人們尋求肯定的一種體現，他在書中寫道：
“我們在分享照片時，其實是希望看到的人能認同我們在這些照片中給自己植入的形象和身份，知道還有其他人看到這張照片，會帶來更大的情感驅動力，而來自他人的反饋則讓我們的體驗顯得更真實。”
在我們追求來自虛擬世界的肯定的路途上，即便是生活中最平凡的經歷，也能成為照片的素材。
和享受當下、實實在在地“存在”並用心觀察相比，我們更希望將生活的每一段素材變現，將它們轉化為一個通過視覺圖像自我展現、自我表達的機會。然而這種不停記錄生活的行為之所以令人不安，真正的原因就在於展現、表達自我和“拍照狂魔”那種以營銷手段將日常生活商品化的行為只有一線之差。
用戶可以在Instagram和Facebook這樣的應用上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攝影集，他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淪為自我推銷的工具。社交網絡讓用戶持續地收取別人對每一張照片的反饋，不同的反饋推動著人們調整自己的生活，迎合別人的目光，只為獲得更多肯定的回應。
“每個自戀的人都需要一個如鏡的湖面，古希臘神話中的納喀索斯（Narkissos）在湖水中欣賞自己的美貌，而今天，Facebook這樣的社交媒體就是現代的自戀之湖。”北佛羅里達大學心理學教授翠西·阿洛維（Tracy Alloway）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阿洛維和她的團隊研究了Facebook的使用和人們共情能力的關係。他們發現，雖然社交媒體的部分元素能夠增強社會聯繫，但也正是其圖片和視頻分享內核，助長了我們的自我陶醉。
武漢郊區的一片油菜花邊，一位女士正拿著自拍杆在拍照。圖片來源：Darley Shen/Reuters
創造力需要注意力
我們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從當下的體驗中抽離出來，掏出手機，找好構圖，按下快門，加上濾鏡，發佈分享，這一切都是在打斷注意力。在這裡，我所說的“注意力”指的不僅是仔細觀察，還是集中精神，持續保持關注。
美國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2011年的作品《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中提到了神經可塑性，也就是在遇到刺激的情況下，我們的神經迴路擁有做出回應，改變形態的能力。他還特別介紹了我們的思維在不停地與數碼科技打交道的過程中會如何進化演變。在他筆下，網絡“頻繁地擾亂或者打斷我們的思維，削弱我們的記憶力，讓我們變得緊張焦慮，神經兮兮。”同理，不停地打斷注意力，掏出手機、發佈照片並一直關注反饋情況，也會影響我們的神經迴路，讓我們注意力渙散、焦慮情緒加劇。
因此，另一個風險也就擺在了我們眼前，我們周遭的環境和當下的體驗很可能悄然溜走。雖然我們的多任務處理能力也許會得到提升，但長時間保持專注的能力卻減弱了。
卡爾還寫道：
“在‘忙者生存’的腦細胞競爭中丟掉領地的，是那些幫助我們冷靜、線性思考的大腦細胞，我們靠後者來實現長時間敘述和深層次討論，來反思自己的經歷，審視外界萬物和內心世界的各種現象。”
換句話說，我們習慣性通過不斷地拍照和分享來強化我們的注意力，但這都是以犧牲掉真正需要我們投入精力的事物為代價的，比如說書本的閱讀。《主題轉換：互聯網時代的藝術與注意力》（Changing the Subject: Art and Attention in the Internet Age）的作者斯文·伯克茲（Sven Birkerts）指出了文學創作與注意力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藝術作品都是注意力集中帶來的非凡傑作。”
“而想象力，”在伯克茲看來，“是注意力發揮作用的工具。”
芝加哥小熊隊的內場手克里斯·布萊恩（Kris Bryant）擊球時，球迷紛紛舉起手機拍照錄像。圖片來源：Jerry Lai/USA Today Sports
共情力鴻溝？
2013年一項研究的結果獲得了不少小說家的認可，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學者研究表明，閱讀小說能夠增強人們的共情能力。
也許很多文學老師（包括我）對這項研究結果都不屑一顧，因為這不過是給我們一直強調的東西敲下了實錘。文學作品讓我們有機會放飛自己的想象力，停留在這世界上其他人的經歷體驗中，而不是走馬觀花匆匆一瞥。但只有集中注意力，也就是隻有讓自己慢下來，儘量給自己長一點時間，去感受我們看到的東西，你才能抓住這種機會。
雖然這項研究也遭到了一些批評，但花時間看看散文、詩歌甚至是攝影作品的確讓我和學生們得以細細品味他人精彩的人生經歷。在思考這些作品中別人的人生是如何與我們當下的現實產生關聯的過程中，我們也不得不集中注意力。比如說詩人克勞迪婭·蘭金（Claudia Rankine）飽受讚譽的作品《公民：美國抒懷》（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就融文字與圖片於一體，以包羅萬象、多樣靈動的形式探索了當代美國的種族問題，讓讀者不得不仔細反思充斥於當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伯克茲說，“我越來越相信，在想象力中脫胎的藝術是應對信息爆炸危機的必要幫手。”
如果我們成天忙著拍照、修圖和分享，或者說注意力已經太過零碎，因為我們隨時隨地都在關注不斷湧出的新照片，那就不大可能擺脫“生活在媒體氣泡之中”的命運。
我們會錯過自己的人生，這世界的萬事萬物也得不到我們的理解和關注，而這些都是他們需要的，也是他們應得的。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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